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燕国太子喜欢收养门客,目的是对秦国报仇雪恨。
他到处招集有本领的人,这一年年底募得了荆卿。
君子重义气为知己而死,荆轲仗剑就要辞别燕京。
白色骏马在大路上鸣叫,众人意气激昂为他送行。
个个同仇敌忾怒发冲冠,勇猛之气似要冲断帽缨。
易水边摆下盛大的别宴,在座的都是人中的精英。
渐离击筑筑声慷慨悲壮,宋意唱歌歌声响遏行云。
座席中吹过萧萧的哀风,水面上漾起淡淡的波纹。
唱到商音听者无不流泪,奏到羽音荆轲格外惊心。
他明知这一去不再回返,留下的姓名将万古长存。
登车而去何曾有所眷顾,飞车直驰那秦国的官廷。
勇往直前行程超过万里,曲折行进所经何止千城。
翻完地图忽地现出匕首,秦王一见不由胆颤心惊。
可惜呀!只可惜剑术欠佳,奇功伟绩终究未能完成。
荆轲其人虽然早已死去,他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注释
燕丹:战国时燕王喜的太子,名丹。
强嬴:秦国。
荆卿:指荆轲。
商音、羽奏:商声和羽声。商声凄凉,羽声较激昂。
此篇大约作于晋宋易代之后。诗人以极大不热情歌咏荆轲刺秦王不壮举,在对奇功不建不惋惜中,将自己对黑暗政治不愤慨之情,赫然托出。写得笔墨淋漓,慷慨悲壮,在以平淡著称不陶诗中另具特色。
诗歌按照事件不经过,描写了出京、饮饯、登程、搏击几个场面,尤其着力于人物动作不刻画,塑造了一个大义凛然不除暴英雄形象。比如,“提剑出燕京”,写出了荆轲仗剑行侠不英姿;“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更以夸张不笔法写出荆轲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不神态。而“登车何激顾”四句,排比而下,一气贯注,更写出了荆轲义无反顾、直蹈秦邦不勇猛气概。诗中虽没有正面写刺秦王不场面,但从“豪主正怔营”一句,可以想见荆轲拔刀行刺之激那股令风云变色不虎威。
这首诗还通过环境气氛不渲染来烘托荆轲不精神面貌。最典型不是易水饮饯不场景。在萧杀不秋风中、滔滔不易水上,回荡着激越悲壮不乐声,“悲筑”、“高声”、“哀风”、“寒波”相互激发,极其强烈地表达出“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不英雄主题。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这是颇具眼力不。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此诗表面上看似一首写景诗,描绘了春日美好的景致;实际上是一首哲理诗,表达了诗人于乱世中追求圣人之道的美好愿望。全诗寓理趣于形象之中,构思运笔堪称奇妙。
首句“胜日寻芳泗水滨”:“胜日”,点明天时;“泗水滨”点明地点;“寻芳”,点明主题。一句中分三层叙说,特别是以“泗水滨”结穴,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寻”字不仅写出作者逸兴,也给诗歌添了不少情趣。
次句“无边光景一时新”,描写观赏春景中获得的初步印象。“无边光景”逆承首句“胜日寻芳”,说寻芳的结果。用“无边”形容视线所及的全部风光景物。“一时新”,既写出春回大地,自然景物焕然一新,也写出了作者郊游时耳目一新的欣喜感觉。这里不做细碎描写,不在一草一木一石上做剪贴,而是从极广大的空间落笔。
后两句用形象的语言,具体描绘了光景之新,抒写了寻芳所得。“等闲识得东风面”,句中的“识”字承首句中的“寻”字。“等闲识得”是说春天的面容与特征是很容易辨认的。意谓胜日寻芳,本不期望有无边光景的所得,今既有如此新鲜感受,不禁欢欣雀跃。“东风面”,把春气、春景形象化了,拟人化了,把“识”字落到实处。
末句“万紫千红总是春”,是说这万紫千红的景象全是由春光点染而成的,人们从这万紫千红中认识了春天,感受到了春天的美。这就具体解答了为什么能“等闲识得东风面”。而此句的“万紫千红”近承“东风面”,远承“无边光景”,对偶修辞,意象色彩强烈。诗以“总是春”收官,都落到“春日”上。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好像是写游春观感,但细究寻芳的地点是泗水之滨,而此地在宋南渡时早被金人侵占。朱熹未曾北上,当然不可能在泗水之滨游春吟赏。其实诗中的的“泗水”是暗指孔门,因为春秋时孔子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学,教授弟子。因此所谓“寻芳”即是指求圣人之道。“无边光景”所示空间极其广大,就透露了诗人膜求圣道的本意。“东风”暗喻教化,“万紫千红”喻孔学的丰富多彩。诗人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燃万物的春风。这其实是一首寓理趣于形象之中的哲理诗。哲理诗而不露说理的痕迹,这是朱熹的高明之处。
此诗是李白于泾县(今安徽皖南地区)游历桃花潭时写给当地好友汪伦的一首留别诗。诗前两句描绘李白乘舟欲行时,汪伦踏歌赶来送行的情景,朴素自然地表达出汪伦对李白那种朴实、真诚的情感;后两句先用“深千尺”赞美桃花潭水的深湛,紧接“不及”两个字笔锋一转,用衬托的手法,把无形的情谊化为有形的千尺潭水,生动形象地表达了汪伦对李白那份真挚深厚的友情。全诗语言清新自然,想象丰富奇特,虽仅四句二十八字,却是李白诗中流传最广的佳作之一。
诗的两句描写的是送别的场面。“李白乘舟将欲行”是说诗人就要乘船离开桃花潭了。那种语言不假思索,顺口流出,表现出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潇洒神态。“忽闻岸上踏歌声”,“忽闻”二字表明,汪伦的到来,确实是不期而至的。人未到而声先闻,从那热情爽朗的歌声,李白就料到一定是汪伦赶来送行了。这样的送别,侧面表现出李白和汪伦这两位朋友同是不拘俗礼、快乐自由的人。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诗的后半是抒情。第三句遥接起句,进一步说明 放船地点在桃花潭。“深千尺”既描绘了潭的特点,又为结句预伏一笔。
桃花潭水是那样的深湛,更触动了离人的情怀,难忘汪伦的深情厚意,水深情深自然地联系起来。结句迸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比物手法形象性地表达了真挚纯洁的深情。潭水已“深千尺”,那么汪伦送李白的情谊更有多少深呢?耐人寻味。清沈德潜很欣赏这一句,他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唐诗别裁》)显然,妙就妙在“不及”二字,好就好在不用比喻而采用比物手法,变无形的情谊为生动的形象,空灵而有余味,自然而又情真。
中国诗的传统主张含蓄蕴藉。宋代诗论家严羽提出作诗四忌:“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清人施补华也说诗“忌直贵曲”。然而,李白《赠汪伦》的表现特点是:坦率,直露,缺少含蓄。其“语直”,其“脉露”,而“意”不浅,味更浓。古人写诗,一般忌讳在诗中直呼姓名,以为无味。而《赠汪伦》从诗人直呼自己的姓名开始,又以称呼对方的名字作结,反而显得真率,亲切而洒脱,很有情味。
开头两句“踏阁攀林恨不同,楚云沧海思无穷。”开门见山,将离愁别恨和盘托出,而在用笔上,却又有委婉曲折之妙。一、二两句采用的都是节奏比较和缓的“二二三”的句式:“踏阁—攀林—恨不同,楚云—沧海—思无穷”。在这里,意义单位与音韵单位是完全一致的,每句七个字,一波而三折,节奏上较之三、四句的“四三”句式,“数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显然有缓急的不同。句中的自对,也使这两句的节奏变得徐缓。“踏阁”与“攀林”,“楚云”与“沧海”,分别在句中形成自对。朗读或默诵时,在对偶成分之间自然要有略长的停顿,使整个七字句进一步显得从容不迫。所以,尽管诗人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在表现上却又不是一泻无余的,它流荡在舒徐的节律之中,给读者以离恨绵绵、愁思茫茫的感觉。
三、四句承一、二句而来,是“恨不同”与“思无穷”的形象的展示。在前两句中,诗人用充满感情的声音歌唱;到这后两句,写法顿变,用似乎冷漠的笔调随意点染了一幅烟雨茫茫的图画。粗粗看去,不免感到突兀费解;细细想来,又觉得惟有这释写,才静隋真景切、恰到好处地表现出登楼怀友这一主题。
第三句秋风里传来“数家”零零落落的砧杵声,表现了五代南唐李煜《捣练子》“断续寒砧断续风”的意境。“秋山下”,点明节令并交代“数家砧杵”的地点。“秋山”的景色也是萧索的。全句主要写听觉,同时也是诗人见到的颇为冷清的秋景的一角。最后一句着重写极目远望所见的景象。用“一郡”形容“荆榛”,几乎塞满了全郡。而“寒雨中”三字,又给“一郡荆榛”平添了一道雨丝织成的垂帘,使整个画面越发显得迷离恍惚。这一句主要诉诸视觉,而在画外还同时响着不断滴落的雨声。
三、四两句写景,字字不离诗人的所见所闻,正好切合诗题中的“登楼”。然而,诗人又不只是在单纯地写景。砧杵声在诗词中往往是和离情连在一起的,正是这种凄凉的声音震动了他的心弦,激起了他难耐的孤寂之感与对故人的思念之情。秋风秋雨愁煞人,诗人又仿佛从迷迷潆漾的雨中荆榛的画面上,看到了自己离恨别绪引起的无边的惆怅迷惘的具体形象。因而。进入诗中的“砧杵”“荆榛”“寒雨”,是渗透了诗人思想感情的艺术形象,是他用自己的怨别伤离之情开凿出来的艺术境界。所以,三、四句虽然字字作景语,实际上却又字字是情语;字字不离眼前的实景,而又字字紧扣住诗人的心境。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采用虚实相生的写法。一、二句直抒,用的是虚笔;三、四句写景,用的是实笔。二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虚笔概括了对友人的无穷思念.为全诗定下了抒写离情的调子。在这两句的映照下,后面以景寓情的句子才不致被误认为单纯的写景。景中之情虽然含蓄,却并不隐晦。实笔具体写出对友人的思念,使作品具有形象的感染力,耐人寻味,又使前两句泛写的感情得以落实并得到加强。虚实并用,使通篇既明朗又不乏含蓄之致,既高度概括又形象、生动。
首三句先以“湛湛长空黑”烘托出胸中块垒,通过对昏黑风雨交加的描写,表达出词人忧虑国事、痛心神州陆沉的悲愤之情。满天密布深黑的乌云,再加上阵阵斜风细雨,使人心乱如麻,愁思似织,“乱愁如织”点出全篇主旨。重阳本来是登高之佳节,由于风雨凄凄,只能登上高楼,放眼遥望千山万壑,浩荡秋色。但“千崖秋色”,寂寞凄凉,会使人泪水滂沱。“白发”四句直抒“老眼”登览之所感。“神州泪”说明词人是为神州残破沉沦的“往事”而极度伤心洒泪。“神州”二字曾在词人词中反复出现,说明恢复中原是他念念不忘的头等大事。
“少年”三句遥接“老眼平生”,折笔追叙少年时代的豪兴与才情。但是目前却青春已逝,壮志成空,进一步突出了如今的家国之恨。“常恨世人”三句则有更深寄托。词人慨恨文士不顾国家多难,只想效法魏晋名士风流的狂客行径,每年在重阳节登高,总喜欢提起东晋孟嘉落帽的故事,把它称扬一番,毫无现实意义。“若对”两句,是说如自己这样的忧国志士,并不追慕魏晋风度,但对国破家亡的现状忧心如焚却又无能为力。词意至此急转直下,壮志未酬,词人在感愤之余,觉得自己既不能改变这种局面,在此佳节也只能赏黄花以遣怀,借酒浇愁了。“鸿北去”,目送飞鸿北去,抒发对故土的思恋。“日西匿”暗指南宋国势危殆,振兴无望。以天际广漠之景物作结,与首句呼应,意余言外。
上片写重阳节登高望远所引起的感喟。下片批评当时的文人只知搬弄典故的浮泛文风,表达出词人对国事和民生的极端关注。全词写景寓情,叙事感怀,以议论为主,借题发挥,感慨苍凉。主旋律是英雄失路融家国之恨的慷慨悲歌,意象凄瑟,既豪放,又深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