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苏武书》是一篇创作于西汉时期的散文,作者李陵。天汉二年,李广利率军伐匈奴右贤王,武帝召李陵负责辎重。李陵请求自率一军,武帝不予增兵,只令路博德为其后援,而路按兵不动,致使李陵步卒五千,深入匈奴,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军。苦战之后,又逢管敢叛逃,暴露了李陵兵少无援的军情,单于遂集中兵力围攻,李陵兵尽粮绝,北面受虏。降匈奴后,曾与被匈奴扣留的苏武数次相见。始元六年(前81),苏武得归,修书劝李陵归汉,李陵以此书作答。 这封信的主旨是为自己的投降行为解脱。信中战斗场面写得极有声色,显然是要说明,当时因为双方兵力悬殊,己方将帅的不顾大局,武帝处置(诛陵全家)失当,所以,自己投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进而使读者产生同情;此外,屡用强烈对比,如身处异域而怀念故土,以寡兵深入众敌而浴血奋战,苏武持节荣归而自己居人篱下,确实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这篇文章,学者多认为系后人伪作。但《文选》中收入,当系选自《李陵集》中,故其写作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汉代。
信中战斗场面写得极有声色,是要说明,当时因为双方兵力悬殊,己方将帅的不顾大局,以及后来武帝处置失当(诛杀李陵全家),所以,他的投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进而使读者产生同情;此外,屡用强烈对比,如身处异域而怀念故土,以寡兵深入众敌而浴血奋战,苏武持节荣归而他居人篱下,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这篇文章,学者多认为系后人伪作。但《文选》中收入,当系选自《李陵集》中,所以该文的写作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汉代。
前99年(天汉二年),李广利率军伐匈奴右贤王,汉武帝召李陵负责辎重。李陵请求自率一军,武帝不予增兵,只令路博德为其后援,而路博德按兵不动,致使李陵带着步卒五千,深入匈奴,面对数十倍于己方的敌军。苦战之后,又逢管敢叛逃,暴露了李陵兵少无援的军情,单于于是集中兵力围攻,李陵兵尽粮绝,北面受虏。降匈奴后,曾与被匈奴扣留的苏武数次相见。前81年(始元六年),苏武得归,修书劝李陵归汉,李陵以此书作答。
李白这首《长歌行》深受同题古辞的影响。长歌行古辞或写及时建功立业,不要老大伤悲;或写游仙服药,延年长寿;或写游子思乡,感伤人命短促。陆机《长歌行》恨功名薄,竹帛无宣;谢灵运《长歌行》感时光流速,壮志消磨;梁元帝《长歌行》写及时行乐;沈约《长歌行》写羁旅行后倦恋金华殿,功名未著,竹帛难宣。总之李白之前运用长歌行古题者,均触景感时,抒写悲伤之情,寄寓着他们对美好人生的追求,以及追求不得的怅惘感伤的心灵。李白由此感悟人生,联想反思自己功业无成,游仙不果,重蹈古人的覆辙,陷入痛苦之中,不抒不快。于是尽情倾吞,激昂文字,悲歌式的心灵,融汇着千古人所共有的情愫,感发着人意,体验着人生的苦乐。
此诗前十句为第一段。
开端两句,总述桃李迎春得朝阳而鲜花怒放,争芳吐艳,然而它也只是荣华当年。一年一度春芳桃李,这是自然规律,因而桃李花开是春天的象征,是美好的象征。经过幽闭冬藏的寒日笼照之后,转而接受春日温暖的朝阳抚摸,使大地万物顿感复苏,呈现了活跃的旺盛的生命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精神倍增,昂扬奋进,这是物之常理与人之常情。故人们把人生美好时刻称之为青春。可是作者认知不限于此,而更深入探索桃李迎春吐艳,其条件是须春阳细腻的化育,苦心无私地用功,生存发展离不开春日阳光。由此作者更悟出君臣关系的相互依存的道理,预伏后面“功名不早著”之因。日这个描写意象在古诗中曾有象征君王之意。桃李遇春阳而开,贤相逢明君而荣,自然常律与人事常理,有其相似之点,明写桃李,暗喻君臣事理。这可能是用“得日开”的甘苦用心吧!美好意象的描写,深含着美好感情与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美虽美;但尤感不足之处,只是荣华当年,因而更值得珍惜。
接着作者连用四句诗赞美春光之妙用,“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枯枝无丑叶,涸水吐清芬。”东风送暖,遍吹大地万物,阳气萌发,万物从蛰伏中苏醒,争现新姿,构成了一个生命律动的美的境界。因而草木尽欲显露英姿,冬日的枯枝丑叶败落净尽。“无丑叶”的对应之意是“竟美叶”。已经乾涸的水泉,也喷吐着清香的水柱。这四句从开端的桃李花开一点,铺叙春回大地的全景。桃李艳美又衬托东风不停地化育万物,草木换新颜,涸泉复吐清芬,尽现出春之美,写出春之境界。总上六句诗正是诗人触景所生之美感,又以平淡自然的文字与诗句,绘成春光美的形象与意境,诗人入于境中,而又出于境外,妙笔生花,与境冥合。于平淡的描写中凝聚着深蕴美与哲理性认知,然而它绝不同于自然教科书的说理。
这一段后四句则由上面春光境界的描写而转入讨论,发抒感慨,寻求造成这一美景的力量来源。“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作者依据中国古代哲学家见解,也认为这是自然界的神力,运转天地,故而有春、夏、秋、冬四季,因而也就生成了宇宙中万物的自然生存、发展、死亡的各自规律,形成了不同季节的不同景象。不过人们总是偏爱春日,而厌恶冬日,不过这是当时人们无法改变这一阴阳变化的规律。当然他们也从天地运行不止,时光流速,永无停止中,观察万物的生衰,包括人的生老病死,悟出了一个人生道理,人亦应如春日桃李花一样,要在青春的美好时刻,展示怀抱,建立丰功伟业。生时为人们仰慕赞美,死后美名留青史,千古流芳。可是在现实中的李白,虽有美好的理想和作人的价值观,以及奋进不止的精神,但由于得不到“日”(皇帝)的温暖抚育,年华老大,驾着六龙的日神车,驭手羲和又催赶不停,如不能在青春时早立功名,就更不能留名于竹帛的史书之中。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故深为痛恨。外在的无形压力与内在愤激之情的积郁,终于迸发出忧患不平的心声。从过去的借鉴,目前的现状,到未来的预测,拓展时空,言浅而意深,雅正而浑厚,发展了五言古诗的传统特点。诗写到这里诗情与意旨都该停顿,但留给人们的是为何功名不早立,结局又是如何的悬念。
诗的后十句为第二段。
头两句照应开端,深化诗意。桃李既然是专在追求青春,应青春而显美容。那么有人能赊取太阳,使其不动,青春不是永在吗?“谁”字有疑问之情,本是不能之事,设想其能,从幻想中慰勉自己,从幻境中享受快感,从而减轻了心里压力,从困境得到解脱。
然而幻想是暂时的,当其转化为现实之时,也就从狂热转化为冷静,用理智滤取生活的轨迹,明确是非与得失,于是铸成“富贵与神仙,蹉跎两相失”的痛定思痛的诗句。对于自己的言行作出了新的判断,知昨日之非。追求富贵功名,神仙长生,这是统治阶级的享乐意识和人生价值观。当了官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标志,自然富而且贵。于此又滋生长生不死的幻想和妄求,目的永远保持自己的权贵地位与富裕的生活条件,名与利两收。求官不得则游仙,表示超然物外,清高自恃,平等官吏,也能获得美名。可在唐代它又是作官的终南捷径,初盛唐的封建士人多通此径。李白亦不例外,拜谒官吏,寻访名山高僧仙师,获取功名富贵。于今两相失败,一事无成,虚度年华,悔恨不及,再次跌入痛苦的深渊之中。
进而想到古人曾说的“人生非金石,”“寿无金石固,岂能长寿考”,于是发展成为“金石犹销铄,风霜无久质”。就算人生如金石之固,可金石在长久的风霜侵袭与磨蚀之下,也会使完整之体粉碎为沙砾,更不用说人又不是金石。春之桃李、草木、清泉等也自然难以保持它们春日美姿了。言外之意,人不能长生,其功名富贵就要及早得到,否则就有得不到危险;既或得到了也难以长存。所以古人求仕的经验,“早据要路津”,实现竹帛留名的人生价值。表面上看这两句与前两句无关,然而它是似断实连,是对游仙长生的否定。诗意的发展,感情跳荡,思潮起伏的写照,因而表现为诗句的跳跃性,留给人们以悬念,追求究竟,诱人深入,弄得水落石出。
当其悔恨昨非之时,必然改弦更张,作出新的抉择,“畏落日月后,强欢歌与酒。”及时行乐,纵情歌唱,酣饮消忧。否则就要落在时间的后面,衰朽之躯,想行乐也不可能了,空空地走向死亡世界,白活了一生。一个“强欢”,透露出其内心曲隐之愁情,是不情愿地造作欢情,是无欢心地造作欢情,是借歌与酒消解胸中愁情,是一时的麻醉。这种有意识麻醉自己是心灵更痛苦的表现,这是李白艺术上超常的表现,发人人所感而尚未意识到的内心深曲。这是大家路数,而非小家捉襟见肘的手法。
然而,就是这一点强作排解的自我克制的希望,也难以达到与满足,痛心地写下了结尾诗句:“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严酷的秋霜从无仁爱之心,萧杀万物,于人也无所惜,突然间降临,侵害蒲柳之姿。蒲柳为草木之名,体柔弱而经不起风霜,经霜而枯枝败叶,苦无生机。这里是用典,《世说新语》记载,顾悦与梁简文帝同岁,而顾发早白。简文帝问顾“卿何以先白?”顾答:“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经霜弥茂。”蒲柳之姿是顾自指,松柏之姿喻简文帝。李白用此典切合自己身份,微贱之躯,经不得风霜摧残。秋霜这里既是自然的威力,同时又是象征邪恶的政治势力的残酷打击。以不可抗御的力量打击毫无准备的柔弱微贱之躯,其结果不言自明。结句不仅含蕴丰厚,而感情也至痛。令人不平,催人泪下。真是可以称作长歌当哭之作。
李白这篇乐府诗综合前人同题之作的长处,而自成一格,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清新俊逸,奇伟特出,是大家手笔。诗以比兴诗句开其端,触景生情,但它并非泛咏桃李荣谢,人生无常,及时行乐之作,而是表现出用常得奇,抒写出超出常人的胸怀壮思,生命的价值。绝非庸庸碌碌的小人私欲,它是盛唐时代精神的高扬。它描写出一代人的精英的爱国衷肠,对美好的自然春景的赞颂,对爱美与追求美好理想的倾诉,对自己事业无成的愤懑及自我解脱不成的痛苦,敞开心扉,让人们尽情了解他的内心衷曲。一颗跳荡的心,激荡的变化,万端的感情,牵动着优美的自然画面,透视出社会的不公正。美好理想总是难以兑现,为此而忧患着,抗争着,终不免遭受秋霜的厄运。美好的人性遭受摧残,不是一个时代的现象,而是阶级社会中共有的现象。盛唐社会尤其如此,令人深思。
李白成功地塑造这天才者遭受厄运的心象,还借助于他熔铸古诗的叙事、抒情、议论手法于一炉,运用得出神入化,挥洒自如,成为一个完整艺术表现体系,只见诗境美,而不见技法。这正是李白所追求的清真美。
《钴鉧潭记》是《永州八记》的第二篇。文中通过记叙钴鉧潭的由来、描绘水潭四周的景物,表达了作者希望能够摈弃尘世烦扰、摆脱官场险恶,使身心获得放松,并使精神获得解脱的思想感情。
作者从冉水着笔:“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奔注”二字描状冉水强悍的生命力,大有迅猛而来,一泻千里之势,但却遇上了屹立不动的山石挡住了去路。“奔注”之水抵石而下,但“抵”不过山石,只得“屈折东流”了。经过山石激荡后的溪水,变得更加湍急狂暴了,“啮其涯”,直到“啮”完了水涯的沙土,奔注之水全部流到潭中,有所归依才停止。在此,作者以飞动的笔势写出了湍急的溪水景象。接下来,作者则描绘“旁广而中深”的水潭。约有十亩大的潭水则显得格外的平静,格外的清澈。至此,作者的笔势也由峻急而变得平缓起来,不仅表现了溪水因落差过大而迸发出的巨大冲击力,而且进一步写出了溪水“流沫成轮”的又一性情,生动地描画出旋涡溅沫卷雪、旋转如飞的奇景。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山水是流动变幻、神秘瑰伟的,并且是有着强悍的生命力的锦绣画卷。这与作者顽强执着、自信自强的意愿相合,让其精神为之一振,作者长时间被压抑的内在不屈与傲岸的情绪得到了宣泄。
冉水由“奔注”而遇阻,而“屈折”,而“荡击”,而“啮”食,直至冲出个水潭来。这是一种充满了力度、骨气凛凛的壮观之景。“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这又是一种安宁疏朗,深婉幽美的恬静之景。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山水有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人只有与大自然融合一体,才能识得天机,悟透人理。在柳宗元笔下,永州山水完全是为“我”而独有的。其一草一木,一泉一石,动静远近等等,都是或兴发感慨,或寄寓哲理的抒情载体。
第二段笔锋一转,由写景过渡到叙事,叙述得潭经过时带出一个社会问题:钴鉧潭岸边上居住的一户人家,见作者多次去那里游玩、观赏,有一天,便来敲门相告:因受不了官租私债的重重负担,要躲避到山里去开荒,情愿把潭上的田地卖给作者,以缓解当前的困境。作者“乐而如其言”,把田地买了下来。这仿佛是把贫民的“忧”变成了自己的“乐”。其实相反。联系作者自身的遭遇和《捕蛇者说》等文所反映的情况,就不难想见他此时的心情。如前所说,作者寄情山水,本来是想逃避现实,排遣忧闷,然而尖锐的社会矛盾,直扩展到山巅水涯,如何逃避。一个由于企图改变黑暗现实而被放逐的人仍然不能不面对政治苛虐、生民涂炭的现实,他的忧闷就不能排遣得了。然后作者“崇其岩,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淙然”。作者对潭进行了一番精心的改造,使钴鉧潭的环境便更优美了,更宜于“中秋观月”,更宜于站在潭上见天之高,气之迥了。只有在这幽丽清爽的大自然中,在这“天高气迥”的境界中,他才能真正获得解脱。
文章到此,作者沿着买田修潭的经过,再度抒发感慨,绾合二者,收束全篇。“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作者说因此潭而忘故土,但在这“乐”的背后,也流露出心底的隐隐哀愁。表面上说因此潭而忘故土,实则故土并不能忘。正所谓“不思量,自难忘”,这种忧郁,这种期待,始终剪不断,理还乱,这便是作者的矛盾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