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谓的诗,不事刻意经营,常常浅白得有如说话,然而感情真挚,自然蕴藉,如这首诗,就具有一种淡妆的美。
开篇一联即扣紧题意,写洞庭秋色。“八月洞庭秋”,对景兴起,着重在点明时间。“潇湘水北流”,抒写眼前所见的空间景物,表面上没有惊人之语,却包孕了丰富的感情内涵:秋天本是令人善感多怀的季候,何况是家乡在北方的诗人面对洞庭之秋。湘江北去本是客观的自然现象,但多感的诗人联想到自己还不如江水,久久地滞留南方。因此,这两句是写景,也是抒情,引发了下面的怀人念远之意。颔联直抒胸臆,不事雕琢,然而却时间与空间交感,对仗工整而自然。“万里梦”,点空间,魂飞万里,极言乡关京国之遥远,此为虚写:“五更愁”,点时间,竟夕萦愁,极言客居他乡时忆念之殷深,此为实写。颈联宕开一笔,以正反夹写的句式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愁情:在乡愁的困扰下,翻开爱读的书籍已然无法自慰,登酒楼而醉饮或者可以忘忧。这些含意诗人并没有明白道出,但却使人于言外感知。同时,诗人连用了“不用”、“偏宜”这种具有否定与肯定意义的虚字斡旋其间,不仅使人情意态表达得更为深婉有致,而且使篇章开合动宕,令句法灵妙流动。登楼把酒,应该有友朋相对才是,然而现在却是诗人把酒独酌,即使是“上酒楼”,也无法解脱天涯寂寞之感,也无法了结一个“愁”字。于是,尾联就逼出“有怀”的正意,把自己的愁情写足写透。“故人京洛满”的热闹与诗人独处异乡的冷清形成鲜明对照。在章法上,“京洛满”和“水北流”相照,“同游”与“为客”相应,首尾环合,结体绵密。从全诗来看,没有秾丽的词藻和过多的渲染,信笔写来,皆成妙谛,流水行云,悠然隽永。
淡妆之美是诗美的一种。平易中见深远,朴素中见高华,它虽然不一定是诗美中的极致,但却是并不容易达到的美的境界,所以北宋诗人梅圣俞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清雅中有风骨,素淡中出情韵,张谓这首诗,就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
“山绕平湖波撼城,湖光倒影浸山青”两句词人运用了两个色彩迥异的动词“撼”、“浸”,前者修饰出一双巨臂摇荡着水中的孤城的画面,施展力与暴;后者刻画了少女的柔指轻抚着情人,展现了情与爱的绵柔。两个字描写了湖水的刚与柔,对比鲜明地描写了自然美景的神秘。“水晶”二字体现其玲珑剔透,“欲三更”表明了时间,暗示了词人在此游玩至深夜,衬托景色之美。“露荷翻处水流萤”,“流萤”二字作喻形象表现出荷叶沾染了露水后的清莹明丽。“雾柳”句通过“暗”、“度”二字写尽了柳的朦胧、月的舒缓;“露荷”句则凭借“翻”、“流”二字传达了露荷的圆润、萤的飘忽,“萧萧”带有自嘲的意思,也体现了词人的自由潇洒,“散发”体现了词人的不羁。
上片一开始,词人以雄浑的气势推出了一个荡人心魄的画面:平湖环绕,波涛震天,孤城独立。孟浩然《临洞庭》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词人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和孟诗有暗合之处,但只是客观物象和由此引起的苍茫阔大的意绪在形式上的自然重叠,而不是主观上的刻意模仿。下句意境突变,“湖光倒影浸山青。”词人展现了一个平静而恬淡的画面:湖光潋滟,山色青葱,荡漾着沉醉的氤氲。这恰恰和以上波涛震天的慑人气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画面的转换不但体现了动中有静、刚中有柔的自然景观上的复杂的情趣,而且在情绪上带来了大起大落。末句“水晶楼下欲三更”是对以上画面意境上的补充,它为词人所咏叹的景物笼罩上了一层朦胧的神秘的氛围。“三更”点明时在深夜,从而为下阕对夜景的具体描绘作了过渡性的铺垫。
到了下片,词人意犹未尽,仍然陶醉于自然景观之中。所不同者,此时词人所刻画的夜景主题愈加明了,“雾柳暗时云度月,露荷翻处水流萤”两句正体现了这一变化,前句暗合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中“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情韵,后句又为这销魂的意境增添了几许生意、几许亮色——露珠敲荷,流萤相逐。这两句不仅意境幽美,而且对仗和遣词也极为精工、贴切。由于词人从细微的感触着笔,表现了一种缠绵的风情。词人疲于世情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与升华,滋长了一种放旷的情怀,正如他在结句中所说的:“萧萧散发到天明”——词人为自己勾画了一个超脱者的形象。它虽没有张孝祥在《念奴娇·过洞庭》中所表达的“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的人格上的阔大与深厚,但却有其“不知今夕何夕”的达观与迷恋。
这是一首描写湖景的清新隽永的小词,上片写湖水由昼至夜的变化,始而波涌撼城,继而平静如镜,浸山映楼。下片写夜景变化,月阴时柳晤笼雾,荷翻时露流如萤。诗情画意,使词人流连至天明。总观这首词,它的重心在于写景,通过景观的变化带动情绪的升沉。因此,全词只有末句直抒胸臆,但词人思想与情感却暗藏于全诗,于“景”的空灵中无处不感到“情”的渗透与激荡。
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