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的主旨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讽刺现实之作，一说是赞美正直官吏之诗。全诗三章，每章四句。从表现手法说，属赋体。诗人以衣喻人，从羊羔皮制的朝服的质地、装饰，联想到穿朝服的官员的品德、才能，极其自然，也极为高明。

　　《郑风·羔裘》这首诗，起笔描述羔裘的外在美，作者具体而微地描写了羊皮袍子的皮毛质地是如何的润泽光滑，袍子上的豹皮装饰是如何的鲜艳漂亮。然后才赞美穿此羔裘的人的内在美，写外在美的目的是通过对羊皮袍子的仔细形容，和对其中寓意的深刻揭示，借以赞美穿羊皮袍子的官员有正直美好能舍命为公的气节，有威武勇毅能支持正义的品格。总而言之，人衣相配，美德毕现，这位官员才德出众，不愧是国家的贤俊。外在美、气质美和品行美、形象美高度统一。这样理解符合认为此诗主旨为赞美优秀官吏的说法。

　　这首诗，从表现手法说，属赋体。作者以衣喻人，从羊羔皮制的朝服的质地、装饰，联想到穿朝服的官员的品德、才能，极其自然，也极为高明。因为衣裳总是人穿的，从衣裳联想到人品，再自然不过了。至于一个人的品质、德性要说得很生动、形象，就不那么容易，而此诗作者的聪明之处，也在这里。他用看得见的衣服的外表，来比喻看不见、感得到的较为抽象的品行德性，手法是极为高明的。比如，从皮袍子上的豹皮装饰，联想到穿这件衣服的人的威武有力就十分贴切，，极为形象。但作为一首讽刺诗来说，有些过于含蓄，以至千百年来聚讼不已。

　　《水龙吟·浮翠山房拟赋白莲》全篇围绕“白莲”。词人用笔把白莲作为一个淡妆少女描绘，是咏莲词中的一篇佳作。

　　上片“淡妆人更婵娟，晚奁净洗铅华赋”，从外部形象上写白莲本色。紧扣“白”字，花中有人，风姿绰约。“泠泠月色，萧萧风度，娇红敛避”，词人对首二句的描绘而进一步加以渲染、烘托。“泠泠”“萧萧”描绘了白莲的“淡妆”的同时也写出白莲的精神状态。向以红色娇媚与洗净铅华腻粉的白莲相比，却要“敛避”，以此说白莲之美，则不言而喻。至此为白莲所绘之彩之形，已形神俱得。“太液池空，霓裳舞倦，不堪重记”借典故来追述白莲受宠的史迹。《天宝遗事》载，唐明皇与杨贵妃共赏太液池中白莲，白居易《长恨歌》也有“太液芙蓉未央柳”的诗句。这些可惜已成历史陈迹，贵妃醉中舞《霓裳羽衣》，唐玄宗龙颜大悦。曾经的华美盛景，如今却一转为“空”“倦”。以“不堪重记”收束繁华往昔，点明白莲已凋、盛时已往的今朝。“叹冰魂犹在，翠舆难驻，玉簪为谁轻坠”反承“不堪”句意而来，又开一个层次转写眼前白莲的遭遇。“翠舆难驻”“玉簪轻坠”是指时序更换，指白莲凋零，狼藉池塘，众芳芜秽。

　　下片“别有凌空一叶，泣清寒、素波千里”以萧索景象为背景，写白莲凋落之后的景况。首先写“凌空一叶”立于千里清寒素波之上，笔意较为奇特。写莲房垂露，在梦里怀恋着它那过去的纷华。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凌空一叶”“素波”让读者不禁想起当时漂泊海上的南宋流亡政权。“泪湿”“恨远”形容白莲的凄苦，同时也可看作是暗指南宋彻底灭亡一事。“羽扇生秋，琼楼不夜，尚遗仙意”转写秋天月夜之下，残荷虽残，而“仙意”尚留。以“羽扇”句写秋，以“琼楼”句写月。奈香云易散，绡衣半脱，露凉如水。总括白莲凋残，虽然冰魂犹在，无奈香消衣脱，冷露凌逼，语调悲凉至极。

　　这是一首“长调词”，但构局开合多变，擒纵自如。起笔至“娇红敛避”，词人以散骈结合的笔法，描绘白莲形象；随之三句忽然另辟天地。“冰魂”三句，转笔收揽，而于下片换头再次转笔，作进一步推阐。用笔，曲折往复，卷舒之间，一无沾滞，显示了长调“构局贵变”的特点。从咏物的角度看，词人把“白莲”写得形神俱备，写白莲却无二字，寄慨亡国，却也幽极静极，这是一首意境深远的咏白莲词。

　　“早起见日出，暮见栖鸟还”运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早见蒸蒸日出、晚见归鸟还巣的忧伤感怀图，诗人触景生情：见日出，见栖鸟，不见众鸟，不见孤云，表达出诗人无可奈何的孤寂心声。正如白居易《夜雨》：“我有所感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的无限向往和百结愁肠。

　　“客心自酸楚，况对木瓜山”写诗人客居他乡，内心本已酸楚，再看到木瓜山，想起酸涩的木瓜，心中就更酸了。“客心”、“酸楚”是诗歌中的意境情感，“木瓜山”，是诗歌中的形象事物。这三个诗词，有清晰有模糊，有实体有虚象，有眼里的更有心中感悟的，使得诗歌的语言凝练，渲染氛围，加深诗人客居酸楚之感。

　　此诗语极平常，而意甚含蓄，字字辛酸。诗人触景生情：早见蒸蒸日出，而悲自已穷途潦倒，想要过神仙那样的无拘无束的生活，然而真当他处于寂寞境地的时候，又难免生出许多忧伤和悲愁。晚见归鸟还巣，而悲自已去国离乡，看透了现实世界的混沌，想起各种人情世故，更增一份凄楚。木瓜味酸苦，诗人望见木瓜山而感怀身世，感触漂泊生活的孤寂，内心倍感酸楚，流露出李白忧伤悲愁的情感。

　　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