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赞美说
汉儒对《羔羊》篇的解释主要有毛齐鲁韩四家,其中毛诗的解释来自《毛诗正义》,而齐鲁韩三家诗几乎都已亡佚。 现依据王先谦之说,取其书《诗三家义集疏》中认定的齐鲁韩三家诗说观点。在《羔羊》篇中,“羔羊”、“素丝”、“退食”、“委蛇”四词是该诗的关键词,其中“羔羊”是主旨的代表,故理解汉儒对《羔羊》篇的解释,应先从后三词开始,再分析“羔羊”所代表的主旨。
“素丝”。在《诗三家义集疏》的资料中,齐氏认为“素丝”指“君子朝服”;韩氏则认为素喻絜白,丝喻屈柔;注鲁诗的谷永注“素”为“行絜”,王逸注为“皎洁之行”;毛氏注为“白也”。《诗三家义集疏》总结为:“薛以性言,谓其心之精白,谷王以行言, 美其行之洁清也。‘丝喻屈柔’者,屈柔以行言,立德尚刚而处事贵忍,故屈柔亦为美德。 ”; 可见,齐氏是从“素丝”作为社会服装的角度进行分析以确定身份地位为大臣,而其余诸家则抓住其本身“白”与“柔”之特性,认为“素丝”是用来赞美大臣之高洁、谦忍。
“退食”。 王先谦先生梳理齐鲁韩三家诗注,认为“‘退食自公’者,自公朝退而就食,非谓退归私家。 永疏‘私门不开’,正释‘公’之义。卿大夫入朝治事,公膳于朝,不遑家食,故私门为之不开也。 ”; 而《毛诗正义》中先列郑玄笺,云退食意谓减膳。再引孔颖达正义释“减膳”之意:“减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今为节俭减之也。 ”后引王肃、孙毓“减膳”论“减膳”为合理合制之举。故从身份属性上来讲,两种解释都将对象定义为朝堂之臣,非宦官等类属。 从特征属性来看,则知此人尊制守法,依朝廷之律,依传统之令,非标新立异或先斩后奏之人,可谓是遵从、执行制度法令的模范,是朝廷形象的代言。
“委蛇”。 毛氏注曰:“委蛇,行可从迹也。 ”又言:“既外服羔羊之裘,内有羔羊之德,故退朝而食,从公门入私门,布德施行,皆委蛇然,动而有法,可使人踪迹而效之。 言其行服相称,内外得宜。 ”郑玄笺云:“从于公,谓正直顺于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节俭而顺,心志定,故可自得也。 ”; 韩氏注为:“逶迤,公正貌。 ”; 二者看似不同,实则互补。 恰如陈启源所云:“毛‘委蛇’传以为‘行可迹踪’,韩‘逶迤’训作‘公正貌’,两意义正相成,为其公正无私,故举动光明,始终如一,可从迹仿效,即毛序所谓正直也。 ”; 可知所美大臣之言行,首先是公正无私的,非弄权之人。 其次,该人言行有迹可循,则可使人仿迹模仿,谓其人有影响力,是值得他人对其进行赞美乃至宣扬的。
“羔羊”为此诗篇之题,也是该诗主旨的代表,因而应以“羔羊”为核心来分析该诗主旨。 《毛诗正义》:“《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 ”后注:“《鹊巢》之君,积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竞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 ” 《诗三家义集疏》:齐说曰:“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辅政扶德,以合万国。 ”韩说曰:“诗人贤仕为大夫者,言其德能称,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进退有度数也。” 据此可知,该诗的主旨是赞美有德行之君子, 不同在与有的学者认为是在赞美召南大夫,而当时其他的学者认为是美召公, 毛氏则只说 “在位卿大夫”。实际上,召公于周朝亦是在朝之臣,故综合来看,可将《羔羊》一诗的主旨定为赞美有德之大臣。
讽刺说
对这首诗表现特点的理解,要反美为刺。即是说,全诗不用一个讥刺的词,更没有斥责之语,诗人只是冷静而客观地抉取大夫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一个小片断,不动声色用粗线条写真。先映入诗人眼帘的是那官员的服饰——用白丝线镶边的羔裘。毛传说“大夫羔裘以居”,故依其穿戴是位大夫。头两句从视觉来写,暗示其人的身份,第三句是所见也是所想,按常规大夫退朝用公膳,故诗人见其人吃饱喝足由公门出来,便猜想其是“退食自公”。《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公膳,日双鸡。”杜预注:“谓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这与当时民众的生活水准相对照,有天上地下之别,《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阐述的符合王道的理想社会,在丰收年成,也才是“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而大夫公膳常例竟是“日双鸡”,非常奢侈。诗人虽然没有明言“食”是什么,以春秋襄公时代的公膳例之,大约相差无几。诗人生活在同时代,一见其人“退食自公”必然有所触动,想得很多,也许路有饿殍的惨象浮现在他眼前。正因为如此,所以厌恶之情不觉油然而生,“委蛇委蛇”诗句涌出笔端。这第四句“美中寓刺”,可谓点睛之笔,使其人仿佛活动起来:你看他,慢条斯理,摇摇摆摆,多么逍遥惬意。把这幅貌似悠闲的神态,放在“退食自公”这个特定的场合下,便不免显出滑稽可笑又丑陋可憎了,言外诗人的挖苦嘲弄可以想见: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实则是个白吃饭的寄生虫!三章诗重复这个意思,回环咏叹,加深了讥刺意味。各章三、四两句,上下前后颠倒往复。
这首词写出浴后的美人,将女子出浴后的美貌和娇绾刻画得尽绾极妍,十分生动传神。
开篇首句“碧沼莲开芬馥”是写景,写池塘里莲花开放、飘散芳香,以环境烘托女子之美;也可视为是用象征的手法,写浴中的美人。
“双髻”二句从发型、容貌和眉毛几方面写女子出浴后的美貌;“雅绾”二句写她出浴后姿绾的优雅和肌肤的雪白,其中“雪映钿装金斛”将浴女头上首饰与雪白肌肤映照,画面细致活脱,光彩照人。
末二句“水溅青丝珠断续”先写美人长发在碧水中濯洗,生动传神,颇富生活真是的清韵;“酥融香透肉”则透过视觉、嗅觉、味觉的通感,表现美人诱人的神情,其描画女性人体美的直觉,穷其精妙,可与西方人体油画名作库尔贝的《波中之女》并读。
该词写女子碧莲池中沐浴的情景,美而不俗,艳而能雅。在封建礼教的时代,这是篇大胆的逆经叛道的作品。另有观点认为:作者对双鬟,金斛,青丝不惜重笔精美刻画,生生描绘出一个香艳诱人,尽绾极妍的美娇娃。然而最后一句“酥融香透肉”赤裸裸解释了作者之意,不过是把女性当做一种一饱眼福的风景,勾起性欲的玩物来描写。这种“男子作闺音”实际上是男权社会中对女性赏玩控制的文学宣示。
这套曲子是关汉卿散曲的代表作。全曲以生动活泼的比喻,写书会才人的品行才华,具有民间曲词那种辛辣恣肆和诙谐滑稽的风格。“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这正是关汉卿坚韧、顽强性格的自画像。正是这样的性格,使他能够终身不渝地从事杂剧创作,写出一篇篇的伟大作品。白朴的词和曲,则是另一种风格。他一般注意意境,能和谐地借景描物来衬托人物心理。虽然不少作品也是表现闺怨哀愁,但很少当时散曲中轻佻庸俗的通病,文字清丽,颇有诗意。
依照曲文看,这首套曲当作于中年以后,当其时,元蒙贵族对汉族士人歧视,战乱造成人们生活的颠簸,加之科举的废置,又堵塞了仕途,因而元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怀才不遇,“沉抑下僚”,落到了“八娼九儒十丐”的地步。在文人群体内部急遽分化之际,关汉卿却选择了自己独立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岁月沧桑的磨炼,勾栏生活的体验,使他养成了一种愈显成熟的个性,那就是能够突破“求仕”、“归隐”这两种传统文人生活模式的藩篱;那就是敢于将一个活生生的人与整个封建规范相颉颃的凛然正气;那也就是体现了“天地开辟,亘古及今,自有不死之鬼在”(钟嗣成《录鬼簿序》)的一种新的人生意识。正是在这首套曲中,诗人的笔触将读者带进了这样意蕴深广的心灵世界。
在首曲〔一枝花〕中,诗人以浓烈的色彩渲染了“折花攀花”、“眠花卧花”的风流浪子和浪漫生活。“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花”,句中的“出墙花”与“临路花”均暗指妓女,“攀花折花”,则是指为世俗所不齿的追欢狎妓,诗人有意识地将它毫无遮掩地萦于笔端,恰恰是体现了他对封建规范的蔑视和对生活的玩世不恭。因此,诗人在首曲短短九句诗中,竟一口气连用了六个“花”、“花”。“花攀红蕊嫩,花折翠条柔”——这是说:攀花折花要攀嫩的红蕊、折柔的翠条。
“凭着我折花攀花手,直煞得花残花败休”。——这是显示他的风月手段。勾栏妓院中浪漫放纵的生活情趣,其间不免流露了一些市井的不良习气,诗人的这种情调实质上是对世俗观念的嘲讽和自由生活的肯定。“浪子风流”,便是他对自我所作的评语。“浪子”,这种本是放荡不羁的形象,在此更带有一种不甘屈辱和我行我素的意味,因而结句写道:“半生来折花攀花,一世里眠花卧花”。“半生来”,是对诗人自己“偶倡优而不辞”(《元曲选序》)生涯的概括;“一世里”,则是表示了他将在一生中的着意追求。
随着曲牌的转换,“序曲”中低回的音调顿时变得清晰明朗,格调高昂:“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郎君”、“浪子”一般指混迹于娼妓间的花花公子。而世俗观念正是以之为贬,对与歌妓为伍的书会才人视为非类。关汉卿却反贬为褒,背其道而行之,偏以“郎君领袖”、“浪子班头”自居。不难发现,在这貌似诙谐佻达中,也分明流露出一种对黑暗现实的嘲谑和对自我存在价值的高扬。然而现实中的非人遭遇,毕竟也曾产生过“十分酒十分悲怨”(《新水令》),所以才“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但一旦陶醉在自由欢乐的生活气氛中时,“分茶攧竹,打马藏阄,五音六律滑熟”,顿时又感到“甚闲愁到我心头?”接着,诗人以三个连环句尽情地表现了风月场中的各种生活,以及由此而发的满足和自幸:我曾与歌女作伴,妆台前拨弄着筝弦,会意的欢笑,使我们舒心地倚在那屏风上;我曾与丽人作伴,携着那洁白的手真感到心甜,我们并肩登上高楼,那是多么喜气洋洋;我曾与舞女作伴,一曲《金镂衣》真动人心肠,我捧起了酒杯,杯中斟满了美酒佳酿。诗中,作者有意选择了循环往复的叙述形式,热情洋溢地展示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从而显示出他那极其鲜明的人生态度。正因此,当有人劝慰他“老也、暂休”时,诗人便断然予以否定:“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占排场”,这是宋元时对戏曲、技艺演出的特殊称谓。显然,关汉卿把“占排场”视作“风月功名”之首,已经不是指追欢狎妓之类过头话,而是严肃地将“编杂剧,撰词曲”作为自己的事业和理想。也正基于此,他才“更玲珑又剔透”,才表露出誓不伏(服)老的决心。但是,人不服老,毕竟渐老,因而〔隔尾〕中“子弟每”两句,就隐隐地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感伤,“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打猎的地方,此指妓院)上走”,而“我”已是“经笼罩、受索网”的“苍翎毛(青苍的羽毛,足见毛色之老)老野鸡”。然而,这瞬间的哀意又很快随着情感的冲动而烟消云散,这一切不过是些“窝弓冷箭蜡枪头”,诗人并“不曾落人后”,因而虽说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再次表达了诗人珍惜时光并甘愿为理想献身的坚定信念。
前三支曲在情感的骚动中只体现了诗人的外在心态,在〔尾〕曲中,那种“浪子”的情绪就达到了高潮,诗人内在的精神力量逼人而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铜豌豆”原系元代妓院对老狎客的切口,但此处诗人巧妙地使用双关语,以五串形容植物之豆的衬字来修饰“铜豌豆”,从而赋予了它以坚韧不屈、与世抗争的特性。运用这种手法,显得豪放泼辣,准确表现出“铜豌豆”的性格。而这些长句,实际上又以排列有序的一连串三字短句组成,从而给人以长短结合舒卷自如的感觉。在这一气直下的五串衬字中,体现了一种为世不容而来的焦躁和不屈,喷射出一种与传统规范相撞击的愤怒与不满。当人在现实的摧残和压抑下,诗人对自身的憧憬又难免转为一种悲凉、无奈的意绪。“谁教你”三字典型地表现了关汉卿对风流子弟也是对自己落入妓院“锦套头”(陷阱、圈套)的同情而催发出的一种痛苦的抽搐。这里,关汉卿身上显示出一种精神:对自由的执着,对人生的追求,他的愤怒,他的挣扎,他的嘻笑,也正是这种九死而不悔精神的回荡。正由于诗人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正由于他对统治阶级的坚决不合作态度,关汉卿才用极端的语言来夸示他那完全市民化了书会才人的全部生活:“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在这大胆又略带夸饰的笔调中,在这才情、诸艺的铺陈中,实际上深蕴一种豪情,一种在封建观念压抑下对个人智慧和力量的自信。至此,诗人的笔锋又一转,在豪情的基础上全曲的情感基调也达到了最强音:“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还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阴间)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既然他有了坚定的人生信念,就敢于藐视一切痛苦乃至死亡;既然生命属于人自身,那么就应该按自己的理想完成人生,坚定地“向烟花路儿上走”。这种对人生永恒价值的追求,对把死亡看作生命意义终结的否定,正是诗中诙谐乐观的精神力量所在。
在艺术上,这首散曲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地添加衬字,娴熟地运用排比句、连环句,造成一种气韵镗鞳的艺术感染力。譬如〔尾〕曲中“你便是落了我牙”一句,那向前流泻的一组组衬字很自然地引起情感上激越的节奏,急促粗犷,铿锵有声,有力地表现出诗人向“烟花路儿上走”的坚韧决心。增加衬字,突破了词的字数限制,使得曲调的字数可以随着旋律的往复而自由伸缩增减,较好地解决了诗的字数整齐单调与乐的节奏、旋律繁复变化之间的矛盾。同时,衬字还具有让语言口语化、通俗化,并使曲意诙谐活泼、穷形尽相的作用。全曲一气直下,然又几见波折,三支曲牌中“暂休”、“万事休”等情绪沉思处,也往往是行文顿挫腾挪、劲气暗转处,读来如睹三峡击浪之状,浑有一种雄健豪宕、富于韵律的美感。
这一套散曲既反映了关汉卿经常流连于市井和青楼的生活面貌,同时又以“风流浪子”的自夸,成为叛逆封建社会价值系统的大胆宣言。对于士大夫的传统分明带有“挑衅”的意味。这种人生选择固然是特定的历史环境所致,但关汉卿的自述中充满昂扬、诙谐的情调,较之习惯于依附政治权力的士人心理来说,这种热爱自由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关汉卿不仅是一个“风流浪子”而已。他一方面主张”人生贵适意”,主张及时享乐,同时又表现出对社会的强烈关怀,对于社会中弱小的受压迫者的同情和赞颂,这和许多具有官员身份的文人出于政治责任感所表现出的同情人民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在这里很少有理念的成分,而更多地包含着个人在社会中的切身感受,出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此曲重彩浓墨,层层晕染,集中而又夸张地塑造了“浪子”的形象,这形象之中固然有关氏本人的影子,也可视作以关氏为代表的书会才人精神面貌的写照。当然,曲中刻意渲染的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态度并不可取,结合元代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不难发现,在这一“浪子”的形象身上所体现的对传统文人道德规范的叛逆精神、任性所为无所顾忌的个体生命意识,以及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意志,实际上是向市民意识、市民文化认同的新型文人人格的一种表现。
文章开头在点明韩愈以潮州刺史身分派遣下属致祭之后,第一段先回顾漫长的历史,拿先王和后王对比,以阐明鳄鱼得以长期肆虐的原因。古代的圣王统治天下,放火焚烧山野草泽,用绳网利刃来消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但是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连江汉之间都放弃了,何况潮州处在五岭和南海之间,距离京师有万里之遥的地方。所以鳄鱼在这里潜伏、繁殖,自然也就是它活动的场所了。先王能为民除害,后王则不能。驱逐鳄鱼,追根穷源,先归咎于后王,这是很有胆识的。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唐王朝,韩愈虽不敢直斥,但寓意讽谏,确有空谷传音之妙。再从行文上来看,这是故意放宽一步,为下文蓄势,将合先开,欲擒故纵,这是古文家常用的笔法。
第二段陡然折笔回锋,展开堂堂之阵:以今非昔比晓喻之,以大唐天子、刺史、县令、天地、宗庙、百神震慑之。这就使鳄鱼完全丧失了得以肆虐的依据。“况禹迹所揖”以下,语意更进一步,字字跃动,蝉联如贯珠,显得雄辩有力。直到推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才揭出一篇之纲。譬如登泰山,攀“紧十八盘”,南天门始赫然在目,以前的“阶崇万级”,均为此铺垫。如果说在这以前是从天子的角度上昭告鳄鱼的话,那么在这以下就是从刺史的职责上阐发议论了:“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鳄鱼岂敢与刺史抗拒。刺史是受天子之命而来,抗拒刺史就是抗拒天子。对鳄鱼而言,抗拒刺史,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刺史而言,为民除害,是其职责。退一步说,即使刺史弩弱,也不肯屈服于鳄鱼,矫矫者岂能听之任之。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反复晓喻,这就不是“不教而诛”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文字里,韩愈顺便给那些在恶势力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人给予有力的讽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在待之以礼、晓之以理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凌之以威、绳之以法了。第三段以“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开头,正式堂而皇之地宣布了驱逐鳄鱼的命令。为鳄鱼指出去路,限定了时间,限期也是宽之又宽,做到仁至义尽。但是,如果七日内不能迁徙,文笔又陡起层叠而下:“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段判决文字写得极为严正,十分果决、犀利。最后落到“杀”字上,使正义之力大大变强。更有甚者,不仅要杀,而且要斩尽杀绝。诛杀的方法,也写得明明白白,以示有绝对的把握。那些“为民物害者”,对此必会心惊胆战。结尾“其无悔”只有三字,戛然而止,尤见峭劲。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从他这篇文章来看,确实表现了这一特点。
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这在韩愈的文章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既然鳄鱼无知,韩愈的写作目的有何,“好游戏”(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五)的韩愈,无非是在借题发挥而已。在指责鳄鱼的背后,有比鳄鱼更为凶残的丑类在。安史之乱以来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大帅,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更为祸国殃民。所以这篇貌似“游戏文字”的文章,显然寓有鲜明的主题,它因小见大;发人深思,有着严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