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李好古过维扬时写的这首《江城子》,此外,词人把自己不能“馘名王,扫沙场”(馘,杀敌后割取左耳以计功)的原因,归结为“欲上治安双阙远”(治安,贾谊曾作《治安策》评议的时政。双阙,指代朝廷),等于说兴亡的关键、维扬屡遭破坏的根子,都因为统治者不纳忠言。这种尖锐态度和批判精神,在同代词人中也是少见的。
这首词在写法上注意了两个结合。一个是写景与抒情结合。词中写景的地方只有四句:“平沙浅草接天长,路茫茫”、“昨夜波声,洗岸骨如霜。”即仅仅是沙、草、天、路。这些单调的景物,为读者展现了维扬劫后的荒凉。再说,作者又逐次为它们加上“平”“浅”“长”“茫茫”等修饰语,从而共同组成一幅辽远、凄迷的图画,正好象征着作者惆怅的心情。“昨夜波声”一句表面写波涛,背后却有一个在扬州的某一间屋子里听着波声久久不能入睡,想起无限往事的人儿。把这一句同“洗岸骨如霜”放在一起,夏承焘说:“ 两句写夜间听到波声拍岸,使人激奋而气节凛然。”(《唐宋词选注》)则景中之情就更为显著了。
还有一个伤今与怀旧的结合。这首词目睹扬州破败景象,痛悼国家不幸,这是“今”;可是词篇中又有“几兴亡”一句,接下去还有“兴古英雄成底事”,这是“旧”。有了历史旧事的陪衬,眼前的感慨变得越发深沉幽远;相反,由于当前维扬的变故,兴年的兴亡也变得越发真切。同时这一句也奠定了下片的基调,暗示自己也像历史上的无数英雄一样,壮志难酬,只能“徒感慨,漫悲凉”。下半阕开头五句写自己少年时的志向。词人年轻时就有降服中行说(汉文帝时宦者,后投匈奴,成为汉朝的大患)和“馘名王,扫沙场”的雄心壮志,甚至象祖逖的样子,在中流击楫,立下报国誓言。这样,有兴古、少年时、目前三个时间层次的结合,词篇抒情的背景就非常开阔,作者因国事而生的忧虑也就特别深广。(李济阻)
这首词直接写到维扬的是前面五句和最末两句。前五句写见闻,结尾处点维扬,全词自然构成一个整体,中间的感慨部分则正好处在包孕之中,这样能使结构紧凑,抒情集中,应该是作者精心安排之作。
此诗抒发了诗人构祸南谪的痛伤之情。作者自称君子,诗中愤愤不平地诉说自己曾为国事操尽了心,并以“南国之纪”的江汉,比喻自己曾是国家的重要角色。可是如今却被放逐江南,受着无穷的灾难。因此他恨自己不是鸟不是鱼,不然就可以上天入渊,逃之夭夭了。在这无可奈何中,他只得以诗来寄托自己的悲哀。从诗中“卒章显志”的末两句“君子作歌,维以告哀”来看,诗中抒发了强烈的悲愤之情。后世屈原《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其情实与此诗一脉相通。那么,诗人为什么要“告哀”,告什么哀,这可从前面七章找答案。
前三章是“哀”的内容。二章的“乱离瘼矣,爰其适归”是哀的集中表现,诗人颠沛流离,遭贬谪,被窜逐,无家可归,贫病交加,仓皇狼狈,犹如丧家之犬。
流亡或流放的本身已够悲惨,而主观心境与客观环境更加深了这种悲哀的程度。从首章“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呼天抢地声中,可见诗人怨愤之深。他不是平民,更不是拾荒流浪汉,而是勋戚贵族的后裔。他说:现 在遭受莫大苦难,先祖在天之灵怎会忍心看我受罪而不加荫庇?逝世的先人当然无辜,诗人的用意自然是指斥活着的当道者刻薄寡恩,对功臣后裔尚且未加眷顾,更何况他人。对照屈原《离骚》的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用自己先祖的高贵,表示对楚怀王流放、迫害自己的不满,两者用意如出一辙。
在客观环境上,一是写经历时间之长,从“四月维夏”到“冬日烈烈”,整整三个季度。从京城流放到目的地,需长途跋涉九个月,道途之凄怆艰辛,流放地的僻远蛮荒可想而知。二是写各季的自然环境,四月到六月是炎蒸伏天,酷热溽暑尽在不言中。“徂暑”,好不容易熬过了暑天,盼望能熬出头,却不知路还远着呢!接着是秋天,“百卉俱腓”,一派萧瑟恻怆景象;再接着是冬天,“飘风发发”,狂风怒吼,严寒凛冽。人们蜷缩在家里,或围炉取暖,或饮酒作乐,他却要在天寒地冻刺骨寒风中跋涉前进,那真是够悲哀的。用心境、环境烘托和加深对“哀”的表现,这种艺术手法运用得很成功。顺便说一句,诗的第三章与《小雅·蓼莪》第五章几乎全同,这种句段互相移用的现象在《诗经》中并不罕见,原因可能是诗在当时非常流行,如同民歌民谣一样被广泛传诵吟唱,因而其中某些切景切情的句段会不期而然地被撷取移用,天衣无缝,如同己出。
后四章是“哀”的原由。前面三章给人迁徙动荡之感,四章起季节与地域都已相对静止,着重抒发诗人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痛定思痛的反思。四章点出莫名其妙地受谗毁中伤,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此章“获罪之冤,实为残贼人所挤。‘废’字乃全篇眼目。”因为“废”,哀才接踵而至。五章追思遭“废”的缘故,当是不肯同流合污吧。泉水有清有浊,自己不能和光同尘,所以一天天遭祸、倒霉。屈原有一篇《渔父》,写他志尚高洁不同流俗而遭放逐,游于江潭。渔父对他“举世皆浊己独清”的品格进行批评劝导,屈子不为所动,渔父鼓枻而去,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其意境颇与此章相通。
诗人在流放地安顿后,在周围漫步,附近有山,山上有栗树梅树,山间还有潺潺流泉,山下则是波浪滔滔的长江、汉水,这就明确点出了放逐的地域在南国。长江汉水有条不紊地容纳统领着南方诸水系,而朝廷却纲纪弛败,忠奸莫辨,鞠躬尽瘁却不被信任重用。五章表明自己清白无辜,也包含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后世大诗人杜甫也继承了这种忠君爱国情操,他的《江汉》诗说:“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古往今来,这种耿直倔强的“腐儒”真不少。
七章继续写所见所思。雕鹰振翅在高空中翱翔,鲤和鲔在深水中潜游,它们能避开猎人的矰缴和渔夫的钓钩,全身远祸。诗人见了不禁神往,叹息道:可惜我不能像雕鹰鲤鲔那样,逃避那人间的桎梏与祸害。诗人脱离现实的向往与追求,也正反映了现实的黑暗与残暴。全诗以一己为代表,在暴露现实方面有相当深度与广度,不愧是现实主义的力作。
这首诗脉络清晰,层次井然。在写法上,大抵前两句言景,后两句抒情,景和情能丝丝入扣,融为一体,把“告哀”的主旨表现得真挚深沉。
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
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
“别浦今朝暗,罗帷午夜愁。”一写天上七夕,牛郎织女相会;一写人间孤男,夜半怅然怀愁。银河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后重又分手的地方,因此称“别浦”。今夜别浦云水迷茫,星汉闪烁,牛女在鹊桥上还能依相偎珍惜这美好的一瞬,互诉别后一年来的相思深情。虽然匆匆一面,仍不免执手相看泪眼而黯然离去,但他们毕竟是喜得重逢,欢情如旧,悲中有乐。默想自身,一年前此夕定情以后就天各一方,重会无日。此刻已到了夜半,正是牛女情浓时;而诗人则只能怅卧罗帷之中,瞪大了眼,在相思中煎熬,心头的愁云越压越重,何况今后能否再见一面也在未知之天,真是“思牵今夜肠应直”(李贺《秋来》)。相比之下,自己的苦况远远超过了牛女。首联透过对比,宾主分明地对自己的相思苦情作了深一层的刻划,可谓出手不凡。
“鹊辞穿线月,花入曝衣楼。”一夜容易,但在离人的心里却又是那般漫长。新月终于悄悄地挂在天边,喜鹊搭桥的时限也已到来。鹊群无可奈何地辞别了银月照映下的人间穿线乞巧的少女,鼓翅飞离而去。牛女重又陷入痛苦相思岁月之中。天色渐明,拂晓的轻寒,秋花映入诗人的曝衣楼。七夕曝衣,是当时的习俗。“花入曝衣楼”这一凄清的情景,定会勾起诗人对一年前七夕定情的缅怀,曝衣楼或许就是他们定情的场所。本来,诗人长夜不寐,一缕情思时时萦绕着那远去的恋人;如今七夕刚过,只有秋花辉映于曝衣楼上,当年伊人的倩影却已渺如黄鹤,杳不可见。这一颔联借用环境的陪衬和触景生情的手法,表现出时间的推移和诗人难以为怀的悲怆心情。
“天上分金境,人间望玉钩。”天已经大亮了,诗人还痴痴地凝望着碧空的半弯缺月,潸然欲涕。月亮本就像一面明镜,眼下却只剩下半轮,真成了破镜。牛郎织女可能都各自拿了一半,苦苦地隔河相望了。然而人间的破镜却难能重圆。望着望着,他多么想借助天上的玉钩把两颗破碎的心钩连到一起,有情人总该重归于好。颈联又着想天外,运用浪漫主义的妙笔,给这一幕爱情悲剧渲染上几丝美丽的光彩,虽然这毕竟属于幻想。
“钱塘苏小小,又值一年秋。”幻想终于破灭了,诗人又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他日思夜想的恋人,可能是像南齐钱塘苏小小那样的名妓。年前一别,刻骨铭心,不觉又到了秋风瑟瑟的季节。别时容易见时难,诗人的遭际竟然比牛女还要不幸。面对茫茫的前景,一阵阵难以言说的隐痛又袭上诗人心头。这一貌似平谈的结尾,蕴蓄着无限缠绵的情思,表现出怅恨不尽的意味。
全诗以构思的新奇、抒情的深细以及语言的工整稳贴见胜,与李贺歌诗常见的惊才绝艳、秾丽诡奇多少有些不同。他遣词造句均是生活中的常语,抒情含而不露,味而愈出。特别是章法构思之妙实足令人折服,全诗从夜半写到天明,又以牛女的相会映衬自身的孤处,天上人间,融处生哀,充分显示出作者过人的功力。黎简《李长吉集评》说:“昌谷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此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是一首乐府诗。“朗月行”,是乐府古题,属《杂曲歌辞》。鲍照有《朗月行》,写佳人对月弦歌。李白采用这个题目,故称《古朗月行》,但没有因袭旧的内容。诗人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瑰丽神奇而含意深蕴的艺术形象。
诗中四句“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先写儿童时期对月亮稚气的认识,以“白玉盘”、“瑶台镜”作比喻,生动地表现出月亮的形状和月光的皎洁可爱,使人感到非常新颖有趣。“呼”、“疑”这两个动词,传达出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这四句诗,看似信手写来,却是情采俱佳。
这首诗,大概是李白针对当时朝政黑暗而发的。唐玄宗晚年沉湎声色,宠幸杨贵妃,权奸、宦官、边将擅权,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诗中一个又一个新颖奇妙的想象,展现出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文辞如行云流水,富有魅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的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