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抒写死葬之悲。南山在诗中俨然便是一处亘古坟场，是众生最终归宿的象征，那儿到处浮动着森然鬼气。钱钟书称赏李贺“咏鬼诸什”“意境阴凄，悚人毛骨”，“幻情奇彩，前无古人”，《谈艺录》所举数篇例证中就有这《感讽》第三首。
诗歌首句一“悲”字，为全篇定下悲戚哀怨的基调，隐见长吉内心的生命忧惧。此时“鬼雨”破空而来，洒落在空净的草地之上，顿使生人感受到它胁逼的力量。“鬼”“雨”二字如此搭配为长吉所独创，这个新造词意在表明由于死者之多，其腐恶气味不断弥漫，竟至形成“鬼雨”到处飘洒，如是则愈能显出作者对死亡的厌患。“长安夜半秋”忽又明确交待时地季节，长安可凭以确定南山的方位，“秋”之季度则实为此诗的底色，秋的衰变、秋的萧杀，自然引出了下句的“风前几人老”。
正因为秋风催人衰老逝去，诗人既而想象初丧者通过青栎道入山走向墓地的凄凉情景。安昏的山路上，光线昏暗低迷，两旁是栎树在风中摇摆；这时秋月正明，投射下惨白的月光，照得一山虚明如晓，由于月处中天，树影凝聚于树冠之下如同没有影子一般，益发森怖可畏。终于到达目的地了：但见磷火荧荧宛若漆灯迎接新亡之人，就好像萤火虫在幽暗的圹穴前纷乱飞舞，令人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无论谁只要达于此地，即走完了人生的全部旅程，而后伴随着他的便是永恒的暗夜和死寂。
此诗造语炼词，颇为讲究，正所谓“不犯俗尘，人情鬼语”（刘辰翁《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诸如“鬼雨”二字的新创，“月午树无影”的奇幻境象，“漆炬迎新人”的幽僻惊悚，皆是长吉呕心镂骨、凿险追幽之处。清牟愿相评李贺诗“如雨洗秋坟，鬼灯如月”（《小澥草堂杂论诗》），牟氏评语所用文学意象正是来自此诗。
这篇铭文首先对剑阁的地理形势加以介绍，描写了它“穷地之险，投路之峻”的险要之势；接着引发出作者的告谕，这种告诫并不在于对蜀人恃险好乱的规劝，而在于希望统治者从中悟出“兴实在德，险亦难持”的真理，它不仅是对那些“凭阻作昏”的割据势力的警示，也是对朝廷的劝诚。
文章采用整饬谐畅的四言韵语，四十六句分作四段，逐段换韵，笔姿纵横，愈转愈深。
首段极状梁山的地形地势。作者以梁山为辐射点，作全方位的观照：先以铺张扬厉的赋笔铺写梁山远连荆山、衡山，近接岷山、蟠冢山，南通邛焚之地，北达衡斜栈道，为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地；继而将梁山与彭门、碣石、嵩山、华山反复对照，夸饰其高峻之状。
二段承接上文，进而点出剑阁为镇守蜀Jll的门户。“壁立千仞”四字形象鲜明，剑阁拔地而起，陡峭如壁，千仞高耸的雄姿跃然纸上。接着宕开一笔，顾望历史，以蜀汉闭剑阁拒魏，魏钟会攻剑阁克蜀的事例，着重总结剑阁在治世与乱世的不同作用：“世浊则逆，道清斯顺。”这就为下文申足三重诫言奠定了基础。
三段化用西汉初年田肯庆贺刘邦智擒韩信的历史典故，指出秦、齐之所以成就霸业，并吞诸侯，实得山河险固之地利，进而强调剑阁之险隘尤过秦、齐——“一人荷戟，万夫趑趄”，从而提出此文的第一重诫言：警告中央政权的执政者，务必注意“形胜之地，匪亲勿居”。此言脱胎于田肯”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而语言更加精粹警策，足见张载锻铸语言之工。晋武帝鉴于曹魏政权单行郡县制而早亡，大肆分封诸子，指望屏藩天下，拱卫中央，针对当时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的现实，张载忠告执政者选择亲信亲近之人镇守巴蜀，还是有见地的。李白《蜀道难》吟道：“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即此二句。
四段继续借古讽今，以吴起谏魏武侯之言，说明国家之兴衰存亡，归根到底取决于修政仁德，从而提炼出比上文更为深刻精警的第二重诫言：“兴实在德，险亦难恃。”最后借助东汉初年公孙述与三国时刘禅败亡的实例，警告梁、益地方政权的当权者，勿蹈割据自灭的覆辙，发出“凭阻作昏，鲜不败绩”的第三重诫言。
此铭意深文省，语温词润，兼具概括性和典丽性。全文围绕三重诫言布局谋篇，行文有高屋建瓴之势，语言有精警隽永之味。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其一
这是一首的边塞诗，表达了诗人希望起任良将，早日平息边塞战事，使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的愿望。这首诗也被称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悲壮而不凄凉，慷慨而不浅露。
诗人从描写景物景入手，首句勾勒出一幅冷月照边关的苍凉景象。“秦时明月汉时关”不能理解为秦时的明月汉代的关。这里是秦、汉、关、月四字交错使用，在修辞上叫“互文见义”，意思是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关。诗人暗示，这里的战事自秦汉以来一直未间歇过，突出了时间的久远。次句“万里长征人未还”，“万里”指边塞和内地相距万里，虽属虚指，却突出了空间辽阔。“人未还”使人联想到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表达了诗人悲愤的情感。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人胡马度阴山”两句，融抒情与议论为一体，直接抒发戍边战士巩固边防的愿望和保卫国家的壮志，洋溢着爱国激情和民族自豪感。写得气势豪迈，铿锵有力。同时，这两句又语带讽刺，表现了诗人对朝廷用人不当和将帅腐败无能的不满。有弦外之音，使人寻味无穷。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四行，但是通过对边疆景物和征人心理的描绘，表现的内容是复杂的。既有对久戍士卒的浓厚同情和结束这种边防不顾局面的愿望；又流露了对朝廷不能选贤任能的不满，同时又以大局为重，认识到战争的正义性，因而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安全的需要，发出了“不人胡马度阴山”的誓言，洋溢着爱国激情。
诗人并没有对边塞风光进行细致的描绘，他只是选取了征戍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画面来揭示士卒的内心世界。景物描写只是用来刻画人物思想感情的一种手段，汉关秦月，无不是融情入景，浸透了人物的感*彩。把复杂的内容熔铸在四行诗里，深沉含蓄，耐人寻味。这首诗意境雄浑，格调昂扬，语言凝炼明快。
其二
这首诗描写了一惊心动魄的战斗刚刚结束的情景。枣红马刚刚装上白玉装饰的马鞍，战士就骑着它出发了。战斗结束的时候天已经很晚，战场上只留下寒冷的月光。城头上催战的鼓声仍在旷野上回荡，刀鞘里的钢刀血迹未干。诗人用寥寥数笔，就把将士们的英武气概，胜利者的神态生动地描绘出来。
“骝马新跨白玉鞍”是“新跨骝马白玉鞍”的倒装。“白玉鞍”极言马鞍的华贵。这一句表面上写骏马华鞍，实际上是写那位跨在马上的人。人的形象如何，诗没有作直接描绘；但是，红色的战马映着白玉装饰的马鞍，色彩明丽，跨在马上的人，自然显得英姿飒爽，光彩照人。“新跨”的 “新”字说明这马的主人是一位刚刚立过战功摧升起来的将军，骏马雕鞍正是他新近得到的赏赐。这样，骏马雕鞍就不只衬出马上将军的英姿，而且表现了他踌躇满志的意气，杀敌致果的威风。诗一开始，就显得形象鲜明，神采飞动。
这英武的将军是手持“金刀”（即金错刀）奋战沙场的。这将军披一身月色，顶凛冽寒风，鏖战而归。但他全副精神仍沉浸在烟尘滚滚的沙场，那咚咚的进击鼓声还响彻耳畔。这风度轩昂、勇武不凡、充满自信的将军，就是诗人心目中唐军将官的形象，也是诗人矢志抗敌、无时无刻不意欲拼搏战场的心灵写照。“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这实在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从耿耿赤心发出的雄壮的呐喊，也分明寄寓着诗人的殷切希望。
这首诗抒写自信、进取、开拓为特征的传统尚武精神，风格刚健、清新。诗人描写战争的胜利，不在于字面，而在于构成一种气氛。诗歌选取战斗生活的一个片段，以“骝马”“沙场”“铁鼓”“金刀”等战争意象串成一系列战斗生活的画面，战斗的激烈与战场的肃杀尽在其中。诗头“新跨”一词将战士风风火火、迎接战斗的激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而诗尾以“血未干”这样一幅看似血腥的场景描写战士的内心——热血并未因为战斗的结束而冷却。这种激烈肃杀的气氛，生动地表现出战士的飒爽英姿和激昂振奋的风貌。
这首诗主要是运用形象的描绘，来说明唐军奋勇杀敌激战沙场的事实的。诗中所用的“骝马”“白玉”“鞍”“沙场”“月色”“铁鼓”“金刀”“血”，都是有形象的，是在生活中能看得到的；“震”有声，可以听见；“寒”是气温，可以感觉到；“跨”是动作，也可以看见。此诗除了“战罢”二字是抽象的叙述以外，用的全是形象化的语言。
作者在这首诗中抓住战斗刚刚结束的场面加以描写，塑造了一个勇猛善战的将军形象，热情地歌颂了将士们为国杀敌立功的勇敢精神，并借战士们的勇武杀敌、速战速胜的飒爽英姿，从侧面衬托出盛唐时期的兵强马壮、国力雄厚、威慑四方的兴旺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