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这首诗描绘了愚池雨后的晨景。它通过对“宿云”、“晓日”、“高树”和“清池”等景物的描写,展示了一幅雨霁云销的明丽图景。
诗人紧扣题目中的“雨后晓行”先概写愚池周围环境。首句“宿云散洲渚”把时间推到昨夜,点明夜里一场雨后,天空中的最后几片残云,从水中的沙洲上飘散而去。这时,早晨的太阳渐渐升起,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远近村落,使之呈现出一片光明。
起首两句,从形象地描写雨后愚池的景物入手,来点明“雨后晓行”。夜雨初晴,隔宿的缕缕残云,从洲渚上飘散开去;初升的阳光,照射进了附近村落。这景色,给人一种明快的感觉,使人开朗,舒畅。三、四句进一步写愚池景物,构思比较奇特,是历来被传诵的名句。“高树临清池”,不说池旁有高树,而说高树下临愚池,是突出高树,这与下句“风惊夜来雨”有密切联系,因为“风惊夜来雨”是从高树而来。这“风惊夜来雨”句中的“惊”字,后人赞其用得好,宋人吴可就认为“‘惊’字甚奇”(《藏海诗话》)。夜雨乍晴,沾满在树叶上的雨点,经风一吹,仿佛因受惊而洒落,奇妙生动,真是把小雨点也写活了。这里也隐喻诗人自身所处的环境,虽然被贬,但仍怀抱着昨日风雨终会逝去,明日骄阳必定升起的信念。末二句,诗人把自己也融化入景,成为景中的人物。佳景当前,正好遇上诗人今天心情舒畅,独步无倡,景物与我,彼此投合,有如宾主相得。这里用的虽是一般的叙述句,却是诗人主观感情的流露,更加烘托出景色的幽雅宜人。有了它,使前面四句诗的景物描写更增加了活力。这两句中,诗人用一个“适”字,又用一个“偶”字,富有深意。它说明诗人也并非总是那么闲适和舒畅的。
读这首诗时,就宛如欣赏一幅池旁山村高树、雨后云散日出的图画,画面开阔,色彩明朗和谐,而且既有静景,也有动景,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从而读出诗人心中那份乌云终会散去,光明终将来临的坚定的信念,诗中所抒发的情,与诗人所描写的景和谐而统一,在艺术处理上是成功的。
这是一首伤春诗,实质上却在感伤时势,表现出作者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全篇雄浑沉郁,忧愤深广,跌宕起伏,深得杜诗同类题材的神韵。
首联“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二句,上句是因,下句是果。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直叙国事的危急。上句“庙堂无策可平戎”,是说朝廷对于金兵的侵略不能也不敢抵抗,下句“坐使甘泉照夕烽”,是以汉代匈奴入侵,晚间烽火一直照到甘泉宫,来表示由于南宋统治集团的不抵抗,因此使得金兵长驱直入,从边境到达内地。这两句感叹朝廷无策抗金,直将矛头指向皇帝,此为首顿。
颔联“初怪”二句,承上直写南宋小朝廷狼狈逃奔的可悲行径,把“坐使甘泉照夕烽”具体化。对这种敌人步步进逼、朝廷节节败退的局面,诗人忧心如焚,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而国势却如此危急,就更增加了诗人的伤感。这两句以“初怪”、“岂知”的语气,造成更强烈的惊叹效果,显得感情动荡,表达了局势出人意料之外的恶化,流露了诗人对高宗的失望之情,再次跌宕。
颈联“孤臣”二句,是借用李白和杜甫的名句,直接抒发感慨,扣着题目写“伤春”。“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上句写伤,下句写春,由“每岁烟花一万重”的春,引起“孤臣霜发三千丈”的伤。作者用“孤臣”自指,一是表示流落无依,二是表示失去了皇帝。诗人把“白发三千丈”与“烟花一万重”两句李白,杜甫的名句合为一联,对仗贴切、工整,表现了诗人伤时忧国的感情。杜甫有诗说:“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至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陈与义在别的诗中也说:“天翻地覆伤春色。”都是由春光烂漫与家国残破的对比之中,产生了莫大的忧伤。这也可以看出陈与义学习杜甫与江西诗派的不同之处。杜甫伤春,一方面说“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一方面说“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尽管为外族的入侵深深地忧虑,但还是相信国家终究是会恢复的。陈与义在这首《伤春》诗中,也从“万方多难”的现状中看到了希望。
尾联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二句,落笔很有力量。诗人对向子諲是歌颂的,向子諲以疲惫、力弱的部队,敢于冒犯野兽一般的金国侵略军的锋锐之气,是具有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的。诗人在这里显然是以在长沙的向子諲与在“庙堂”的当权派作对比,向子諲“疲兵敢犯犬羊锋”,而“庙堂”都是“无策可平戎”。所以对向子諲的歌颂,就包含了对“庙堂”当权派的批判。“疲兵敢犯犬羊锋”,不仅笔调苍凉悲壮,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向子諲卫国精神的无限崇敬之情。“敢犯”二字,气势凌云。诗人用“稍喜”二字就表明了他的讥讽的意图。“稍喜”并不是说向子諲的抗金值不得大喜,而是说在“庙堂无策可平戎”的局面下,还有向子諲的“疲兵敢犯犬羊锋”,使人看到了—线希望,在忧伤之中带来了一点欣慰。
这首诗作也深刻地反映了南宋前期战乱动荡的社会现实。诗中一方面对南宋朝廷不采取抵抗政策,一味退却逃跑,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另一方面对向子諲等官兵纷起抗敌的爱国壮举,进行热情地讴歌。这种鲜明的主战态度,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这首《伤春》体现了陈与义南渡后的诗风开始转变,能卓然成家而自辟蹊径。宋代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说陈与义“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诗益奇壮。……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这些评语并非溢美之辞,而是符合南渡后陈与义的诗风特征的。“此诗真有杜忠”这是极有见地的。尽管诗人的爱国感情没有杜甫那样的深厚和强烈,但是在这首七律中显露出来的爱国情思,沉雄浑成的艺术风格,已经不是在形貌上与杜甫相似,而是在气味上逼近杜甫。
另外,整首诗雄浑沉郁、忧愤深广,也有“江西诗派”作品的影子,但又突破了江西诗风。
这首诗的首联回忆革命战争年代一起在草莽森林中的战斗生活及战友情谊。起句借用托名唐代黄巢《自题像》原句来会议革命战争的历程。次句则表明因为军务倥偬,二人虽是亲密战友,却也难以常相聚首,畅叙友情,言下不胜追怀惋惜之意。
颔联联则以艰苦卓绝的长征作衬托,缅怀罗荣桓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所做的巨大贡献。60年代以来,毛泽东的头脑中已形成一种“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十分强烈,而这首《吊罗荣桓同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由于吊唁的哀痛和“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糅为一体,该诗也有一种格外哀伤情调。也正是因为毛泽东认为“战锦方为大问题”,所以才会在内忧外患中,当罗荣桓“不幸离人世”时产生那种“国家疑难可问谁”的怅失感。
颈联则全部用典,并以巧妙的借喻,形象鲜明地把当时的这种政治情势,活化成了意境鲜明的优美诗句,寓爱憎褒贬于其中,令人回味无穷。斥鷃,蓬间小雀。大鸟,昊天鹍鹏。而前者“欺”后者,而且时有所闻,岂非咄咄怪事。典出于《鹰和鸡》中的鸡“笑”鹰飞得低的故事,更使人觉得可笑、可气、可恼。这一联中的上下句,通过同义相叠而增强了表达效果,在相反相映的两组形象的“不和谐”、“不合理”的关系中,使大者更大,小者更小,高者更高,低者更低,在戏谑鄙夷之中,同时也透出了诗人的一份忧虑。
尾联“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对如此卓越英才不幸离世直抒哀思,尤其是结句以问语写出,更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罗荣桓的深切怀念。于哀悼之中反衬出罗荣桓同志对党和人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说明他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这一强调是对他的高度评价,是对他最高的赞誉。
这首悼亡诗,“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且以诉诸各种感官的立体形象美和“沁人心脾的言情”以及“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的语言,成为颇具“大家之作”风范的毛泽东诗词中的精品,且将永为世人所传诵。
书信援引史实,把周公和孔子相互比较,由此说明只有同道知己才能相乐的道理。苏轼又以孔子与其弟子来比拟欧、梅与自己的关系,热烈地推崇他们,充分地表达了士遇知己的快乐以及自己内心高远的抱负。整封信围绕着知己相乐的论点,层层铺展,文章谈古论今,前后呼应,表达了作者对欧、梅的敬仰之情。
这篇文章作者没有直接倾诉胸臆,却是凌空而起,开头叹惜周公之不遇,接着引述孔子师徒厄于陈蔡而弦歌不绝,相得甚欢之事,而后以“乃今知”领起下文,兼收上两层文意,感慨周公虽富贵而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疑虑,不如孔子虽贫贱而得天下贤才,其乐无穷。这段文字,劣周公,优孔子,以周公来反衬孔子,出人意外,立意警奇,乍看似乎无关题意,实际上立足点高而自处亦高,是暗以孔子比欧梅,以孔门弟子自况,说明富贵不足重,而师徒以道相乐才是人间最高的乐趣,一扫通常干谒文字浮夸阿谀的风气,表达出作者不同凡俗的高尚情怀和人生追求。而且先以孔子师徒相乐立案,是为了给全文树立主脑,以交游贤才、遭遇知己之乐笼盖全文,提领整篇,使文章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文章这样构思,完全打破了书信的常格,是颇有艺术独创性的。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以下开始折入正题,直叙蒙受识拔、遭遇知己之乐。自述年少时即闻欧梅之令名,稍壮又能读其文想象其人,且设想两公能“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这既显出仰慕之情由来已久,又对欧梅之乐虚点一笔。接着写来京逾年无缘一见,而会试礼部意外地受到识拔,荣幸地获得奖许,十年仰慕无由见,一朝相逢成知己,得意快慰之情可想而知。这一层叙述被识拔的经过,娓娓而谈,感情真挚,文势跌宕,笔墨淋漓。“退而思之”以下,自然地转入议论,表示人之一生既不能够以不光明的手段获取富贵,也不应该庸庸碌碌地甘居贫贱,有大贤人在此而能做他的弟子,也就足以有靠托而值得引为自豪了。这既反映出自己一举中第的内心快慰,又抒写出遭遇欧梅知遇的喜悦之情,同时又回应了上文周公富贵而有烦恼和孔子贫贱而足乐,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荣辱观,反映出作者高尚的志趣和磊落的襟怀,且再用侥幸荣获富贵、车骑雍容、市民围观的世俗之乐来作一反衬,愈加突出了东坡自乐其乐的精诚和真趣。
“《传》曰”以下引述经典,并结合对方的声誉、风采和文章,写梅公虽官非显通却自处坦然,从而颂扬梅公必有乐乎超凡拔俗的明达之道,最后收结到以聆听对方的教诲为请。这既表明二人的志趣完全投合,将彼此的高情雅怀融会为一,意气极为空灵飘洒,同时又承应上文,含蓄委婉地表达出请求谒见的心情,口吻亦十分得体。
综观全文,通篇以“乐”字为纲,用“乐”字呼应。由孔子师徒的相知之乐,写到欧梅的“自乐其乐”,转到自身受知遇之乐,拍合到梅氏必“乐乎斯道”,下笔处处不离“乐”字。作者写乐,一扫中第释褐脱离布衣地位便踌躇满志的浅薄识见,摆脱了乐富贵、忧贫贱的庸俗世风,而升华到超越外物的高雅精神境界,专从遭遇知已、师友以道相乐的角度立论,使文情超拔卓异,洒脱不俗,既表现了对梅尧臣的仰慕推尊,又蕴涵着个人的高自期许,真是高怀雅论,足以大破俗肠。作者写来文势开拓而荡漾,为赞孔子贫贱之乐,先悲周公富贵之不遇,为写欧梅知遇之隆,先叙无缘进谒之久,起伏跌宕,舒卷自然,且语言飘洒而爽畅,文笔摇曳而生姿。
此诗首句用“东风吹落战尘沙”隐喻宋室灭亡;次句以“梦想西湖处士家”,借林逋的故事暗写故国之思;第三句一个“恐”字,表达作者内心的担忧,而“江南春意减”则暗叹江南备受摧残;第四句点明作诗的深意与梅无关。全诗以观梅而有感,而引发联想,但全文的主旨都与眼前盛开的梅花无关,这样言此物写彼物的手法,让情感更加深厚而沉重,曲折中见深意。
东风骀荡,摇枝拂叶,吹去了蒙在梅花上面的尘沙,花蕊花瓣,一概显露出清新的面庞。如此雅洁怡人的氛围,本该令游人陶醉,而诗人却偏要将这沙尘,想像为战火中的尘埃,因为,他从眼前的梅花联想到另外一个梅花的世界。那里刚刚经受了战火的摧残,那里曾经是西湖处士的隐居之地,那里曾是他的希望,那里是他醒里梦里都不曾忘却过的宋国京城。此诗作者虽然从未做过宋朝的臣民,但是,出于对异族统治者的不满,汉族人的宋都对于他始终是富于诱惑力的,这里的一个“梦”字,足以表白他那种朝思暮想的痴情。
想起江南之后,诗人的感情立刻变得细腻,语气也委婉起来。他担心江南的梅花大概不会如此鲜艳,江南的春景必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对于蒙元初入中原的残酷洗劫,诗人耳闻目睹,记忆犹新,他担心那“大乱凡数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武强尉孙君墓铭》)的惨状是否会在江南重现,所以,他在末句中直率地说出,他的《观梅有感》其实并非为梅花着想。他也许曾经憧憬过林逋所处的时代及其环境,同样身为隐士,一个伴梅饲鹤,受到皇帝的褒奖;一个却生活在异族统治者的铁蹄之下,而如今,那样一块圣地也许永久地消失了,他不能不为自己,也为所有的汉人痛心疾首。
此诗短小精悍,音节铿锵,读来朗朗上口。全篇未用任何典故,照样发人深省,意味深长。它之所以具有如此深沉的意蕴,完全得益于象征的手法。不过,象征毕竟太含蓄,太沉闷,难以容纳诗人全部的思想和愤恨,因此诗的结尾处又否定了象征手法。“此心元不为梅花”一句,实打实地透露出作者的真实感慨,犹如阴云郁积很久之后的一声闷雷,虽然沉闷了些,总算给人以希望,为全诗抹上了一道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