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诗的前四句写两家结邻之宜行。首联写两人“平生心迹最相亲”,接着就具体写“相亲”之处。“墙东”、“三径”和“绿杨”,都是有关隐居的典故。这几处用典做到了“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颜氏家训·文章》),用典非常多,但并不矫揉造作,非常自然适宜。诗人未曾陈述卜邻的愿望,先借古代隐士的典故,对墙东林下之思做了一番渲染,说明二人心迹相亲,志趣相同,都是希望隐居而不求功名利禄的人,一定会成为理想的好邻居。诗人想象两家结邻之后的情景,“明月”和“绿杨”使人倍感温馨,两人在优美的环境中惬意地散步畅谈,反映了诗人对结邻的美好憧憬。
颔联“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在这幽美的境界中,两位挚友——诗人和元八,或闲庭散步,或月下对酌,或池畔观鱼,或柳荫赋诗,恬然陶然,游哉优哉。这两句诗总共十四个字,描绘了富有诗情画意的境界,启发人展开丰富多彩的想象,体现了对仗和用典的巨大修辞效用,也体现了诗人的语言艺术。
后四句写诗人卜邻之恳切。暂出、定居、终身、后代,衬托复兼层递,步步推进,愈转愈深,把描述的情景带入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冀,是一种值得神往的美好状态。这也侧面表现了诗人自己的渴望心情。诗人反问一句,紧追一句,让对方不能不生“实获我心”的同感。不断反问,也是侧面表现诗人的渴盼之情。四句貌似说理,实为抒情;好像是千方百计要说服人家接受他的要求,其实是在推心置腹地诉说对朋友的极端的渴慕,语言朴实真挚,推心置腹,表现出殷切而纯真的友情。
诗人在这首诗中运用丰富多彩的想象,描绘了一幅优美如画的环境,笔力明快,充满诗情画意,读来倍感舒畅惬意。
在这篇文章中,袁枚表达了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类似的思想: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在表述这种思想的同时,袁枚又显示了自己鲜明的个性。
人都有欲望,但在教人做假人、说假话的传统社会中,人欲被看作是一种罪恶,所以几乎无人敢披露自己真实的心灵欲求。袁枚的真诚和坦率在于,他老实地说出了自己种种生理和心理的追求:袁子好味,好色,好游,好友,好宫室花石、古玩等等。他还敢于说出自己在这些方面的人生体验:当血气旺盛的时候,美丽的女色格外迷人;当腹中饥饿的时候,吃东西格外香;交朋友要找志同道合的人,出游宜在风和日暖的时节,“宫室花石古玩宜初购”,否则很难充分领略个中滋味。
除上述欲望之外,袁枚又明确表示自己好读书,并认为这是更高层次的爱好和追求。如果说声色、饮食、交游等等爱好都受到生理、心理和外在环境种种限制的话,对书的爱好则是在人生旅程的任何时候都是适宜的。书海无涯,求知欲永难满足,因此袁枚认为自己对书的爱好实在超胜于其他的欲求。然而,袁枚又强调,对于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并不排斥其他的各种欲望,并明确指出,那种标榜自己只追求精神价值而没有物质欲望的人是虚伪的。物质的追求与精神的追求可以统一起来,可以在人生的旅程中并行而不悖。物质的欲望有尽,而精神的欲望无涯,到最后血气既衰、交游散尽,也就只剩下爱书这一种爱好了。所以袁枚说:“余之他好从同,而好书从独,则以所好归书也固宜。”他担忧这一最后的爱好也将随生命的消亡而失去,所以格外珍视,以“所好轩”来作为他藏书楼的名字。
袁枚的散文最大特点是不拘一格。从标题上说,这篇文章应当是记其轩,但袁枚不记其轩而在轩名“所好”上发挥。全文如抽丝剥茧,层层深入。作者先谈自己喜欢书,次谈书与别的玩好器物的不同之处,说明书值得爱;也表明了自己怎么样爱书;最后才点名为什么只把书轩取名为“所好”。从这篇散文中,读者看到的是一个真率无邪的活生生的人对生命的自我表白,感受到的是在封建禁欲主义统治下古老社会中吹过的一阵清新的风。
诗的一、三、四联着重表现的是兄弟之间的骨肉情谊。首联写在送兄弟到越江边时,双双落泪,依依不舍。起势迅拔奇突,悲情无限,有极大的感染力。在二弟宗直暴病身亡之后,大弟宗一又要北适湘鄂之地安家,作者经不起这样大的打击,故曰“残魂”且已“零落”,神情“黯然”却又加“倍”,其中自有贬谪之苦,孤寂之意。此刻兄弟泣别,双双垂泪,虽为人之常情,却另有深意:诗人在极度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生活,需要亲情友情支撑他那即将崩溃的精神世界,然而贬谪以来,亲人相继弃世,此时宗一又要北去,诗人更觉形单影只,愁苦无依。这两句诗既是铺叙,又是情语,充分表现出诗人苦涩的心境和兄弟之间的骨肉情谊。
第三联是景语,也是情语,是用比兴手法把彼此境遇加以渲染和对照。“桂岭瘴来云似墨”,写柳州地区山林瘴气弥漫,天空乌云密布,象征自己处境险恶。“洞庭春尽水如天”,遥想行人所去之地,春尽洞庭,水阔天长,预示宗一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一抑一扬,蕴愁其中:由于桂岭洞庭,一南一北,山川阻隔,以后兄弟相见恐怕就非常不易了。因而在这稍见亮色的描述中先笼罩了一层哀愁,十分巧妙地为尾联的表情达意伏下一笔。
诗的最后一联说,自己处境不好,兄弟又远在他方,今后只能寄以相思之梦,在梦中经常梦见“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一带的烟树。“烟”字颇能传出梦境之神。诗人说此后的“相思梦”在“郢树烟”,情谊深切,意境迷离,具有浓郁的诗味。古往今来,这“郢树烟”似的幻象使失意的迁客骚人趋之若鹜,常愿眠而不醒;但又让所有的失意者无一例外地大失所望。这“烟”字确实状出了梦境相思的迷离惝惚之态,显得情深意浓,十分真切感人。
这首诗所抒发的并不单纯是兄弟之间的骨肉之情,同时还抒发了诗人因参加“永贞革新”而被贬窜南荒的愤懑愁苦之情。诗的第二联,正是集中地表现他长期郁结于心的愤懑与愁苦。从字面上看,“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报荒十二年”,似乎只是对他的政治遭遇的客观实写,因为他被贬谪的地区离京城确有五、六千里,时间确有十二年之久。实际上,在“万死”、“投荒”、“六千里”、“十二年”这些词语里,就已经包藏着诗人的抑郁不平之气,怨愤凄厉之情,只不过是意在言外,不露痕迹,让人“思而得之”罢了。柳宗元被贬的十二年,死的机会确实不少,在永州就曾四次遭火灾,差一点被烧死。诗人用“万死”这样的夸张词语,无非是要渲染自己的处境,表明他一心为国,却被长期流放到如此偏僻的“蛮荒”之地,这是非常不公平、非常令人愤慨的。这两句,有对往事的回顾,也有无可奈何的悲吟,字字有血泪,句句蕴悲戚。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柳宗元的这首诗既叙“别离”之意,又抒“迁谪”之情。两种情意上下贯通,和谐自然地熔于一炉,确是一首难得的抒情佳作。
起首两句对仗,托出了“秋望”的题面。两句的角度不同,前句是望中的秋景,后句是秋望的所在地与望者的心情。但两者又是互为映发的,其间的维系就是一种悲秋的情调。先看前句。“千山落叶”是深秋常见的景象,而作者则强调其“瘦”的特征,且谓“岩岩瘦”,简直是嶙峋骨立。但同样的景象,前人也有“落木千山天远大”(黄庭坚《登快阁》)的感受,可见景语本身无不带有观察者的主观感情色彩。再看次句,“百尺危阑寸寸愁”,就明白地点出了“愁”的无处不在。这一句写的是人物的感想,登高望远,处处见山川萧瑟,时令肃杀,倚遍阑杆,始终心情黯然。“寸寸”二字,见出了伤愁的细腻多端,令人遐想。这样,前句的写景便成了愁意的外化,后句的言愁也有了物象的衬托,从追寻两者的联系来看,甚而会使读者产生望山的愁人也是“岩岩瘦”的联想:这就是词曲常用的“暗映”手法。
第三句补明了“百尺危阑寸寸愁”的主角形象,用语清疏,而同样弥漫着哀怨悱恻的气氛。“晚妆楼”显示了主人公是一名年轻女子,“晚”虽是“妆”的修饰词,却同时有着时近黄昏的暗示意味。“晚妆楼”前着“独倚”二字,清楚地表明了她独守空闺的思妇身份,令人联想起“梳洗罢,独倚望江楼”(温庭筠《望江南》)、“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李白《菩萨蛮》)等前人诗词的意境。全句是一幅人物剪影,更是画龙点睛之笔。它回应并揭示了前两句的句外之旨,使读者恍然理解了她登楼远望、倚遍危阑的真正用心是在于怀人,而不只是悲秋。
结尾二句毫不松懈,将“秋望”的哀怨之意推到了十分。“楼外柳”是女子引领注视所在,既然“千山落叶”,柳叶“不禁秋”自是意料中事。但古人又常以柳喻女子眉,所谓“人言柳叶似愁眉”、“芙蓉如面柳如眉”,则末句的“眉暗不禁秋”就成了巧妙的双关。“瘦”、“愁”、“独倚”、“不禁秋”,至此便传神地完成了女子本身形象的写照。
古人有“词密曲疏”的说法,其实在宋词的小令中,也常以清疏之笔收韵远隽永之效。这支散曲小令就绰有宋词的韵味。
作品分前后两段,前段十四句,诗人从自己半生的艰难遭遇出发,对自古以来众口所说的天道鬼神的存在提出了怀疑。开头两句是结论,是贯穿全段的。下面的十二句是这个结论所由得出的事实根据。他说:从刚刚成人(结发)那个时候起,我就一个心眼地想着做好事,苦力巴结(僶俛),到现在已经五十四岁了。自己的遭遇又是如何呢?二十岁(弱冠),世道乱离,苻坚南侵;三十岁(始室),家门不幸,死了妻子。再以后就是天灾屡降,气候反常,先是荒旱不已,螟蜮丛生;接着又是狂风暴雨,铺天盖地,闹得庄稼收不了一把,从而挨冻受饿,自己的经济生活现在已经完全陷入绝境了。看看这种现实,这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福善祸淫”的天道鬼神。后段共六句,写他面对目前这种艰难处境的思想活动。他愤慨地说:我今天陷入到这个如此穷困悲凉的境地,这都怪我自己,怨不得什么别的天命或人为;历代圣贤不总是教导人们要立德、立功、立言,要名垂青史,像画麒麟么,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就如同过眼的烟云一样无足轻重,我自己在这里慷慨悲歌,我别无他求,我以有你们这两位像锺子期一样的知音人而感到欣慰与自豪。
这是表现陶渊明晚年的生活景况及其思想情绪的一篇极其重要的作品。陶渊明以“田园诗人”著称,他的作品流传最广而又最脍炙人口的是《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这种文,和《归园田居》、《和郭主簿》、《饮酒》这种诗。后来经过鲁迅先生的批评提醒,人们又开始注意了《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少数所谓带有点“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而真正了解陶渊明晚年的生活与思想的读者仍是不多。因此,读者有必要向了解《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首诗。
首先,这首诗描绘了诗人晚年悲惨的生活情景,他已经到了挨饿受冻,无法维持的境地。他“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以至冻得“造夕思鸡鸣”,夜间盼着快点天亮;饿得“及晨愿乌迁”,白天又盼着快点天黑。这是多么难熬,多么难以忍受的岁月啊!反映陶渊明晚年的这种悲惨困苦生活,可以用来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相参证的,还有《杂诗》,其中说:“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梗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还有《饮酒》,其中说:“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词语都几乎一样。回想陶渊明归田的初期,那时他的家庭尽管不很富,但至少还保持着一个小康局面。他的居住情况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他的饮食情况是“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当隐士,自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好景不长,四十四岁那年他家中失了大火,“一宅无遗宇”,什么都给烧得精光了。从此他的生活日益贫困,他的参加劳动也不得不由原来的观赏性、点缀性而逐渐地变成了维持生活的基本手段。也正因此,自然灾害对于陶渊明也就成为一个关系极其紧密的问题了。例如眼下陶渊明的困境就是由于“炎火屡焚如,螟蜮滋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这种原因造成的。这样的生活,在中国古代文学家们的经历中极为少见。
其次,它表现了诗人晚年对社会现实的极大愤慨与不平,他满腹牢骚,甚至连天道、鬼神都恨起来了。他说:“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从自己的切身遭遇可以证明这些都是骗人的东西。与此相近,他在《饮酒》诗中还说:“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情绪都是非常激烈的。在这里,他表面上是指着天道鬼神,实际上他的批判矛头乃是指向当时的黑暗社会,指向那个掌握着人类命运的腐朽的统治集团。陶渊明这时的思想情绪和他归田初期的那种面貌大不相同了,归田初期他总爱唱那种“乐天知命”、“安贫乐道”的高调,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归去来辞》中他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那时的陶渊明是以和平恬淡,与世无争著称。现在则不同了,牢骚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大。不是他的修养水平降低了。鲁迅先生说:“‘雅’要想到适可而止。‘雅’要地位,也要钱。”(《病后杂谈》)不论谁要说“安贫”,那他首先得保持一种至少是不太贫的经济条件。否则要想使人“安”得住,而且还要“乐”起来,那是很难的。陶渊明先前总爱说“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颇有点像是读书弹琴成癖的样子。可是到了晚年写作《咏贫士》,当他已经“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时候,他也就“诗书塞座下,日昃不遑研”了。越穷越苦,思想矛盾也就越多,情绪也就越激烈,这是人之常情,是真实的。陶渊明的诗歌以真实著称,但若以后期这种艰难地写痛苦写愤怒的作品,和前期那种轻易地写快乐写恬淡的作品比起来,则是后期作品表现的思想更真切、更实在。
第三,作品表现了陶渊明在这种极其痛苦难熬的生活中的意志坚定,宁死不移。他已经横下一条心来,无论怎样穷困,他再也不出去作官,再也不去和那个黑暗的上层社会同流合污了。他说:“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这是什么意思?比陶渊明早百余年的放诞派张翰曾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不是陶渊明也像张翰那样肆无忌惮地蔑视前代圣贤的古训,他所蔑视的正是当时官场中像苍蝇追逐血腥一样所追逐的那种东西。他说他之所以陷入今天这样的困境,这都怪他自己,怪不得天道鬼神或其他人事。这不是真话,这是牢骚,这是他在变相地表现他对当时政治的不平,同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坚守了节操,在精神道德上获得了胜利的骄傲与自豪。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与黑暗官场不合作,蔑视功名利禄而隐居田园去当清闲地主的,历代不乏其人。但是能够忍冻受饿,竟至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地宁可去向人家乞食,也决不回头,而一直挺下去,直至老死田园的,却除了陶渊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陶渊明的气节是感人的,陶渊明的骨头的确比别人硬。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是以淳朴实在著称,所以梁启超曾经说,“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读者相接触的,只有阮步兵和陶渊明,而陶尤为甘脆鲜明”(《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他晚年写的这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就如同一位老朋友用连珠一般的语言在诉说他一系列的不幸,在那里发牢骚,在那里怨天恨地,在抒发他对现实社会的愤愤不平。这首诗和他归田初期作品中的那种宁静恬淡、情景交融比起来,是变得更为愤激、更为质直了,但是陶渊明作品中那种突出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却是始终一贯的。他有乐说乐,有苦说苦,有牢骚不平也决不故意掩饰。他的语言是那样浅近、凝练、生动、准确,例如:“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这种对于受冻者在冬天的长夜里盼望天亮,盼着快点日出;挨饿者在夏天的长昼里盼着天黑,以为上床不动,肚子也可能会好受一些的心情的描写,没有一点实际感受的人莫说是写不出,就是想也恐怕难以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