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词的上片,前两句写春归后的凄凉景象,后两句则回答了“春归何处”的疑问。作者以心中想念的“燕子”和眼前望见的“小院”、“阑干”、“阴雨”、“落华”组成春已归去的词境,托出黯淡哀怨的词情。这里展现的不是透露淡淡闲愁的欧阳修《采桑子》词所写的“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或晏几道《l临江仙》词所写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之景。其写燕子,是“不曾来”的燕子;写雨,是“小院”中的“阴阴雨”;写落花,不是尚在空中飘舞之飞花,是被风吹聚到阑干一角的早已委落在地之花,而这一堆落花,在作者心目中竟是“春归处”。刘铉《蝶恋花·送春》词中“只道送春无送处,山花落得红成路”两句,似已指出春归之处,实则只说春是沿着花落之路而归去的;这“阑干”两句则把落花聚集之处看作春的最后归宿,看作春的埋葬之所,从而进一步、深一层地揭示了春之悲剧。广而言之,岂止春光之易逝如此、春归之可悲如此,世上一切美好事物也往往迅即消失,转眼成空,如白居易在《简简吟》中所说,“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本是无可奈何的人间憾事。这两句词实有其人事的象征意义,有其深广的哲理内涵。
在词的下片中,作者把自我的身世之恨与春的悲剧下场融合为一。前两句写告阑“东风”的悲苦之怀、系心“飞絮”的眷恋之意。而对“东风”、对“飞絮”之如此情深者,究竟是归去之春的心,还是送春之人的情?这在作者的笔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后面“浮萍”两句紧承“飞絮”句,用杨花入水成浮萍的传说,把词意、词情转进一层。词是送春,写春之归去,但作者却并不写到春去而止,更从春的本身写到春的化身,从春的今生写到春的来生,再从化身写到化身的化身,从来生写到来生的来生,以见春的身世之倍加可怜、春的命运之倍加可哀。春魂之化作天涯絮,而飞絮又落水化作浮萍,这来世杨花转来世萍的三生命运,使辞阑人间的春魂注定了要生生世世飘荡下去,其苦恨深愁是无穷无尽的。纵然作者在词的结拍处希冀其“莫向天涯去”,而其终必流落天涯,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结局。这下片的词意,似从前引万俟咏词“念远情怀,分付杨花”两句和贯云石曲“东君何处天涯”、“随柳絮吹归那答”两问,以及辛弃疾《摸鱼儿》词“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的意境化出,但其辞则更苦,其情则更悲。
诗人因文成名,也因文惹祸,酿成了轰动一时的“清风”诗案,这首诗因此成为诗人的断头诗。
徐骏因风吹乱了他的书页,引发诗兴,吟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招致了杀身之祸。清朝当权者认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是诗人在嘲讽清朝统治者不识书,不适合统治。这“清风”诗案,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下,文字是极易招祸的。
当时清朝盛行文字狱,凡清统治者认为有碍于专制集权统治的著述、文字,必兴起大狱,肆意株连。其中比较突出的康熙二年的庄氏明史案、雍正六年的吕留良案等等。清朝大兴文字狱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其后果极其严重,极大地摧残和钳制了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胡曾用四句诗概括了当年项羽乌江自刎的情景表达着对他无限的敬仰与同情,分析了项羽当时耻于过江的心理活动,展现了项羽义重如山,视名节重于生命的人格之美。他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信条。他宁死不屈、义重如山的精神品格感动着无数的后人。
人们在诗歌中表达着对他深深的敬仰与感动。 胡曾能以浅近之辞,表达历史上可歌可泣之事,为的是颇能谐合一般民众的口味,故得以传诵不休。胡曾的咏史诗虽然不像杜牧那么别出新意,也没有李商隐的隐然寄托,但是因为通俗易懂,加上概括史事性强,所以从唐五代至明清,被作为儿童训蒙读物,影响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