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第一句中“万丈洪泉落”，万丈有多高，实在让人难以想象，诗人要表达的正是心中那种不可确凿道出的对匡庐飞瀑雄奇险壮之气势的深深折服与崇爱之情。水自地下往上涌出曰之为泉，诗人以泉喻瀑，言飞瀑如洪泉而落，仿佛是将泉跟倒置了过来，任其泉水喷涌而下、源源不绝，所述情状极为形象，令人啧啧生叹。“迢迢半紫氛”一句状写的则是伴随着瀑布飞落而升腾起的缥缈水气。李白七绝《望庐山瀑布水》开篇就说高峭挺拔的香炉峰在旭日红光的映照下紫气蒸腾，烟雾缭绕，如同幻境一般，张九龄所言的“紫氛”大抵就是这种“日照香炉生紫烟”的神奇气象。迢迢，写雾霭之高；半，写紫雾似将色瀑截断。高高漂浮的水雾尚且只在瀑布半腰，那么洪泉万丈的源头，自然是深隐于一派迷蒙与虚无之中了。

　　“奔流下杂树，洒落出重云”。第二联着重于展现瀑布飞泻云天的动感之美。庐山峰青峦秀，嘉木成阴，喷雪鸣雷般的银瀑从几重云外奔流而下，激荡着嶙峋的山岩，穿越过层叠的古木，义无反顾地坠入深密的涧谷，这壮景所带来的强烈视觉震撼富有艺术感染力，大自然那磅礴潇洒的超凡手笔令人钦佩。庐山有景如此，无怪乎自古就赢得”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盛誉了。

　　第三联意在描绘飞瀑在阳光照耀下呈现来的奇幻风采，“日照虹霓似，天清风雨闻”。转写瀑布的色彩和声响。瀑布本如素练，但在晴日阳光的照射下，却幻化出虹霓般七彩缤纷的颜色，绚丽瑰奇；天清气朗之时，本无风雨，但万丈洪泉直泻而下时发出的巨大声响，却使人有急风骤雨杂沓的听觉感受。诗人绘声绘色，以自己独到的感受营造出那亦真亦幻、瑰丽迷人的美妙画面。在湖口远望庐山瀑布，是否真能听到它所发出的巨大声响，并不重要，关键是诗人从万丈洪泉直泻而下的气势中，仿佛听到了风狂雨骤般的杂沓声响。句末的“闻”字与上句的“似”字对举互文，本身就包含了“似闻”的意蕴。这是一种似真似幻的听觉感受，其传神处正在亦真亦幻之间。若认定“闻”字是几十里外清晰听到瀑布的巨响，反而拘泥而失语妙。

　　“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最后一联以山水总括之笔收束全篇。诗人喜爱庐山之毓秀钟灵，故以“灵山”称谓之。“空水”一句由南朝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一诗化用而来。谢诗云：”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意指空气和水色都清澄新鲜，诗人此处易“澄鲜”一词为“氤氲”，重在凸显庐山水瀑雾气缭绕、与晴空漫成一片的融融气象。“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易经·系辞》），庐山水正是乾坤交合而孕育出来的人间胜境。

　　总起来看，诗中所写瀑布水，来自高远，穿过阻碍，摆脱迷雾，得到光照，更闻其声，积天地化成之功，不愧为秀中之杰。形象的比喻诗人遭遇和情怀，所以他在摄取瀑布水什么景象，采用什么手法，选择什么语言，表现什么特点，实则都依照自己的遭遇和情怀来取舍的。这也是此诗具有独特的艺术成就的主要原因。既然瀑布景象就是诗人自我化身，则比喻与被比者一体，其比兴寄托也就易于不露斧凿痕迹。

　　相对于李白的七绝《望庐山瀑布水》而言，张九龄的这首五律有着四十字的篇幅，其铺展才思的空间更大。诗人善于运用繁笔，其言瀑布之雄险，以巍峨“灵山”为背景。先直抒“万丈”“迢迢”之豪叹，后辅以“杂树”“重云”为衬托；其言瀑布之绚丽，先描绘“洪泉”“紫氛”的真实所见，后生发出“虹霓”隐隐约约的奇妙幻觉；不仅如此，诗人还以“天清风雨闻”壮其声威，以”空水共氤氲”显其浑然。浓墨重彩而又繁简得当，毫不繁冗，正是诗人技法娴熟的体现。

　　作为一首山水诗，这首诗的艺术是独特而成功的。这首诗表面上只是在描写、赞美瀑布景象，有一种欣赏风景、吟咏山水的名士气度。但其中蕴激情，怀壮志，显出诗人胸襟开阔，风度豪放，豪情满怀，其艺术效果是奇妙有味的。“诗言志”，山水即人，这首山水诗是一个成功的例证。

　　作品散文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二两段为第一部分，写狱中瘟疫流行，死者甚众的情况和原因。第三、四段为第二部分，进一步揭露行刑者，主缚者、主梏扑者手段的狠毒和用心的险恶。第五、六段为第三部分，揭发奸吏贪赃枉法的罪恶行为。第七段为第四部分，揭露胥吏狱卒和奸民相勾结牟利的事实，说明当时的监狱阴森可怕。这篇散文记叙具体真切，富狱说服力，行文简介狱序，却不失生动。

　　第一部分。写狱中瘟疫流行，死者甚众的情况和原因。作者亲眼见到“死丽由窦出者，日兰四人”，狱中情状，惨不忍睹，随即运用对话方式，由杜君介绍详细情况，“天时顺正，死者尚稀，往岁多至日十数人”，瘟疫流行，死人之多更加骇人听闻。瘟疫流行的原因，一则房屋设备恶劣，旁四室无牖无窗，晴无天日，窑气不流通。二则犯人太多，“系囚常二百余”。三则狱中成法残酷，“薄暮下管键”，“质明启钥”。四贼非人的生活环境，“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再加上气候变化，“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更加奇怪的是“大盗积贼，杀人重犯”“染此者十不一二”，“其骈死，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善恶颠倒，是非不明。由此不难想见狱中的一片残酷阴森的景象，作者已经勾画出了一幅人间地狱的图画。

　　接着作者设问，由杜君继续作答，进一步说明犯人之多的原因以及“其骈死”，皆“法所不及者”的原因。封建统治者为着巩固其封建专制政权，实行恐怖政策，京师一地，监狱林立，法网密布，贪官暴吏们则趁机大发横财。他们为了榨取钱财，任意拘捕无辜，然后勾结起来，狼狈为奸，向囚犯肆意敲榨勒索。这样，狱钱的可以消遥法外，无钱的就横遭追害，贫苦百姓更是冤沉海底，忧恨病死的不可胜数。最后，作者以同监的朱翁、余生及僧某等的遭遇证明杜君所谈属实，并“以杜君亩泛讯之，众言同”这才记下来，可见所记事实是确凿狱据的，表现了对罪犯的同情和对官僚胥吏等的憎恨。

　　第二部分。进一步揭露行刑者，主缚者、主梏扑者手段的狠毒和用心的险恶。管行刑的，明抢暗夺，毫无人性，就是对予判处死刑的犯人，也要处心积虑加以勒索。甚至连死人的头也要拿来做索取贿赂的资本。他们的残酷罪行，令人发指。管捆人的，捆绑之松紧，要看贿赂的多少而定，不满足他们的欲望，就残暴地摧残犯人，敲诈钱财的手段，无所不施。管施刑的也是如此，棍棒的轻重，看贿赂的多少而区别。他们认为从犯人身上榨取钱财是理所当然的，以得贿多少决定对犯人的待遇也是合理的。作者记叙了一系列的罪恶事实，狱力地揭弦了封建专制时代黑暗政治的真相。

　　第三部分。揭发奸吏贪赃枉法的罪恶行为。作者先概括叙述老胥藏伪章，任意篡改“文书”的枉法情况，接着举出具体事饲说明官吏枉法受贿，使良民含冤屈死，坏人逍遥法外。在“把持公仓”一案里，胥吏受鳓千金的贿赂，居然敢私造上行文书，调换“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代主犯受刑。当时的“主谳者”明知换了本章，错杀了人，但却不敢查问。这里，不仅表现了“主谳者”的丑态和卑怯心理，而且说明了只要保住官位就不管人民的死活，正是封建官僚的人生观。重贿千金的事件，作者没狱目睹，但“余在狱，犹见某姓”，并写出狱中人相互指认的情况，可见这一骇人事件完全属实。

　　此外，胥吏还借“矜疑减等”的机会，设法午弊，作者在狱中亲见郭四的事实，令人极为愤慨。“凡四杀人”的罪犯逍遥法外，“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意色扬扬，若自矜诩”，写出了杀人恶棍的嚣张气焰。作者对这种情况，不仅指斥“渫恶吏忍予鬻狱”，还责备一些“良吏”不追究实情，“多以脱人予死为功”，而开释了坏人，冤枉了良民，说明了这个时代的法律和监狱完全是迫害良民，助长坏人的气焰，作者慨叹“其枉民也，亦甚矣哉”，这是对封建统治罪恶的控诉。

　　第四部分。揭露胥吏狱卒和奸民相勾结牟利的事实，说明当时的监狱阴森可怕。“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颇狱奇羡”，概括说明当时监狱的黑暗，接着举出一件事实，李姓“杀人系狱”， “每岁致数百金”，赦出后“漠然无所事”。刑部狱对于良民来说，完全是残酷阴森的人间地狱，令人体目惊心，而对坏人来说，则不但不可怕，而且是牟利的好地方。他们对监狱恋恋不舍，到不得不离开时，竟“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怅然而出”，乍看这样的言行未免狱些奇异，但事实确实如此，更足以说明当时监狱的本质。

　　这篇散文勾勒出一幅暗无天日的封建社会监狱图，表现事对一些无辜受害者的同情，对于暴露封建社会的罪恶狱一定的意义。文章所记的内容头绪纷繁，但作者写得简洁狱力，没狱浓郁的渲染，而人物神态却历历在目。在写法上选取了狱中几个方面的典型事例，用先概括叙述，再具体描写，先提出问题，再举事例的方法，并时时设问作答，突出重点，真实性很强，这些都值得借鉴。

　　全文记述作者在封建监狱中的种种见闻，具体深刻，牵涉面广。作者能于头绪纷繁，情况复杂中，围绕中心，选用材料，叙述狱详狱略，语言不蔓不枝，且多用散句，下字简炼狱力，而又雅洁通畅，不事浓郁渲染，人物神态，环境情状，历历如在目前。记述时多采对话形式，常举典型事例为证。先用概括介绍，次叙具体事实，间发个人议论，质朴中灵活多变。桐城文章，此作可称佳构。

　　这首五律是四、二、二结构，上四句写现实，五，六句写梦境，末二句写感叹。道路时而通行时而阻塞—因为战乱时而停顿时而发生，仍未平息。由于人民不能安于生计，田园荒芜，江山便日见冷寂萧条，没有生气。尽管讨伐安史之乱的平叛战争已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而诗人仍避地偷生，衰老西南的穷山恶水之间。感时伤世，去国怀乡，忧思成梦。然而，即使是梦中，诗人之梦魂此不见得轻松一点，梦境亦如现实般险恶。梦魂要飞越楚地生郁郁的枫林，在急雨的灰蒙蒙的雾霭中难辨方向，而天际是黑魆魆的层云，无穷无尽，秦地的黑水更在层云之外，何其遥远。梦魂的归路亦如现实般艰难险恶。如此遥远艰险的路途，就是梦魂也未必能飞越，即使亲人效《楚辞》之举来招魂，亦是徒劳无功的。

　　诗人用了两处有关屈原的典故，“雨急生枫暮”和“不用楚辞招”均出自《楚辞·招魂》，一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一为“魂兮归来，返故居些。”两典不仅贴切梦中境象，而且亦暗示了诗人和屈原有相近的处境、相似的命运和相同的忧国忧民之爱国情怀。

　　这组诗是赞美崔秋浦的品格与治理地方百姓的贤能政治，表现出李白对人生价值的观念，政治理想，以及为官的品德与才能。全篇由三首诗组成，但各有重点，合起来构成了完美整体。故总其题为《赠崔秋浦三首》，而绝不是把毫不相干的三首诗拚凑在一个诗题下。三首诗各为八句，合起来二十四句，以其二，其三来区分，这是古诗常见的分法，当然也有重起空行来划分的，标明各自独立成章。

　　第一首诗用八句写秋浦县令崔某的凤范，是总写，总抒感受。诗开门见山，直接擒题，“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以呼告的语句，表明自己对崔秋浦的挚爱感情，这种突兀之笔，自然把人带入诗人狂热的情境中去。接着一句补出他热爱崔秋浦之因，崔某作县令，逼真地象陶潜作彭泽县令。陶潜，原名陶渊明，因刘宋灭晋，而改名潜。陶渊明生于世家大族，幼有大志，拯时济物，但身处丧乱之世，权贵倾轧，谋夺帝位。虽曾参谋军职为镇军、建威将军的参军，但无从展志。后又任彭泽令，自对亲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亦即是以礼乐治理地方，领取官俸，作未来隐居之用。李白所赞美的陶令之风，是他为官行无为而治，礼乐之教，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任真自得，不为权贵折腰。质性自然，性爱丘山，故而于易代之际，弃官归隐，保全真性。陶令是李自理想中官吏形象，作人的典范。自己也与陶渊明思想有相似之处，性格有相象的地方。在黑暗的朝廷中，屡遭排挤打击，被迫上表，请求还山。在地方官吏中发现崔某是陶令式的官吏，找到了知音之人，于是他由惊呼而转为深爱。开端两句，概括叙述，激与缓相接，感情深化，唤起人们对崔县令的崇敬。然而又想急于知道他的陶令之风。

　　接着诗人用四句诗铺叙他的陶令之风。“门前五柳树，井上二梧桐。山鸟下听事，檐花落酒中。”这四句诗是写他官衙与宅院的清幽静谧环境，门前五柳树，井边两株梧桐树。官衙厅堂的山鸟自由出入，致使房檐边花叶飘落入酒杯之中。环境幽美，柳树、梧桐的意象，正表现主人公的性格与审美情趣，也是主人精心布置所致。这两句又是用典，陶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接着文章叙述五柳先生的特点：“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诗人用此典故，托出崔某的风范。梧桐树为美好形象，凤凰非梧桐不栖。元行恭诗：“惟余一废井，尚夹两株桐。”诗人用此典，暗寓主人公的美好品格。情趣美，品格好，形神完美无缺。正因用这两个典故，就使陶令风具体化了，亦即崔令的思想品格具体和形象化，以实显虚。比直叙含蕴深，情韵浓。这样人为官，以安民为本，无为而治，民安乐，讼事息。县令怡然自乐，饮酒赋诗，抚琴意会，欣然忘食。山鸟句又是用典，《益都耆旧传》记载景放为益州太守，威恩洽畅，有鸠巢于听事。胡三省解释听事为中庭，是受事察讼的地方。诗人用此典表明县令崔某治理地方，百姓安乐，民无诉讼，政通人和。这与陶令弦歌之治的理想是相合的，也可以称为陶令之风的内涵。最后一句诗是化用何逊诗句：“燕子戏还飞，檐前落枕前，”表明主人公心境闲和，于厅堂饮酒自乐。山乌自由出入厅堂，檐花自由飘落酒杯中，一切都发生在自然中，诗人以此为乐。陶渊明式的性爱自然的品格，呼之欲出。总之这四句诗用典与化用前人诗句，创作出清静与淳美的诗的意境，托出崔县令的思想品格与治政的才能。照应开端，铺叙得体，内蕴丰富，虚实相得益彰。诗情发展至此，必然逼出结尾：“怀君未忍去，惆怅意无穷。”先写不忍离开，依依难舍，再写预见别情惆怅，无穷无尽。余韵深长，玩味不尽。

　　这首诗以直接与间接描写手法，刻画出崔令的风神秀美。

　　第二首诗着重刻画崔令的形象与神态。开端两句开门见山，点出“崔令学陶令”，亦即学陶渊明。学陶令什么呢，学陶渊明的北窗高卧，自谓羲皇上人。因为白日官衙清静，无讼事可理，自然可以读书，困乏而昼眠。两句诗写出崔令如陶令一样，治地方，重在安民，民安讼息。“我无为而民自化”，闲卧北窗养怡真性。托出崔令官清，政通人和，治绩卓著之含意。两句诗，平易自然，而形神毕现。

　　三、四两句再补叙崔令学陶令之风，“抱琴弄明月，取意任无弦。”《宋书隐逸传》中记载：‘潜性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这两句就化用此意，写崔令夜晚，饮酒赏月，抱琴弄月。尽管琴亦是无弦，而目的是取其适意。古人常说人生贵在适意。适意就是心理得到满足，保持一种平静而又令人愉快的心境。思想感情上无忧无虑。这两句写崔令学陶令抚琴弄月，隐含着他的政事如意。民乐境清，因而别无所求，唯酒与琴，借以托出与民同乐之情。养怡真性，而不务个人功名利禄，不悦女色与音声之欲。这样的官吏在李白生活的盛唐时代是极少见的，不免带有李白的理想化成分。

　　五、六两句既叙又转。“见客但倾酒”，《宋书·隐逸传》中记载陶渊明：“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也说：“性嗜酒。”正因如此有客来，只以酒相待，每饮辄醉。待人真率，无世风之虚伪造作之态。崔令如陶令之真率，待客亦以酒，酒中又见真性，这正与李白性格有相近之处，故而由崔令联想到陶令。以陶令之风状崔令。诗写到这里似乎补叙完结，可是陡然一转，宕开一笔，重笔写出崔令为官不爱钱之可贵品质。这句诗仍然暗用陶渊明的典故，“聊欲弦歌，以为三迳之资，”作彭泽令，又“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指郡督邮官）。”在封建社会士人求官，既追求功名，又贪得利禄，更搜刮民脂民膏。诗人用一个全称的否定句。否定崔令作官，不同于一般士子追求功名利禄，而是淡薄名利。作官不为名利，为什么呢，自然会得出为民之意。从否定句中反衬出为民之意。这是点睛之笔，是水到渠成之笔。因此它转出高境界，深遽之哲理。前五句写崔令如陶令一样的思想情趣，从其为官清简的琐事描写中，反衬出他治民有道，境遇安乐，因而怡然自得。其根本的道理，就是县令为民作官，而不为功名利禄作官。为民作官，解除民的困危。使之安乐。为名利作官，贪得无厌，渔肉百姓。两者截然相反。也许这就是清官与贪官之分吧。后来柳宗元提出作官“盖民之役（仆役），非以役民而已也”的光辉思想。

　　诗的结尾两句写诗人的感慨，“东皋多种黍，劝尔早耕田。”劝谕与希望崔令如陶令一样，躬耕东皋，多种黍（黄米）。陶渊明为彭泽令，挂印去官，赋《归去来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结尾两句就化用此意。归耕自适，乐天知命。不要再为官，作眷恋帝乡，追求富贵的违心之事。照应开端学陶令句。

　　这首诗明誉崔令、却以陶令为则，亦崔亦陶。相兼相生，以形托神。写实与理想融合无痕。然而却又透露出朝廷不重贤才，官场倾轧，应及早功成身退的思虑。

　　第三首诗写秋浦县境的风俗人情，自然环境之优美，藉以歌颂崔令治绩。诗开端两句就用典，“河阳花作县，秋浦玉为人。”晋人潘岳为河阳县令，令人种桃李花，人称河阳一县花。此是比喻崔令以花美化育百姓，象征着百姓精神境界高尚美好，生机勃勃。晋人裴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览群书，特精义理，人称之谓玉人。此亦是比况崔令风神与学识，高度地赞美他。玉是古人贵饰和珍爱之物，因其洁而无瑕。这两句藉用典故以美崔令的治绩与风采学识，是一位树桃李、如美玉的完美官吏，绝无污点。

　　三、四两句笔调变化，以间接之法，描写地域风情，以补叙其政绩之美。“地逐名贤好，风随惠化春。”秋浦县因为有名贤崔县令，县的名声也大好，民风也由崔令惠化而如春。名贤治县，大地回春。惠民之治，使民风归淳，于是县名亦好，其意在赞誉治县之崔令，托出选贤任能之意。

　　五、六两句宕开一笔，转写自然环境。“水从天汉落，山逼画屏新。”秋浦县之九华山瀑布，仿佛是从银河落下来，气势雄浑飞动、情调高古自然，九华山逼近眼前，有如室内画屏山水一样新鲜可爱。仿佛身入画境，情化山水。表面看似与前四句无关，实际是其诗情诗意发展的必然。是一种象征手法，秋浦的山山水水也因为有崔令治理而重放光彩，大显神姿。水从天汉落，山迈而新，精神倍出，非匠笔画象可比。总觉得有诗情涌动，这正是诗人赞美崔令之情，借山水托出，寓情于山水之笔，形显于外，情动于中。正如晋王蕴为竟陵太守有惠化，百姓讴歌。

　　诗的结尾两句：“应念金门客，投沙吊楚臣”是诗人企望之笔。这两句诗亦是用典，金马门，汉代宫门名，门傍有铜马，故称之谓金马门。汉代朝廷征召来的才能优异的人，令其待诏金马门。汉东方朔曾高歌：“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李白用此典以比况自己曾待诏翰林院，而且如同东方朔大才被弃置，避世金马门。而今又被逐出朝廷，作了崔县令之客人。投沙一句亦是用典，汉文帝时年轻的贾谊才学卓著，曾受到文帝赏识和重用，破格地拔擢为卿大夫。因而受到保守的老官僚的反对和忌恨，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赴长沙，于汨罗凭吊屈原，作吊屈原赋。李白用此典比况自己有贾谊之才，同贾谊之遭遇，亦欲作吊屈原之人。这两句诗用典，含蓄地把自己才智、爱国感情、不平的遭遇托出来反映贤才遭忌是历史与现实的共有的社会现象，不仅深化诗意，同时又是自慰。“应念”一词统摄结尾两句，希望崔县令应该想到自己这位失意之人，言外之意希望崔县令了解自己，不要忘掉自己援引自己。同时自己已把崔县令引为知己，衷心爱戴，不忍分别。总之表现出他们之间情谊深厚。照应第一首开端两句，以“吾爱崔秋浦”开其端，把读者带入感情热潮之中；以崔秋浦永怀自己而结尾，把读者推到感情的高潮和顶端，并永恒地保持下去。

　　这三首诗是作者精心构思和结构的组诗，表达一个共同的主题，但各有不同的描写重点。由于描写重点不同，而采取的表现方法也各异，从一个侧面反映共同主题。三首诗把歌颂陶令、热爱崔令，抒写理想熔铸为一炉，从而暗示出在盛唐社会中，产生贤者被弃，贤者弃世的悲剧，预示社会发展将逆转。三首诗中心写崔令，表现崔令志向、节操、治绩，虚实并举，写实与写虚交互为用，人物形象丰满，精神高尚。一位陶令式的崔秋浦，形神俱美，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在崔秋浦的形神描写中寄托李白的浪漫主义理想和精神，赞美崔秋浦，安慰自己，缓解了被损伤心灵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