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景。月下赏花，饮酒赋诗，是古诗词中常见的题材，读者关心的是诗人举杯时所产生的感受和联想。苏轼此首写他把月光斟进自己的酒杯里，让读者与他一起分享美酒的芬芳和清光。这种感受是新奇的，大胆的，但又是合理的，自然的。开篇的“月午”，不是早已指明中天明月光正泻向杯中。而“摇荡”一词，正透露出诗人举杯相属的豪兴而使月光翩然起舞。诗人从寻常的生活中，捕捉到不寻常的诗意，于平易中见工夫，逸趣中显天才。月色是这样的皎洁明净，所照之处冷浸一片银色。聚星堂前的梅花也更显得璀灿晶莹，洗尽铅华见雪肌。诗人不禁离席，漫步于积水空明的回廊上。此时他始觉幽香袭来，柔顺清润，以至于物我两忘，陶醉在这优美安谧的境界之中。
下片发议论。过片由“半落梅花”而来，“欲落梅花更多情”，何况这梅花烟雾轻笼，有一种朦胧含浑之美。花前月下，自古以来“总是少年行乐处”，这少年是泛指，也是指赵德麟。诗人很赏识这位年轻的签判，称赞他“吏事通敏，文采俊丽，志节端亮，议论英发。”他们平时诗歌唱和，此时又同饮花下，“齿发日向疏”的太守，也有与少年同游乐之意。最后以其夫人关于月色的议论作结，他认为这议论富有诗意。
在这首词中，他选取了月色、梅花，冷香，回廊，烟雾等，构成清幽恬静的艺术境界，表现了他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良辰美景的珍惜，使他的精神从政治得失中解脱出来，一念清净，旷达闲适，这表现了他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此诗凡二十句，支、微韵通押，一韵到底。诗分五节，每节四句，层次分明。
第一层的四句从时序写起。岁既云暮，百虫非死即藏，故蝼蛄夜鸣而悲。凉风已厉，思妇以己度人，想到了远在他乡的游子（丈夫）无御寒之衣。这四句完全是写实，一无虚笔。凉风之厉，蝼蛄之鸣，皆眼前所闻见之景，而言“率”者，到处皆然也。这儿天冷了，远在他乡的游子也该感到要过冬了，这是由此及彼。在写作上，诗人通过视觉、触觉和听觉，不但突出了寒冷的到来，而且也由此想到远在他乡的漂泊不归的游子（丈夫）。
然后第二节乃从游子联想到初婚之时，则由今及昔也。“锦衾遗洛浦”是活用洛水宓妃典故，指男女定情结婚；“同袍”出于《诗经·秦风·无衣》，原指同僚，旧说亦指夫妇。“锦衾”二句是说结婚定情后不久，良人便离家远去。这是“思”的起因。至于良人何以远别，诗中虽未明言，但从“游子寒无衣”一句已可略窥端倪。在东汉末叶，不是求仕便是经商，乃一般游子之所以离乡北井之主因。可见良人之弃家远游亦自有其苦衷。朱筠《古诗十九首说》云：“至于同袍违我，累夜过宿，谁之过欤？”意谓这并非良人本意，他也不愿离家远行。惟游子之远行并非诗人所要表白的风客。
自“独宿”以下乃入相思本题。正因为自己“独宿”而累经长夜，以见相别之久而相爱之深也（她一心惦记着他在外“寒无衣”，就是爱之深切的表现），故寄希望于“梦想见容辉”矣。这一句只是写主人公的主观愿望，到下一节才正式写梦境。
第三节专写梦境。“惟”，思也；“古”，故也。故欢，旧日欢好。梦中的丈夫也还是殷殷眷恋着往日的欢爱，她在梦中见到他依稀仍是初来迎娶的样子。《礼记·婚义》：“降，出御归车，而婿授绥，御轮三周。”又《郊特性》：“婿亲御授绥，亲之也。”“绥”是挽以登车的索子，“惠前绥”，指男子迎娶时把车绥亲处递到女子手里。“愿得”两句有点倒装的意思，“长巧笑”者，女为悦己者容的另一说法，意谓被丈夫迎娶携手同车而归，但愿此后长远过着快乐的日子，而这种快乐的日子乃是以女方取悦于良人赢得的。这是梦中景，却有现实生活为基础，盖新婚的经历对青年男女来说，长存于记忆中者总是十分美好的。可惜时至今日，已成为使人流连的梦境了。
第四节语气接得突兀，有急转直下的味道，而所写却是主人公乍从梦境中醒来那种恍恍惚惚的感受，半嗔半诧，似寤不迷。意思说好梦不长，良人归来既没有停留多久（“不须臾”者，犹现代汉语之“没有多久”、“不一会儿”），更未在深闺中（所谓“重闱”）同自己亲昵一番，一刹那便失其所在。这时才憬然惊察，原是一梦，于是以无可奈何的语气慨叹道：“只恨自己没有晨风一样的双翼，因此不能凌风飞去，追寻良人的踪迹。”这是百无聊赖之辞，殆从《诗经·邶风·柏舟》“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语意化出，妙在近于说梦话，实为神来之笔，而不得以通常之比兴语视之也。
这是否一首怨诗，历来有所争议。若论诗中的思妇对“良人”的态度，与其说是“怨”，宁说因“思”极而成“梦”，更多的是“感伤”之情。当然，怨与伤相去不过一间，伤极亦即成怨。但汉代文人诗已接受“诗都”熏陶，此诗尤得温柔敦厚之旨，故此诗意虽忧伤之至而终不及于怨。这在《古诗十九首》中确是出类拔萃之作。
前人对最末一节的前两句略有争议。据胡克家《文选考异》云：“六臣本校云：‘善（指李善注本）无此二句。’此或尤本校添。但依文义，恐不当有。”这两句不惟应当有，而且有承上启下之妙用，正自缺少不得。“适意”亦有二解，一种是适己之意。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云：“眄睐以适意，犹言远望可以当归，无聊之极思也。”另一种是指适良人之意，如五臣吕延济及吴淇《选诗定论》之说大抵旨谓后者。此承上文“长巧笑”意，指梦中初见良俚的顾盼眼神，亦属总结上文之语。盖梦中既见良人，当然从眼波中流露了无限情思，希望使良人欢悦适意；不料稍留即逝，梦醒人杳，在自己神智渐渐恢复之后，只好“引领遥相睎”，大有“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杜甫《梦李白》）的意思，写女子之由思极而梦，由暂梦而骤醒，不惟神情可掬，抑且层次分明。最终乃点出结局，只有“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了，而全诗至此亦摇曳而止，情韵不匮。这后四句实际是从眼神作文章，始而“眄睐”，继而“遥睎”，终于“垂涕”，短短四句，主人公感情的变化便跃然纸上，却又写得质朴自然，毫无矫饰。
这首词通篇借描写友人归来所见所感，抒发“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物是人非之伤感。全诗语言清新平淡，是以豪放雄浑著称的辛弃疾的偶有的婉约之作。
词的上片抒写友人归来之感。“人已归来，杜鹃欲劝谁归？”友人已然归来，长作“不如归去”的杜鹃鸟却依然啼叫不止，不知是为谁而啼？这句实质上是为友人归来感到高兴，责备杜鹃鸟不应该胡乱啼叫，破坏了友人归来作者的高兴心情。“绿树如云，等闲借与莺飞。”化用丘迟《与陈伯之书》中的名句，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责备友人归来太迟，不能共赏春光，自己只能和黄莺作伴。接下来，作者又用唐代诗人刘禹锡两次游玄都观的故事，借用典故来抒发人事代谢无常的感慨。“春风”两句回忆当年初识伊人情景。春风半面春风中袖遮半面，写少女羞涩之态。“翠屏幽梦，觉来水飞山围。”将友人的种种经历归于翠屏一梦，酒醒后抛却烦恼悠闲的在山水间游玩。
词的下片紧承上片乐游山水之意，“有酒重携，小园随意芳菲。往日繁华，而今物是人非。”作者带着美酒重游故园，芳草依旧萋萋，美景依旧，一切似乎并没有改变，小园还是那个小园，芳草环飞，可是人事变化太大，原来的人却都已不在，让人不禁生出物是人，世事无常的感慨。“春风半面，记当年、初识崔徽。”还记得当年仲春时节，认识那位美人的情景，仿佛依旧在眼前。只是可惜“南云雁少，锦书无个因依。”南飞的大雁太少，没有人可以代传音信。佳人的娇羞之态好像仍在眼前，而今却是天涯相别，不同音信。
这首词通篇写的清新哀婉，是稼轩早期婉约词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