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灵台无计逃神矢”,诗一开头就用希腊神话白虹神箭射心这个形象的比喻,倾诉了作者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思。作者鲁迅还在南京求学时,就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密切注视当时的政治局势,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命运;到日本后,又接受了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潮影响,因而祖国的垂危、人民的苦难,更象神箭一样射中了他,使他无时无刻不为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担心和忧虑。这句诗展示了作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把挽救国家危亡看作自己神圣职责的革命胸怀,表现了鲁迅积极战斗的人生观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
“风雨如磐暗故园”,是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犹如磐石压顶,使祖国暗无天日,景象惨淡,岌岌可危。这句诗,高度概括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黑暗悲惨的现状,是产生“灵台无计逃神矢”这一强烈感情的客观原因。作者鲁迅这时虽身居异域,远隔重洋,但万里海天,并没有隔断他同祖国人民息息相通的联系。他遥念在帝国主义列强宰割蹂躏和清王朝反动统治下的祖国。灾难重重,危机四伏,内心的忧愤溢于字面。“暗”字不但写出了黑暗动荡的祖国的政治形势,而且写出鲁迅无法遏制的愤慨和深沉的忧虑。
“寄意寒星荃不察“,“意”,指作者的救国救民的理想。“荃”,指人民。这里,作者用浪漫主义的想象表达自己拯救祖国的希望,希望他的救国救民的理想能为“荃“所理解,即希望祖国人民觉醒起来。作者鲁迅当时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有一定认识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鲁迅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还估计不足,因此发出了“寄意寒星荃不察”的慨叹。鲁迅慨叹“荃不察”,是迫切希望祖国人民能尽快觉醒,以便担当起拯救祖国的任务。
最后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是鲁迅对祖国、对人民发出的庄严誓言,决心为祖国、为人民而献身。虽然人民暂时还未觉醒,但他要尽自己的努力,唤醒群众,和群众一起参加战斗,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一肝胆照人,气贯长虹的诗句,字字倾注了作者鲁迅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心,表现了青年时代的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将诗的感情升华到了一个激昂慷慨,热血沸腾的高度。
这首诗,声调激越,感情强烈。作者运用顿挫跳跃的笔法,有曲折、有波澜、有起伏地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抒发得深刻真切。全诗四句,先写作者热爱祖国的感情,继写由热爱而引起对处在“风雨如磬”之中的祖国的忧虑,再写由忧虑而感到“寄意寒星荃不察”,心情不免有点沉重,最后跃上一个新的高峰,激昂慷慨,热血沸腾,迸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最强音,充满着激励的力量。这首诗,还通过典故运用和比喻、象征的手法,使所抒发的感情形象化。如“神矢”这个典故的运用,就把抽象的爱国主义感情表现得更具体。“风雨如磬”这个富有象征性的比喻,十分形象地表现出黑暗势力的强大,民族危机的深重,国家处境的险恶。以“荃”这种芳香的草比喻人民,表现了鲁迅对人民热爱赞颂的感情。最后,用“轩辕”代祖国,并以血来奉献,更使爱国主义的思想得到最形象最突出的表现。
李白这首也有“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之句,显然是袭用了诸葛亮那首的立意。诗大概写在李白“赐金放还”,刚离开长安之后。诗中抒写遭受挫折以后的痛苦和对理想的期待,气势奔放,感情炽热,是李白的代表作之一。
开头两句:“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长啸”是比高歌更为凄厉激越的感情抒发。诗一上来就单刀直入,显示诗人此时心情极不平静,为全诗定下了感情的基调。宋玉《九辩》中有“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之句,故“见阳春”有从埋没中得到重用、从压抑中得以施展抱负的意思。以下诗句,全是由此生发。
接着,连用两组“君不见”提出两个历史故事。一是说不周吕望(即姜太公)长期埋没民间,五十岁在棘津当小贩,七十岁在朝歌当屠夫,八十岁时还垂钓于渭水之滨,钓了十年(每天一钓,十年共三千六百钓),才得遇文王,遂展平生之志。一是说秦末的郦食其,刘邦原把他当作一个平常儒生,看不起他,但这位自称“高阳酒徒”的儒生,不仅凭雄辩使刘邦改变了态度,以后还说服齐王率七十二城降汉,成为楚汉相争中的风云人物。诗人引用这两个历史故事,实际上寄寓着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平常人”,“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不相信自己会长期沦落,毫无作为。诗人对前途有着坚定的信念,所以这里声调高亢昂扬,语言节奏也较爽利明快,中间虽曾换过一次韵,但都押平声韵,语气还是舒展平坦的。
自“我欲攀龙见明主”句起,诗人一下子从乐观陷入了痛苦。加上改用了仄声韵,语气拗怒急促,更使人感到犹如一阵凄风急雨劈面打来。这一段写法上很象屈原的《离骚》,诗人使自己置身于惝恍迷离、奇幻多变的神话境界中,通过描写奇特的遭遇来反映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你看,他为了求见“明主”,依附着夭矫的飞龙来到天上。可是,凶恶的雷公擂起天鼓,用震耳欲聋的鼓声来恐吓他,他想求见的那位“明主”,也只顾同一班女宠作投壶的游戏。他们高兴得大笑时天上闪现出耀眼的电光,一时恼怒又使天地昏暗,风雨交加。尽管如此,诗人还是不顾一切以额叩关,冒死求见。不料竟触怒了守卫天门的阍者。在这段描写中,诗人的感情表现得那么强烈,就象浩荡江水从宽广的河床突然进入峡谷险滩一样,旋涡四起,奔腾湍急,不可抑止。诗人在天国的遭遇,实际上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他借助于幻设的神话境界,尽情倾诉了胸中的忿懑与不平。
自“白日不照吾精诚”以下十二句又另作一段,在这段中,诗人通过各种典故或明或暗地抒写了内心的忧虑和痛苦,并激烈地抨击了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上皇不能体察我对国家的一片精诚,反说我是“杞人忧天”。权奸们象恶兽猰?那样磨牙厉齿残害人民,而诗人的理想则是以仁政治天下。他自信有足够的才能和勇气去整顿乾坤,就象古代能用左手接飞猱、右手搏雕虎的勇士那样,虽置身于危险的焦原仍不以为苦。诗意象是宕起,可是马上又重重地跌了下来。在现实的生活中,只有庸碌之辈可以趾高气扬,真有才能的人反而只能收起自己的聪明才智,世人就把我看得轻如鸿毛。古代齐国三个力能排山的勇士被相国晏子设计害死,可见有才能的人往往受到猜疑。明明有剧孟这样的能人而摒弃不用,国家的前途真是不堪设想了。这一段行文的显著特点是句子的排列突破了常规。如果要求意思连贯,那么“手接飞猱”两句之后,应接写“力排南山”两句,“智者可卷”两句之后,应接写“吴楚弄兵”两句。可是诗人却故意把它们作上下错落的排列,避免了平铺直叙。诗人那股汹涌而来的感情激流,至此一波三折,成迂回盘旋之势,更显得恣肆奇横,笔力雄健。这段的语气节奏也随着感情发展而跌宕起伏,忽而急促,忽而舒展,忽而押平声韵,忽而换仄声韵,短短十二句竟三易其韵,极尽变化之能事。
最后一段开头,“梁甫吟,声正悲”,直接呼应篇首两句,语气沉痛而悲怆。突然,诗人又笔锋一折,“张公两龙剑”以下四句仍是信心百倍地回答了“何时见阳春”这一设问。诗人确信,正如干将、莫邪二剑不会久没尘土,我同“明主”一时为小人阻隔,终当有会合之时。既然做过屠夫和钓徒的吕望最后仍能际会风云,建立功勋,那自己也就应该安时俟命,等待风云感会的一天到来。饱经挫折的诗人虽然沉浸在迷惘和痛苦之中,却仍在用各种办法自我慰藉,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写长篇歌行最忌呆滞平板,这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正在于布局奇特,变化莫测。它通篇用典,但表现手法却不时变换。吕望和郦食其两个故事是正面描写,起“以古为鉴”的作用,接着借助于种种神话故事,寄寓自己的痛苦遭遇,第三段则把几个不相连属的典故交织在一起,正如清人沈德潜说的“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因而诗的意境显得奇幻多姿,错落有致:它时而和风丽日,春意盎然,时而浊浪翻滚,险象纷呈;时而语浅意深,明白如话,时而杳冥惝恍,深不可测。加上语言节奏的不断变化起伏,诗人强烈而又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李重元的《忆王孙》原来是有春、夏、秋、冬四季词的,都是以女子的口吻述说四季景色,抒发相应的情感。这一首夏词,先写小池塘里,风中的水草猎猎有声,雨后的荷花更散发出沁人的芬芳,使得满院都是荷花的香味。炎热的夏季,难得的雨后清爽。这时候,又享用着投放在井里用冷水镇的李子和瓜,真象冰雪一样凉啊!竹制的方床(大床、双人床)上,谁还有心思去拿针线(慵拈:,懒拿)做女工呢?没了汗,有了倦,美美地睡上一个午觉,应该是很惬意的事情啊!
小令虽短,却勾画出一幅具有夏令特色的仕女图,别有情趣。
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