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从词意看,这首词的主人公应是一位妇女。起句“人影窗纱”,点明她看见窗纱上映出人影。“是谁来折花?”她心里想,这是谁来折花呢?她没有怀疑这人会来干别的,首先想到的是来折花,则她爱花之心切,便可想而知。既然爱花,尤其爱自家的花,当然要护花而不愿让人攀折。但她转而又想,虽然不知来折花的是谁,可既来折花,想必也爱花,“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那就“折则从他折去”吧。况且“知折去、向谁家?”如果送到爱花、惜花的人家,岂不是花得其所、花得其人了吗。上片,写发觉折花人时的思想活动。
下片承前,写交代折花人折、插的具体方法。这时,女主人干脆发话了:“从牙,枝最佳。折时高折些。”她告诉折花人,靠近屋从边的花枝最好,折时要把手伸得高些。从这番话中可知,女主人对家中的花枝多么熟悉;生怕别的花枝被损害,又是多么怜爱。及至折花人折完花即将离去时,女主人还向折花人说道:“须插向,鬓边斜。”言这些好花最适合美人插戴,“花面交相映”,方能相得益彰。只是戴的时候,要斜着插在鬓边,才更显得别有风韵。女主人交代别人如此插法,则表明她自己必然是这样插惯了的,是非常欣赏这种插法的。
这首词反映了妇女爱花、爱美的思想和表现,写得极有层次:从“见影”到“猜想”,到“发言”;女主人和折花人由对立(一防一折)到统一(女主人同意折花人折花,并告诉他什么地方花好,怎样来折,怎样去插)。值得注意的是,在一首短词中先后用了7个“折”字。其实,这是词人有意这样安排的。在中国诗歌领域的创作中,运用“反复”这一修辞方法,增强语言的复沓美,是屡见不鲜的。单以词而论,如王观的《卜算子》下片“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便是明证,四句中便用了三个“春”字。
这是一首极有韵味的小令。词人通过对日常生活中一件小事的描述,反映了他的近乎童心的情趣。辛弃疾《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下片云:“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中闲看。”两首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有颇异其趣的一面:都表现了作者某种童心未泯、热爱生活的情趣,但一是单纯的旁观者,一是积极的参与者,就富有人情味一端而言,此词更能贴近生活,因而更能引人入胜。通首皆用通俗的语言和白描的手法,更使作品写得异乎寻常的生动活泼。
这首诗精悍短小,却神韵无穷,诗题即清晰的点名了写作时间、地点及写作原委。全诗的意境,与王维的散文名篇《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可互相印证。
春夜的竹亭,清新而静谧,轻轻掠过的凉风,吹得竹林飒飒作响,远处偶尔传来断断续续的几声犬吠,隔着夜幕中青葱的林子,划破这夜的安宁。以动衬静,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悄然静谧的春夜图。置身于此情此景之中,诗人的思绪飘飞到了山中隐居时的场景,那山涧西边的简陋小屋,那纵情田园的悠然自得,那份清闲自在的生活情致。次日天一亮,好友钱少府就要辞官隐退、隐居山林了,可惜这一切,诗人也就徒有羡慕之情。
这首诗以寥寥数语,勾勒出一幅幅生动传神的画面,将诗人的心思无一保留地流露出来。此诗之妙处之一在首句,声音与环境的巧妙结合,以动衬静,细微处着手,渲染出静谧安宁的氛围与意境,让人恍若身临其境。二在末句,借用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采蕨而食的典故,表露出诗人对钱少府轻视官场、隐退而居的赞赏与歆羡,同时也传递出自己渴望早日归隐的希望。
此诗给人以清新美好之感,意境之美油然而现,通过表达对钱少府退而归隐之举的赞赏也表达出诗人渴望归隐之意,韵味悠远。
这首诗可谓古代最早的一首抒发亡国之恨的抒情诗,作者就是勾践的妻子,越国战败后沦为吴国奴婢,境遇悲惨,更加显得字字血泪,发人深思。
其历史背景是: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做奴隶,勾践忍辱负重伺候吴王三年后,夫差才对他消除戒心并把他送回越国。
这首诗的可取之处有三:
一是运用了比拟手法,将入侵的敌军比作凶恶的猛禽,以猛禽的种种动作比喻占领军横征暴敛,肆意掠夺的狂妄气焰,十分贴切形象。
二是尽情抒发了作为国王和王后亡国,并沦为人臣奴婢的极度悲愤,和对故国家乡的无尽思念,读来催人泪下。
三是作品的思想性。作者在诗中反复诘问自己何罪之有,到死也想不通一个相夫教子的妇道人家无辜受累的道理。数千年来,亡国奴的境遇都是极为凄惨的,无论是尊贵国王还是不参与政事的王后王妃,形同砧板之肉,集人宰割,甚至成为敌国宴席上名副其实的美餐。这种株连无辜的史实司空见惯,毫无争辩余地,似乎无需深思。而勾践夫人却质问苍天自己何罪之有?为何无辜遭到天谴?为何被逼离乡背井,无辜受尽人间苦难?作者的反复诘问反映出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难能可贵。南唐后主李煜写过很多抒发亡国之恨的名篇词作,汉末女学者蔡文姬也有过类似经历,她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都未显示出勾践夫人如此朦胧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弱女子,即使是贵为王后,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也不可能提出更为深刻的思想体系,但是勾践夫人的历史悲哀是数千年来亡国女人的悲剧缩影,千古悲愤,呼唤千年,不失为一种超越时代的意识,震撼心灵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