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先用四句诗概说黄楼高耸入云的气势作为引首,接着笔锋一转,以极简洁的笔法叙述了大水袭来,苏轼率军民战胜洪水的经过和水后黄楼的修建及修楼的意义。然后再次描绘黄楼的雄伟,叙写楼成后苏轼与民同乐的情景。最后推出诗的主题:但愿永享太平、永无灾变!其间述古征今,微言大义,使诗的内涵更加丰富。此诗结构讲究,语言酣畅,把叙事与抒情、写人与写景、纪实与纪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确乎是宋诗此类题材中难得的佳作。
开头四句,先写黄楼之高,笔势飞腾。用山丘、云雾、兀月来烘托,气魄宏大。
接着跳开来,回头写黄河决口“水及徐城”之事。先用“黄河西来”四句写水势凶猛,城被水围,刻画生动,写出难写之景。再以“斯民”等句写徐城情势危急与苏轼的勇于尽责。“斯民”句,用“嚣嚣”两字写当时人民惊恐呼号之状,情景逼真;加以“坐恐化鱼鳖”,点明这是人命攸关的人事。“刺史”句写入苏轼。在危急时,苏轼毅然挺身而出,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动用驻军,来筑堤护城。诗用“刺史”为“天子分忧”,措词庄重得体。“植材”两句写筑堤措施与工程速度。“神物借力非人谋”,尤得修辞之妙。句意言工程进度之速,如得“神助”,充分表明军民力量之大;说“非人谋”,实则正是赞颂“人谋”,这从下面“匪公”句就可以知道。“河还”两句,借用徐州人民口气,写出筑堤捍水的效果及对苏轼的赞颂,具体生动而又亲切,为传神之笔。
“公来”以下转入黄楼。“公来”两句写苏轼利用筑堤所余的木石修建黄楼。修黄楼并不是苏轼为了个人享受,下面就此细说。根据旧传“五行”说法,土能克水,而土为黄色。用“黄楼”制服水患,这是迷信说法;苏轼、陈师道并不真的相信它,所以用“不独排河流”一语带过,接下便说“壮观弹压东诸侯”。徐州自古为东方军事重镇,在东方起“弹压”作用,这是历史事实。句言“壮观弹压东诸侯”,是说黄楼的“壮观”在东方郡县中为第一,这是就楼而言的。但这还只是一层;更深层的意思是:通过黄楼表明徐州繁荣昌盛,对其他州郡某些阴谋割据者会起镇慑作用。“重檐”两句刻画“壮观”之“壮”,这是写楼的必不可少之笔。妙在用“惊电”、“蟠虬”来形容,写得气势飞动,刻画出一个“壮”字,把黄楼写活了。“乘闲”两句写楼成宴客。苏轼《九兀黄楼作》诗说:“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客人中有文有武,宴会上有舞有歌,可为此句作注脚。句中“诗兴”即指《九兀黄楼作》而言。这两句不仅写出苏轼的文采风流,而且暗示着“与人同乐”。这是修建黄楼的另一作用。这两个作用其实是联结在一起的,因为重镇的繁华,便是“镇压”力量的象征。作者俯仰今古,引起“沉思”:重镇的强大,是否又会被野心家用为割据之地?因而有了下一段议论。
“沉思”四句,就汉唐往事,指出:“怙险”、“逆节”的人,只能自致杀戮,没有好下场;“圣祖”四句,写出宋朝从太祖、太宗以来,统一了中原,并且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局面,使朝庭尊崇,群县肃穆;具体到徐州,人民也就能过着平安无事的兀子。他用“彭门子弟长欢游”,象征地方安定、社会繁华。写得形象生动。这也就暗渡到黄楼。因为黄楼也是歌舞之场,陈师道后来写《寄曹州晁大夫》诗说:“堕絮随风化作尘,黄楼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驹子,困倚阑干一欠伸。”陈师道《南乡子》词序中还说:“晁大夫增饰披云,初欲压黄楼……而曹妓未有显者,黄楼不可胜也。”透露出黄楼当时歌舞之盛,下文有“红袖舞华筵”之语,与此承接。
最后,以“随五马”,点明苏轼与民同乐。“五马”是汉代太守仪制,用典恰当。苏轼在徐州作的《江城子》词中有“为报倾城随太守”之句,人民既随太守出猎,也就可随太守观看歌舞。这里主要是为了写水退楼成之后的地方繁华、官民同乐景象。这三句突然换韵,并用长短句写出,从语言风格看,很像民间歌谣。用它来总括全篇,真切而有余味。
这首诗有写景,有写人,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其中既写了水来与捍水,又写了筑楼与楼成;写了苏轼,也写徐州人民;还写到汉代、唐代往事。内容充实,层次繁多,千端万绪,而作者执简御繁,举重若轻,纵横跳宕,转折自如。这固然由于他诗功纯熟,巧于修辞,精于组织,更由于着眼点高,想象力强,正如朱珪评李白诗时所言:“陵蹈虚空,俯视沧海”,“英光浩气,溢乎毫墨之外”,故“造语豪壮”(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足以上继李白,近比苏舜钦、王令、苏轼。朱珪认为,作者当与“晃、秦同传”,但他与晁补之、秦观风格并不相近。
李商隐的这首绝句,“意极悲,语极艳”(杨致轩语),在表现手法上很有特色。
此诗一开头诗人就制造出一种环境和心情强烈反差的氛围。首句平直叙起,蕴藏着极深沉凄惋的感情。“春日”写时光之美妙可爱,“天涯”喻飘泊之遥远;两词并用,便将旖旎的春光与羁旅的愁思交织在一起。第二句使用“顶针”格,重复“天涯”二字,再点题意。春日越是美妙可爱,落魄江湖,远在天涯的诗人更感到惆怅。“春日在天涯”已经使人黯然伤神;而“天涯日又斜”递进一层,就更加渲染了在天涯海角,踽踽独行,穷愁飘泊的悲凉气氛。“日又斜”是说时间向晚,一天又将过去,这就给艳丽的春景笼罩了一层慵倦凄暗的阴影。繁花似锦的春光,与西沉的斜阳,纵然掩映多姿,但无多时,终将沉没于苍茫暮色之中。日复一日,春天也终将红英落尽,悄然归逝。韶光之易逝,繁花之必将凋零,与诗人人生道路上的失意蹉跎,正复泯然相合。著一“又”字,则日暮途穷,苶然疲役之慨,寂寥孤独,空漠无依之痛,尽在言外。两句既包含着对美好事物无限留恋珍惜之意,也包含着生命必将凋零之可悲。
转句在宛曲回环中见奇警,结句余音袅袅,哀艳动人。“莺啼”本来是非常宛转悦耳的,可是由于此时此境,诗人却觉得像在啼哭。这是因为诗人蜡炬成灰,泪已流干,只有托啼莺寄恨了。诗中“啼”写听觉,看花写视觉,“湿”是触觉,为我而湿最高之花乃是意觉,这就把诗人敏锐的联想和深切的感受写出来了。诗人移情及物,使黄莺感叹悲啼而垂泪;而泪水所湿之花,自然也泪痕斑斑,凄楚欲绝。莺花之娇艳,最足以代表阳春的盛景,然而春归花落,总不免于凋零寂灭。是莺花为诗人而悲者,正所以自悲也。
“最高花”之所以会引起诗人如此深情的关注,是因为树梢顶上的花,也就是开到最后的花,意味着春天已过尽,美好的事物即将消逝,莺儿的啼声也倍觉哀绝了。再者,也因为树梢顶上的花,上无庇护,风狂雨骤,峣峣者易折,这和人世间一切美好事物容易遭到损坏的命运非常相似,和李商隐这位有才华、有抱负而潦倒终身的诗人的命运也是非常相似。李商隐所处的时代,唐王朝已经到了崩溃的前夕,诗人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深感绝望,因而生命的短瞬,人生的空虚,使诗的伤感情调更加显得沉重。诗人的悲痛已经远远超过了天涯羁旅之愁,而是深深浸透着人生挫伤和幻灭的痛苦。
这种韵外之致,荡气回肠,往往会令人不能自持,溺而忘返。这首美艳而凄绝的绝句既是春天的挽歌,也是人生的挽歌,更是诗人那个时代的挽歌。
唐代边塞诗的读者,往往因为诗中所涉及的地名古今杂举、空间悬隔而感到困惑。怀疑作者不谙地理,因而不求甚解者有之,曲为之解者亦有之。这第四首诗就有这种情形。
前两句提到三个地名。雪山即河西走廊南面横亘廷伸的祁连山脉。青海与玉门关东西相距数千里,却同在一幅画面上出现,于是对这两句就有种种不同的解说。有的说,上句是向前极目,下句是回望故乡。这很奇怪。青海、雪山在前,玉门关在后,则抒情主人公回望的故乡该是玉门关西的西域,那不是汉兵,倒成胡兵了。另一说,次句即“孤城玉门关遥望”之倒文,而遥望的对象则是“青海长云暗雪山”,这里存在两种误解:一是把“遥望”解为“遥看”,二是把对西北边陲地区的概括描写误解为抒情主人公望中所见,而前一种误解即因后一种误解而生。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诗人在开篇描绘了一幅壮阔苍凉的边塞风景,概括了西北边陲的状貌。这两句话的意思是:青海湖上的天空,长云遮蔽,湖北面绵延着的雪山隐约可见,翻过雪山,就是河西走廊荒漠中的孤城,再往西,就可以看到玉门关。在唐代,西边有吐蕃,北边有突厥,当时的青海是唐军和吐蕃多次交战的地方,而玉门关外就是突厥的势力范围,所以这两座城池是唐重要的边防城。看着青海和玉门关,就使 战士想到曾经在这两个地方发生过的战斗场面,不由心潮澎湃。可见这两句写景中包含丰富的感情,有戍守边疆将士们对边防的关注,有他们对自己能担负保家卫国责任的自豪,也有边疆环境恶劣,将领戍边生活艰苦的孤寂心情,种种感情都融进了这苍凉 辽阔、迷茫昏暗的景象中。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两句由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转为直接抒情。“黄沙百战穿金甲”,是概括力极强的诗句。戍边时间之漫长,战事之频繁,战斗之艰苦,敌军之强悍,边地之荒凉,都于此七字中概括无遗。“百战”是比较抽象的,冠以“黄沙”二字,就突出了西北战场的特征, “百战”而至“穿金甲”,更可想见战斗之艰苦激烈,也可想见这漫长的时间中有一系列“白骨掩蓬蒿”式的壮烈牺牲。但是,金甲尽管磨穿,将士的报国壮志却并没有销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炼中变得更加坚定。“不破楼兰终不还”,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士豪壮的誓言。上一句把战斗之艰苦、战事之频繁越写得突出,这一句便越显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盛唐优秀的边塞诗有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就是在抒写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的同时,并不回避战争的艰苦,本篇就是一个显例。可以说,三、四两句不是空洞肤浅的抒情,正是因为有一、二两句那种含蕴丰富的大处落墨的环境描写。典型环境与人物感情高度统一,是王昌龄绝句的一个突出优点,这在本篇中也有明显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