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陶渊明一生酷爱自由，反抗精神是陶诗重要的主题，这首诗赞叹神话形象精卫、刑天，即是此精神的体现。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起笔二句，概括了精卫的神话故事，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北山经》云：“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为复溺死之仇，竟口衔微木，要填平东海。精卫之形，不过为一小鸟，精卫之志则大矣。“精卫衔微木”之“衔”字、“微”字，可以细心体会。“衔”字为《山海经》原文所有，“微”字则出诸诗人之想象，两字皆传神之笔，“微木”又与下句“沧海”对举。精卫口中所衔的细微之木，与那莽苍之东海，形成强烈对照。越凸出精卫复仇之艰难、不易，便越凸出其决心之大，直盖过沧海。从下字用心之深，足见诗人所受感动之深。“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此二句，概括了刑天的神话故事，亦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也；戚，斧也。刑天为复断首之仇，挥舞斧盾，誓与天帝血战到底，尤可贵者，其勇猛凌厉之志，本是始终存在而不可磨灭的。“刑天舞干戚”之“舞”字，“猛志固常在”之“猛”字，皆传神之笔。渊明《咏荆轲》“凌厉越万里”之“凌厉”二字，正是“猛”字之极好诠释。体会以上四句，“猛志固常在”，实一笔挽合精卫、刑天而言，是对精卫、刑天精神之高度概括。“猛志”一语，渊明颇爱用之，亦最能表现渊明个性之一面。《杂诗·忆我少壮时》“猛志逸四海”，是自述少壮之志。此诗作于晚年，“猛志固常在”，可以说是借托精卫、刑天，自道晚年怀抱。下面二句，乃申发此句之意蕴。“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同物”，言同为有生命之物，指精卫、刑天之原形。“化去”，言物化，指精卫、刑天死而化为异物。“既无虑”实与“不复悔”对举。此二句，上句言其生时，下句言其死后，精卫、刑天生前既无所惧，死后亦无所悔也。此二句，正是“猛志固常在”之充分发挥。渊明诗意绵密如此。“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结笔二句，叹惋精卫、刑天徒存昔日之猛志，然复仇雪恨之时机，终未能等待得到。诗情之波澜，至此由豪情万丈转为悲慨深沉，引人深长思之。猛志之常在，虽使人感佩；而时机之不遇，亦复使人悲惜。这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悲剧精神。

　　渊明此诗称叹精卫、刑天之事，取其虽死无悔、猛志常在之一段精神，而加以高扬，这并不是无所寄托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一组联章诗，第一首咏隐居耕读之乐，第二首至第十二首咏《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记神异事物，末首则咏齐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任用佞臣，贻害己身的史事。因此，此组诗当系作于刘裕篡晋之后。故诗中“常在”的“猛志”，当然可以包括渊明少壮时代之济世怀抱，但首先应包括着对刘裕篡晋之痛愤，与复仇雪恨之悲愿。渊明《咏荆轲》等写复仇之事的诗皆可与此首并读而参玩。

　　即使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精卫、刑天复仇的愿望，似亦未能如愿以偿。但是，其中的反抗精神，却并非是无价值的，这种精神，其实是中国先民勇敢坚韧的品格之体现。渊明在诗中高扬此反抗精神，“猛志固常在”，表彰此种精神之不可磨灭；“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则将此精神悲剧化，使之倍加深沉。悲尤且壮，这就使渊明此诗，获得了深切的悲剧美特质。

　　读该诗，自然想到作者《满江红》词中“怒发冲冠”、“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描写，两相比较，皆直抒胸臆，气势健举，可互为诠解。本诗中作者表达必将一雪靖康之耻，迎接君王车驾还朝的忠君之情，是一种报效祖国，誓死捍卫国家尊严的爱国之情。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忠君与爱国在一般人眼里是同一的，岳飞也不例外，这是时代的局限。

　　该诗开头“雄气”之“气”，即为诗眼，诗人之怨气、将军之怒气、爱国者的浩然正气，直冲云霄，通平天地气之所生，在“君仇”未报，如何报仇？作者要斩除敌人迎回君王，为民族大义，非一己利益。末句掷地有声，震聋发聩，凸现出诗人的形象与品格。结合诗人的人生行事，鉴赏者读此诗自不会因其平直显露，而否认其特有的艺术感染力。

　　另一个角度来说，第一句是全诗的主旋律，这种直冲霄汉的英雄之气，使岳飞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第二句的“君仇”，指金兵掳掠徽、钦二帝北去一事，他鞍马征战的目的就是要收复失地，雪靖康之耻。因此接下来，第三句表示要迎接二帝还朝。最后一句展示了岳飞的思想境界。作为一员战将，出生入死，不为拜将封侯、高官厚禄，只是为了忠君王，一雪国耻。这种“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的理想，是中国古代高尚士人们的人生追求。

　　文学史上，岳飞的诗名不显，但这首诗却豪气流贯，激昂壮烈，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感染力。

　　“金天方肃杀，白露始专征”，首联点明出征送别的时间。大唐王朝这次东征平叛，选择在秋气肃杀的时候，正是为了“昭我王师，恭天讨”。这两句暗示唐军乃正义之师，讨伐不义，告捷指日可待。“肃杀”、“白露”勾划出送别时的气氛，使出征者那种庄重严肃的神情跃然纸上。

　　“王师非乐战，之子慎佳兵”，统治者当垂恤生灵，“偃兵天下”，因此王师不喜战伐，以仁义为本。这里用“慎佳兵”来劝友人要慎重兵事，少杀戮。两句表面歌颂王师，实则规谏崔融，显得委婉含蓄。

　　“海气师南部，边风扫北平”，五、六两句借表现河北战场的环境，来盛赞唐军的兵威。梁王大军兵多将良，军容整肃，这次东征定能击败叛军，大获全胜。“海气”、“边风”都是带杀气的物象，“师”、“扫”来表现东征的气势。

　　“莫卖卢龙塞，归邀麟阁名”，末二句进一步以古人的高风节义期许友人，呼应三、四两句。诗人用卢龙塞和麟阁这两个典故是有针对性的。武后临朝称制时，轻启战争。垂拱三年（687），凿山开道，袭击羌、吐蕃，不但造成士卒的痛苦，也给中原和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眼下，孙、李利用契丹人民的怨恨，大举叛乱，烧杀掳掠，贻害河北人民。因此，陈子昂一方面力主平叛，在诗序中称赞崔融等出征时“酒中乐酣，拔剑起舞”、“气横辽碣，志扫獯戎”的豪气，后来自己也亲随武攸宜出征，参谋帷幕；另一方面，他又反对穷兵黩武，反对将领们为了贪功邀赏，迎得武则天的欢心而扩大战事，希望他们能像田畴那样淡泊明志，以国家大义为重。这两句实际上是希望友人能在这方面做出表率，表现了诗人出语坚决，正气凛然。

　　全诗质朴自然，写景议论不事雕琢，词句铿锵，撼动人心，正如元方回《瀛奎律髓》评陈子昂的律诗：“天下皆知其能为古诗，一扫南北绮靡，殊不知律诗极佳。”

　　“渔父笑，轻鸥举，漠漠一江风雨”，写渔父从酒醒之后的大笑、大吟的悠然闲适的神情。仰天而笑“轻鸥举”，隐喻渔父如海鸥那样自由飞翔。平视而笑“漠漠一江风雨”，隐喻渔父如江阔那样的心胸，无视风雨。这是自然的壮观，也是渔父的身影。渔父与自然融为一体了，恬淡悠然。

　　“江边骑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以写实对比的手法，进一层以官人的奔波映衬出渔父的悠闲，突出了官人高贵反而累赘、无能，渔父卑下反而自由自在。“笑”中最能令人深思的是笑官人：一群群骑马的官人，这时也不得不借渔父的“孤舟”南渡。嬉笑诙谐之情，表现在最后两句中。

　　第四首词先描景，后叙事，景事相缀，以“笑”为中心线，贯串全词，写出了渔父的闲适自由的生活情景。也反映农村劳动人民的生活，呈现出一股逸然超脱的思想情趣：静谧的荒野江边，质朴的莞尔而笑的渔父与轻盈自由的江鸥为伴，跟风雨中追名逐利的官人构成鲜明的对照，作者的美丑标准也在这里明显地得到标示。这一点，又是在非常自然的化工妙手中表现出来，显示出一种“真态”的村野气息。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