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旱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
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
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
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这篇文章在写作、构思上别具匠心，由“天下无事”日久，“智谋雄伟非常之士”， “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贩，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引出“廓然有大志”的亡友石曼卿，又由曼卿而及秘演。又述曼卿、秘演相交最久，且是 “以气节相高”的“奇男子”。然而二人却不为世用，曼卿死，秘演亦老病，由此引发了作者的感慨：“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欧阳修对石曼卿诗颇为推崇，而曼卿“尤推秘演之作”，反衬秘演诗作“雅健有诗人之意”。在秘演将南游之际，作者“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真挚感情。全文共分三部分。
文章第一段写作者愿结交天下豪士，结识了亡友石曼卿。一开始，作者先由自己当年进京结交当世豪贤写起。天圣四年（1026），欧阳修随州荐名礼部，到京城应试，因此有机会结交当代的贤良卓越人物。当时，值宋真宗景德（1004-1007）初年到宋仁宗庆历（1041-1048）初年，这四十年，为北宋全盛时期，所以作者称此时为“国家臣一四海、休兵革、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自古有“乱世出英雄”之说。动乱的社会， 给那些有才能的人以施展自己才华、抱负的机会， 有用武之地。而社会安定， 对国家和人民是好事， 可是却使那些智谋杰出的贤豪之士无有用武之地， 只好隐居起来，“伏而不出”， 这些“智谋雄伟非常之士”， 往往隐匿在山林里的屠夫、商贩之中， 深居简出， 至死也不为世人所发现。作者深知这一道理， 因此要到那些“山林屠贩”中去寻求“智谋雄伟”的贤豪之士， 但是一直找不到。后来， 作者结识了当时的诗人石曼卿。石曼卿为人开朗豪放， 胸怀大志， 然而他的才华和本领却因得不到世人的发现而无法施展。曼卿本人也不愿委曲求全， 去迎合世人的赏识。因此他便同一些平民百姓饮酒作乐，借酒浇愁。关于石曼卿的豪饮，作者在《归田录》中曾有记载：“石曼卿磊落奇才， 知名当世， 气貌雄伟，饮酒过人。”并说他常同人“对饮终日， 不交一言……非常人之量。”作者同曼卿交游，一方面是仰慕他的才华和为人，同时也是为了借机寻访“天下奇士”。这一段里，没有出现秘演的名字。但是秘演的影子，已经在字里行间隐隐可见。从那些“伏而不出”的“智谋雄伟非常之士”中，那些“老死而世莫见者”的“山林屠贩”中，都可以看到秘演的存在。而从放浪形骸的石曼卿的身上，更可以看到释秘演的身影，这就是作者结构文章的高明之处。
由于第一段打下了伏笔，所以第二部分一开始，便直接了当地点出了秘演的名字：“浮屠秘演者，与曼卿交最久，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自高。”文章至此才进入正题。作者没有孤立地描写秘演，而是把他和石曼卿放在一起对比着描写。二人都是“能遗外世俗，以气节自高”的“奇男子”，都爱极饮至醉，“喜为歌诗以自娱”。不同的是，这二位隐而不出的隐士，一位隐于酒，一位遁于佛门。关于秘演的为人，《湘山野录》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苏子美在一首《赠秘演师》诗中，写有“垂颐孤座若痴虎，眼吻开合无光精”两句。别人看了都说写得精彩，形象逼真，秘演“颔额方厚，顾视徐缓，喉中含其声，尝若鼾睡然”。但秘演本人看了此诗后，却将“眼吻开合无精光”句中的“无”字改成了“犹”字。苏子美笑骂秘演，秘演辩道：“吾尚活，岂当曰无光精耶？”子美无言以对。诗中还有“卖药得钱之沽酒，一饮数斗犹猩猩”，又被秘演抹去。苏子美说：“吾之作谁敢点窜耶？”秘演说：“君之诗出，则传四海，吾不能断晕酒，为浮图罪人，何堪更为君诗所暴？”子美无奈，只得笑而从之。秘演为人之狂放不羁，由此可见一斑。古之贤士，都看重名声气节。他们敬佩秘演、曼卿的为人，因此都愿意同他们交游。“予亦时至其室”一句，把作者自己也插了进去，通过自己与秘演、曼卿二人的亲密关系，使文章中关于秘、石二人的描写更加真实感人，也更增添了文章的感情色彩。文章至此，笔势陡然一转，写到秘演由盛而衰的过程。“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无所合，困而归。”那些隐居的士子们，并不是真的愿意与“山林屠贩”为伍，只是他们的才学得不到世人的赏识，以避世来作消极的反抗。他们一旦有机会，便会出山，重新实现他们的雄心、抱负。秘演便是为此奔波了十年，最终却仍一无所获，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山林屠贩”之中。此时石曼卿已死，而秘演也已衰老多病。作者目睹他们二人由盛至衰的过程，感慨世事沧桑，又联想到自己，发出了“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的嗟叹。
最后一段谈到了秘演的诗作。曼卿本人的诗清美之极，而他却特别称赞秘演的诗。认为他的诗雅正刚健，有《诗经》作者以诗美刺社会之意。此是借曼卿之口，赞誉秘演之诗。关于秘诗的特点，苏子美的《赠释秘演》中曾这样说到：“作诗千篇颇振绝，放意吐出吁可惊。不肯低心事镌凿，直欲淡泊趋杳冥。”秘演相貌出众，胸怀浩然正气，可惜他出世皈佛， 不能在世事中有所作为， 只有他的诗得以在世上流行。可是他又不珍重自己的诗。人已经很老了， 打开他的诗箱一看，“尚得三四百篇， 皆可喜者。”曼卿死后， 秘演也茫然不知所向， 听说东南一带多名山胜水， 甚为壮观， 便欲前往游览。这说明他人虽已老， 仍壮心未已， 志在山水。作者深知友人的用心所在， 因此为他的诗集写了这篇序文， 述说了他盛时的往事， 用来悲叹他今日的衰老。这就点明了作者撰著此文的目的。文章在最后标出了作者的名字及写此文的具体时间。
近代学者林纾说过：“欧阳永叔长于序诗文集。”此话不假。欧阳修写过不少诗序， 除《释秘演诗集序》外， 还有《梅圣俞诗集序》、《苏氏文集序》等。文中亦有“秘演状貌雄杰， 其胸中浩然”的正面刻画， 但更多的是采用侧面烘托， 映衬的方法表现秘演其人。秘演的行为轨迹， 始终伴随着石曼卿的影子。未写秘演， 先写曼卿为人， 写其“廓然有大志， 时人不能用其材”， 因此“从布衣野老， 酣嬉淋漓， 颠倒而不厌”， 实则是映衬秘演的为人。写秘演盛时的狂放以及老年的落拓， 都始终与曼卿的活动紧密联系着。二人盛时“欢然无所间”， 及“曼卿已死， 秘演亦老病”。文章写秘演的诗歌艺术， 亦先写曼卿诗之清绝， 然后由曼卿口中， 引出对秘诗“雅健有诗人之意”的评价。这种映衬、对比的手法， 使两个奇人的形象都很鲜明、突出。
《释秘演诗集序》行文直起直落而又富于变化， 结构严谨， 前呼后应， 过渡、衔接自然， 委婉曲折， 如文中讲“山林屠贩”，“伏而不出”， 实际上暗伏着秘演、曼卿这二位隐士。由求“智谋雄伟非常之士”不得， 引出曼卿， 再由作者跟随曼卿交游， 引出秘演。字字珠玑， 句句含有伏笔， 真是无一赘字。又如二段有曼卿“酣嬉淋漓， 颠倒而不厌”之伏笔， 三段便用“曼卿隐于酒”，“极饮大醉”回应， 结构严谨、完整， 几近无懈可击。文中写曼卿、秘演二人由盛而衰的过程，令人沉痛， 哀惋， 然而篇末却写秘演犹存壮志要游山水以寄托情怀， 将读者的思路引向对秘演最后归宿的揣测、遐想之中， 可谓意境深远。全篇语言平谈， 感情深沉而又富于变化。如写石、秘二人盛时的纵酒狂饮， 语言明白、流畅， 而写他们衰败时， 语气则舒缓、沉郁， 无限凄厉哀惋。明人茅坤称此序“多慷慨呜咽之音， 命意最旷而逸”， 实在是很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