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诗起联谓牡丹往年植于曲江苑圃之繁华情景已不可复追，今日乃忽于此西州风雨之中相值，喻往岁进士登第、曲江游赏、得意尽欢之盛况已不可再，今日竟沦落寄此泾州也。三承二，四承一，谓今日处此西州水亭暮雨之中，所感者惟有寒意，而当年置身曲江苑圃时罗荐春香之暖，竟已恍如隔世，不可想望矣（“不知”正应上“未可追”）。五六正写“败”字，谓蝶舞翩翾，似有意惜花，殷勤欲收落蕊，然牡丹为雨败后，花事已阑，有似佳人之怅卧遥帷，意兴阑珊，精采全无矣。末联诸家多从何焯、冯浩之说，谓指在京同袍之失意者。此解固似可通，然细按亦觉可疑。盖此二章专写“回中牡丹为雨所败”，处处以曲江下苑与西州回中相对照，以见沦落天涯之恨。既云“章台街里芳菲伴”，则彼等固身处京华，春风得意者，岂有沦落之恨？然则“且问宫腰损几枝”者，谓其日日舞于春风之中，恐不免瘦损宫腰也。“宫腰损几枝”非言其失意，乃谓其得意也。姚培谦谓“失意者失意，得意这未尝不得意也”（《李义山诗集笺注》）似得其情。
第二首诗首联谓榴花开虽不及春，然不及牡丹之先期零落更令人伤心。三四写牡丹为雨所败，言玉盘之上，雨珠飞溅，似频流伤心之泪；急雨打花，如锦瑟惊弦，声声破梦（《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有“雨打湘灵五十弦”之句）。“伤心”“破梦”均就牡丹言。而牡丹之伤心破梦亦即作者之情怀遭遇。五六写环境与败后情景，万里长空，阴云密布，气候恶劣，已非当年曲江旧圃之环境；花落委地，一年生意，已付流尘。上六句喻己未及施展才能即遭打击而沦落，心伤泪迸，希望成空，昔日之环境已不可再，今后之前途已不可问。末联则借异日花瓣落尽之时迥视今日雨中情景，犹感粉态之新艳，暗示将来之厄运更甚于今日。联系应宏博试被黜情事，此诗之感遇性质自不待言。
这两首诗是李商隐众多咏物诗中的优秀作品。其格调比《安定城楼》更为凄凉、哀婉，与后期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风格一致。前一首以奇特的联想写牡丹，由牡丹想到遥卧的美人，用惆怅的美人写败落的牡丹，让人产生无尽的联想，且意象丰富，诗境优美，冷艳，表达精致婉曲。后一首则借牡丹寄慨身世，把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融进物中，物我一体。把感伤情绪注入朦胧瑰丽的诗境，用哀婉的情调、美丽的形象和词采，写出了自己的心境和感受，其风格已大不似前。而这样托物寄情的咏物诗却大量出现在他以后的诗歌创作中，每一首都那样哀伤、凄艳。这组诗对他以后的咏物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标志着他独特创作风格的真正形成。
诗的开头两句：“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霁是指雨后或雪后转晴。久雨初晴，诗人独自来到清澈的小溪旁，顺着弯弯曲曲的溪岸行走。好像是在暗喻他前半生的经历，如同在绵绵的春雨之中，走过了许许多多的弯路，终于找到“愚溪”这块“世外桃源”。第三、四句：“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写他看到荒野中的清泉，忍不住举起手中的拐杖去试探深浅；并且将自己身上的带子解下，把那些倒伏的嫩竹捆扶起来。通过对景物的描写突出自己的行动。似乎是在自我表白：虽然独自一人被贬到永州，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利用手中的笔，去试探清泉的“深浅”，什么毁谤、诬陷与攻击，统统撇在了脑后；同时，还要对那些后学晚辈之类“嫩竹”，尽力给予关照与扶持。
第五、六句：“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写他以前经常为了功名利禄之类事情而沉吟不已，白白地浪费了许多光阴；但为了实现“利安元元”的远大抱负和理想，又惧怕什么孤独与寂寞呢？那些东西，本来就是自己应该预料得到的结果。第七、八句：“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营营是谋求的意思；炎燠是指天气极热。这两句中的“幸”字和“静”字，特别耐人寻味。“幸”字是“有幸、幸运”的意思。写他“有幸”来到这里休养生息，应该大声唱着歌谣来对付特别炎热的天气。“许国不复为身谋”，要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去奋斗，肯定会付出不少的代价。跟屈原以身殉国相比，跟元和元年（公元 806 年）被赐死于贬所的王叔文相比，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人。“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呢？
“静”字可以看作全诗的“诗眼”。古人说：“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在柳宗元的眼中，愚溪是一个与自己拥有同样的品质，同样遭遇的天涯知己。他与它对话，倾诉自己的情怀和不平，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暂时平衡和安慰；他有意识地在这人烟稀少的远僻之地，用“拐杖去试探荒泉的深浅”，扶起“倒伏的嫩竹”，“以 动求静”；他用一种平和、恬静的心态，来对待炎热的“天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诗中所创设出来的这种宁静、淡远的意境，是由于柳宗元对世俗的淡漠；而对世俗的淡漠，来自于佛教的出世思想作用的结果。因而，他能够心无挂碍，和世俗事务暂时绝缘，本着一种超功利、超现实的心境，从自然中体会到了禅意，又以禅意去体味人生，从而达到了与自然与人生合一的闲散悠然的境界，放下争逐之心、功利之念，甚至觉得脱离了局促的社会政治樊篱，贬谪南荒对他倒是一件幸事。所以，他觉得必须高高兴兴地去面对未来，敢于大声地唱着歌去迎接“炎夏”的挑战。
《夏初雨后寻愚溪》，跟他同时期的许多诗文都有所不同，格外豁达、乐观，不再为自己的处境而烦恼，不再为日后的前程而困扰，给人一种“解脱世俗尘网的束缚、超越人世间烦扰与困惑”的崭新的精神风貌。他坚持了这种在困境中顽强执着的追求精神，和勇往直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才使得困居“南荒”的十年，成了柳宗元生命里程中崭新的拼搏时期，铸就了唐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李好古过维扬时写的这首《江城子》，此外，词人把自己不能“馘名王，扫沙场”（馘，杀敌后割取左耳以计功）的原因，归结为“欲上治安双阙远”（治安，贾谊曾作《治安策》评议的时政。双阙，指代朝廷），等于说兴亡的关键、维扬屡遭破坏的根子，都因为统治者不纳忠言。这种尖锐态度和批判精神，在同代词人中也是少见的。
这首词在写法上注意了两个结合。一个是写景与抒情结合。词中写景的地方只有四句：“平沙浅草接天长，路茫茫”、“昨夜波声，洗岸骨如霜。”即仅仅是沙、草、天、路。这些单调的景物，为读者展现了维扬劫后的荒凉。再说，作者又逐次为它们加上“平”“浅”“长”“茫茫”等修饰语，从而共同组成一幅辽远、凄迷的图画，正好象征着作者惆怅的心情。“昨夜波声”一句表面写波涛，背后却有一个在扬州的某一间屋子里听着波声久久不能入睡，想起无限往事的人儿。把这一句同“洗岸骨如霜”放在一起，夏承焘说：“ 两句写夜间听到波声拍岸，使人激奋而气节凛然。”（《唐宋词选注》）则景中之情就更为显著了。
还有一个伤今与怀旧的结合。这首词目睹扬州破败景象，痛悼国家不幸，这是“今”；可是词篇中又有“几兴亡”一句，接下去还有“兴古英雄成底事”，这是“旧”。有了历史旧事的陪衬，眼前的感慨变得越发深沉幽远；相反，由于当前维扬的变故，兴年的兴亡也变得越发真切。同时这一句也奠定了下片的基调，暗示自己也像历史上的无数英雄一样，壮志难酬，只能“徒感慨，漫悲凉”。下半阕开头五句写自己少年时的志向。词人年轻时就有降服中行说（汉文帝时宦者，后投匈奴，成为汉朝的大患）和“馘名王，扫沙场”的雄心壮志，甚至象祖逖的样子，在中流击楫，立下报国誓言。这样，有兴古、少年时、目前三个时间层次的结合，词篇抒情的背景就非常开阔，作者因国事而生的忧虑也就特别深广。（李济阻）
这首词直接写到维扬的是前面五句和最末两句。前五句写见闻，结尾处点维扬，全词自然构成一个整体，中间的感慨部分则正好处在包孕之中，这样能使结构紧凑，抒情集中，应该是作者精心安排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