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人物对话的方式，先提出"宣子忧贫，叔向贺之"这个出人意料的问题，然后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述。文章先不直接说明所以要贺的原因，而是举出栾、郤两家的事例说明，贫可贺，富可忧，可贺可忧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德。继而将宣子与栾武子加以类比，点出可贺的原因，并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建德而忧贫，则不但不可贺，反而是可吊的，点出本文的中心论点。最后用韩宣子的拜服作结，说明论点，有巨大的说服力。这样既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又使人感到亲切自然。本文引用历史事实，阐明了贫不足忧，而应重视建德，没有德行，则愈富有而祸害愈大，有德行则可转祸为福的道理。
这段文字记叙了叔向向韩宣子提建议的过程。叔向的建议，采用了正反结合的阐述方法，因此相当有说服力，他的言论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卿大夫身家的长久之计，另一方面也对“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的行为提出了批评，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有很深刻的警示作用。本文语言上难度较大，应在把握文意的基础上，了解文中人物的关系，结合注解和上下文，再来理解较难的词语和句子。
“幸与松筠相近栽，不随桃李一时开。”欲写迎春，却落墨于松竹、桃李，曲笔有致。松竹皆岁寒不凋、翠叶常青。迎春则能“带雪冲寒折嫩黄”（韩琦语），最先点缀春色。因而它友于松竹，与纷艳一时的桃李不能同日而语。自古来文士都视松竹为坚贞高洁的象征。陶潜谓：“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白居易则“植竹窗前，日日观照。”（《竹窗》）说迎春欣喜自得为松竹近邻，实是赞人的高风亮节、卓然独立。唐人爱牡丹，最不喜桃李。刘禹锡《杨柳枝词》道：“城东挑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更以桃花讽刺显赫一时的满朝新贵。白居易曰迎春花“不随桃李一时开”，是麻姑手搔到了刘禹锡心头的痒处。语似平易，实则痛快淋漓。
“杏园岂敢妨君去，未有花时且看来。”杏园，据说那里是“花卉环周，烟水明媚”。唐代每年科举放榜后，新登进士多游宴于此（见《松窗杂录》）。这是个众芳斗撼 热闹非凡之处。然而迎春花却自有佳处，它先于群芳，应春傲然怒放。迎春花热情地邀请刘禹锡在桃、李、杏等花未开时，不妨来看一看。其超群拔俗的品格，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两句紧扣诗题“招”，极为贴切。“岂敢”二字下得遒劲、有力，“且”字用得玩皮、冷峻。联系刘禹锡的生平事迹看，这两句显然是借花喻人。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政治革新失败后，刘禹锡、柳宗元等革新派人物一一遭贬。十年后，刘、柳等应召人京，待起用。谁知刘禹锡不肯改悔，游玄都观时作《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讥刺权贵，因之刘、柳等又再度被谗毁、出贬。十四年后，刘禹锡仍然不易初衷，从洛阳一回到长安就旧地重游，并以诙谐、嘲笑的笔调作了《再游玄都观》。诗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不像是渡尽劫波人的口气，倒是有一种坚持立场、九死不悔的战斗精神和胜利后的豪放风度。这正是诗人笔下迎春花的气派。
刘、白交往数十年，相知甚深。故此诗虽然只就普通的迎春花着笔，却点活了人物的神采，含蓄地写出了刘禹锡的政治倾向、铮铮铁骨和倜傥风流。此可谓是善于小中见大，超然物外。作为一首咏物赠人小诗，非莫逆至交者，写不得这么深致。
第一首一二两句都是因果句：由于“病眼”，所以“逢书不敢开”，由于“春泥”所以“谢客亦无来”。而这正是他感到寂寞的来由，“更无短计销长日”，春末时节，日并不长，然而偏偏说“长日”，大概是从《诗经》的“春日迟迟”化来。这个“长”字，有力地表明了作者的寂寞无聊。因为越是无事可做，便越感到日长，这正反映了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厌恶。“短计”，即肤浅之计，“短”与“长”字相对，连个短计也还想不出来，真是无法打发这漫长的一天。
围绕栏杆行走，而且至于百回之多，这样写有点夸张，可是读者又感到真实，因为这正是绞尽脑汁想出的“短计”，他的“短计”，似平只有如此。这句话写得很具体，也很形象，似乎可以看到一个百无聊赖的人，围绕着栏杆不停地打转转。
以上两句，特别是末句，质朴无华，形同口语，这正是杨诗在语言上的一个特点。
在百无聊赖中，不免思归了。作者此次寓居临安，是短暂的，没有多久，便由于“丁父忧”而回乡了。看来他很不习惯于这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
第二首“不关老去愿春迟”，暗点题目的“春尽”。春天己经过去，但他还希望春天走得慢一点。他明确表白这个愿望是“不关老去”的，究“愿春迟”的原因则是“只恨春归我未归”，这就道出了作者的积愫，也点出了题目的“旅怀”，原来是因为春已归去而自己却不能归去的缘故。“恨”字直贯“春归我未归刀。看到春归，“我未归”之恨愈甚。
“最是杨花欺客子”，又转向“杨花”杨花者，柳絮也，东风劲吹，杨花自然要飞向西去。“向人一一作西飞”，乃是春天的自然现象，然而作者却认为这是杨花的有意恼人，有意跟“客子”为难似的。杨万里江西吉州人，吉州在临安之西，杨花从临安西飞，飞向自己的故乡吉州。一个寄离临安的“客子”，而且对临安的生活又是厌倦，对西飞的杨花即既羡慕又嫉妒。
这两句的构思较之上两句尤为巧妙。周必大说：“诚斋（杨万里）大篇短章...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笔端有口，句中有眼。”（《宋诗纪事》五十引）“春归”已令人恨，更可恨者则是“杨花”，故用“最是”二字以表达进一层的“恨”：杨花无知，何能恼人？然而它的“一一向西飞”，岂不是明明有意向人炫耀？作者把无知的杨花写成有知，把杨花由于东风而西飞的自然现象，说成是故意恼人。把西飞的杨花，涂上了浓厚的感情色彩，从而表达了作者深重的思归心情。不知道周必大的评论是否也包括作者的构思，然而这种构思是的确够得上“写人情意，曲尽其妙”的。
洗儿，旧时风俗，婴儿出生三天或满月，亲朋集会庆贺，给婴儿洗身。苏轼当年得子，“洗儿”之外，赋《洗儿诗》一首。这首诗语言浅白易懂，虽然仅28个字，情感却跌宕起伏，表面上是为孩儿写诗，而实际上既讽刺了权贵，又是“似诉平生不得志”。
苏轼宋仁宗嘉佑二年中进士，曾任凤翔判官、殿中丞等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出为杭州等地方官。后因写诗讽刺新法，被捕回京，入御史台狱，释放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时，召为翰林学士。后又出知杭州，而后一再遭贬，先后贬到惠州、琼州、昌化。宋徽宗即位大赦，被召回京，病死在常州旅舍。
苏轼是诗词文俱佳的大文豪，他的作品讲究炼词炼意，这首七绝也是如此。一个“望”字，写尽了人们对孩子的期待；一个“误”字，道尽了自己一生的遭遇。诗中几处转折，情味全在其中。愚鲁的人该无所作为，但却能“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的牢骚全在这些转折中。
苏东坡《洗儿诗》短短四句，语气戏谑，基调反讽，实乃事出有因。“人皆养子望聪明”，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只是苏轼本人仕途受大挫，痛定思痛。“我被聪明误一生”也是实情。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又在诗文中讥讽“新进”，被对方构陷入狱。一场“乌台诗案”，震惊朝野，幸有元老重臣营救，苏轼才免得一死，贬谪黄州。在黄州期间，侍妾朝云为苏轼生下一个男孩儿，《洗儿诗》即为此男孩儿而作。刚刚经历一场大磨难，诗人“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一点不难理解。“公卿”还是要当的，只是希望“无灾无难”而已；“愚且鲁”不过是件外套，大智若愚才是内核。苏轼此愿，实在是有感而发，绝非无病呻吟。
明代文学家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记载身居杭州一位先辈瞿存斋写过一首诗。“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笔端花与胸中锦，赚得相如四壁空。”反《洗儿诗》意，一目了然。郎瑛以为，瞿氏“自慨不露圭角，似过东坡”。显然是嫌苏轼诗过于直白。明代杨廉也有意与苏轼唱反调，“东坡但愿生儿蠢，只为聪明自占多。愧我生平愚且鲁，生儿哪怕过东坡。”清人褚人获评论杨诗，说虽属戏作，总不如少陵所云“有子贤与愚，何必挂怀抱”为旷达也。明末清初文学家钱谦益写《反东坡洗儿诗》，跟苏轼一样直抒胸臆。“东坡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但愿生儿狷且巧，钻天蓦地到公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