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写灯节之事,但词人并未由正面起笔描绘灯市盛况,而是以试灯夜的景象作陪衬,用怅惘的笔调抒发自己逢佳节而倍觉神伤的落寞情怀,虽只寥寥数语,却写得纡徐顿挫,舒卷自如,从而委婉地道出内心的万千感慨。
上片“卷尽”两句,写试灯日遇雨,而入夜雨收云散,天青月朗;以月宫仙女“素娥”代指月亮,即以“新梳洗”形况月色明净,比拟浑成,三字兼带出“雨后”之意。这是写天上。“暗尘”两句写地上,化用苏味道“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正月十五日夜》)和韩愈“天街小雨润如稣”(《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诗句,又有所变化、增益,切合都城灯夜雨后的光景。《武林旧事》卷二“元夕”又载姜白石诗云:“南陌东城尽舞儿,画金刺乡满罗衣。也知爱惜春游夜,舞落银蟾不肯归。”形象地刻画了天街月夜的歌舞场面。
上片并未用雨字、灯字、人字,读后便觉灯月交辉,地润绝尘,舞儿歌女,结队而至,赏灯士女,往来不断,显示出吴文英在语言上的精深功力和鲜明特点,比如爱用代字,用“素娥”代月亮,再如善于点代前人诗句等等。
谭献说此词“起稍平”,这是由于上片只是客观地描述场景;下片才是密切结合自己的回忆、联想,抒发感情,借此反映出不平静亦即“拗怒”的心理状态。“辇暗”两句,写词人故地重游,沉入回忆之中。“重来”,说明词人对眼前的景象亦曾相识,从而引起联想,又以“仿佛”两字形容触景恋旧的心境。赏灯那时自己春衫年少,意气风发,记得也是同样的夜晚,月色灯光,交相辉映,箫鼓舞队,绵连数里。这一句隐隐含有物是人非之感慨,景物依旧,可是作者的心情已由欢喜变为落寞。
末尾三句,写往事如烟、柔情似水;月与灯依旧在,伊人无觅处,自己一往情深的凄凉心事,无人倾诉。“情如水”二句也显示出吴文英语言精警的特点。
古人就有“思君如流水”的千古佳句,以水喻情,写出了情的纯洁珍贵和绵绵不绝。赏灯不能消愁释怀,反而增添无限怅惘,只好踽踽而行,颓然而返,独上小楼,熏被而眠,遥想伊人此刻,心情亦或如是,“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姜夔《鹧鸪天》)。最深的思念就是想象对方也在思念。“春梦”句紧接上文,描绘深夜入睡以后,那悠扬的歌声乐声,绵绵不绝地萦绕荡漾在梦的涟漪中。这里将“拗怒”的词意,融入流转悠然,委婉多情的笔调之中,形成惝恍迷离的朦胧意境,显得余音袅袅,韵味无穷,真可称得上是“咳唾珠玉”。
这首诗的首句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史实作为切入点,明叙暗议,用略带夸张的手法揭示了焚书与亡国之间的矛盾。次句紧承首句,又从另一角度揭示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有利天险也不能守住基业。第三句在点题的同时,进一步对焚书一事做出了评判。最后一句以议论结尾,借刘邦、项羽二人不读书之史实抒发感慨。这首诗以史家笔法,独辟蹊径,把“焚书”与“亡国”看似不相关的事情联系到一起,层层推进,自然圆转,言辞夸张,言他人所未言,巧妙的讽刺了秦始皇焚书的荒唐行为。
诗的首句点出焚书坑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当年秦始皇下令搜集民间的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并进行销毁,诗人用“竹帛烟销”简练概括这一史实,而用“竹帛”这一文字的载体,来代指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则是故意夸大秦始皇的罪过与荒谬。紧接着,诗人用“帝业虚”三字来将秦始皇“焚书坑儒”所酿就的后果概括出来,就仿佛秦始皇焚烧书籍的飞烟袅袅升起的时候,他千辛万苦创下的秦国基业也被销毁了,本可以流芳百世的千秋伟业霎时成为虚空。
“帝业虚”引出了次句对“虚”的具体描写,这里的函谷关、黄河仍在,秦始皇以为它们是可以保卫秦朝天下万世长存的天险,但是这些天险并没能守住始秦朝的宫殿,没能守住他奠定的基业,“帝业虚”得到了具体化的阐释。同时,首句和次句构成了递进的关系,前者说秦始皇焚书是为了禁锢民众的思想,使他们不能产生反抗朝廷的思想,后者则是说秦始皇把函谷关和黄河这些天险看做帝业永固的地理屏障;前者为抑的方式,后者为扬的方式。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只是秦始皇美好的愿望,他的愿望最终还是“虚”“空”了。
诗人将始皇帝的两项重大举措都予以否定,说明作者认为帝业永固绝不是压抑民众的思想和凭借险要的地理优势能够做到的,进而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才能使帝业永固。其中“祖龙”一词用得很有深意,因为祖龙是始皇的意思,点明了秦始皇的野心,即希望秦朝的天下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然而事与愿违,秦朝只经过二代就灭亡了,以至于秦朝宫殿没有得到任何扩建,一直只是“祖龙居”。这里用“祖龙居”来代指秦朝帝业,形象地说明了秦朝的短命。
第三句将拓展开的思路转回到全诗的主题——焚书坑上,并紧跟对秦始皇焚书一事的调笑,进一步强调秦始皇采用焚书的策略试图稳固帝业的举措,实荒唐可笑。“坑灰未冷”紧承首句的“竹帛烟销”而来;焚书之烟已经飞尽,而焚书之灰还未冷却,山东农民起义就爆发了,“烟销”到“未冷”极言发生战乱之快,说明焚书对稳固帝业根本就没有一点作用。
然后诗人紧跟一句反语,他说因为刘邦是市井无赖,项羽则是不好诗书的武士,他们这样的起义者根本就不读书,所以焚书的策略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句有趣的戏谑,没有说焚书无用,而是认为焚书没有发生作用的原因是起义者不读书,这看来很可笑,然而诗人正是要读者在这一笑中理解他对焚书策略的批判。末句以揶揄嘲讽的手法,紧扣焚书坑的主题,再一次确认秦始皇焚书的荒谬,也再一次否认焚书这样压抑民众思想的方式能阻止亡国命运的到来,再一次唤起读者对亡国原因的思考。
这首诗否定秦始皇焚书策略,认为这一举措对稳固帝业毫无用处,但是诗人没有提出切实的措施能帮助秦始皇稳固基业,也没有探讨秦代灭亡的真正原因,而是将这种思考留给了读者。这种方式既可以说是对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也在另一方面透露出诗人见识的不足,难以给读者一种思想上的警醒。
议论性的诗歌,既要剖析事理,又要显示意象,委实很不容易。这首诗采用了近乎喜剧的表现手法:揭示矛盾,使秦始皇处于自我否定的地位。这样写表面似乎很委婉,很冷静,其实反对的态度和憎恶的感情十分鲜明。这是一种“怨而不怒”的艺术表现手法。
作者对军阀所进行的战争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对遭受战争之苦的人民怀着深厚的同情。这首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末长期战乱后沿江农村的残破景象和人民强烈的厌战情绪,富有时代气息,为唐末优秀的诗作之一。
这首诗开始塑造了凄寂悲苦的意境,描写了诗人自己的活动。在乔木遮住了西下夕阳的时刻,诗人系住行船,取来了一束柴薪。这就使三、四句的描写有了着落—诗人停船之后自然听到了江边老翁的谈话,而江边老俞谈话的内容便是这首诗要表达的主要思想。“厌兵”是江边老翁谈话的中心,也是诗人的现点,也是这首诗的主题。一个“尽”字说明人们(包括诗人自己)“厌兵”的程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多么深重。
在表现艺术上,诗人直接出场,录其所闻;结句含意比较外露,但却不是诗人直抒胸臆之辞。由于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客观抒情诗人的姿态出现,故而使人更加感到诗境、诗情具有冷静的客观真实性,从而加强了诗歌的感染力。
这首诗是对求奇追险诗风及其流弊的批评。苏轼、黄庭坚是北宋影响巨大的著名诗人,两人的诗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苏轼的诗歌气象宏阔,铺叙宛转,意境恣逸,笔力矫健,常富理趣,但苏诗散文化、议论化倾向明显。苏轼有满腹才学,难免在诗中卖弄,以出新意。黄庭坚作诗则力求新奇,选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险韵,做硬语,诗风生新瘦硬峭拔,善于出奇制胜。他所用“夺胎换骨”、“点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学为诗”的倾向。
苏、黄两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对传统有所发展变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因此元好问承认了他们在诗歌上的成就“只知诗到苏黄尽”和影响力(“一波才动万波随”)。但是另一方面,苏黄的后学者却往往没有苏黄的才力,未得其长,先得其短,容易出现一味崇尚奇险、堆砌生典、搜罗怪异形象,语言生硬晦涩、词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无奇更出奇”)。元好问批评了苏、黄诗歌缺点所造成的不良风气,同时,这也反映了元好问崇尚自然、雅正,反对险怪、雕琢的诗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