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以衬托之笔，写乐女们敲击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方响演奏《凉州》曲的过程。“花满银塘水漫流”，点明演奏情景。“花满”喻乐声如花朵遍地开放：“水漫流”喻乐声如清泉漫流。方响击时需要着水于其中以调音，故有“花满”、“水漫”的效果，这是苏轼惯用的通感技法。由乐声、花满、水漫流，即是由听觉、视角、视角的挪移，给人以愉悦的美感。“犀槌玉板奏《凉州》”，点明方响是由“犀槌”和“玉板”演奏出《凉州》曲。“犀槌”与“玉板”，说明了乐器的贵重。《凉州》曲，说明了乐曲的广泛。 “顺风环佩过秦楼”，进一步渲染方响击打的效果。“顺风”说明了乐女的步伐很快，“环佩”说明了乐女的浓妆打扮，“过秦楼”说明乐曲随乐女来到了理想的歌楼。整个上片，着力渲染方响进入了大雅之堂，赢得了美好的效果。
下片，以带有神话色彩的笔墨，写方响超常的艺术力量。“远汉碧云轻漠漠”，写方响声穿透了“远汉”、“碧云”的艺术效果，即感动天地。“今宵人在鹊桥头”，写方响音成为传媒，成全“鹊桥”聚会的恋人，即感动神明。“一声敲彻绛河秋”，写方响的音响彻“绛河”的秋天，即感动时节。
全词，记述了从地下发掘出来而由乐女演奏的方响及其效果的全过程。运用衬托、用典与想象之笔，极力渲染了方响作为国宝的超常艺术力量。苏轼让其重见天日，重现灵光，重传原音，重显价值，表明了苏轼对中华文物的珍惜之情很深。
上片描绘飞雪的动态美，寄托了词人飘荡羁旅之悲情。下片写雪的静态美，寄托词人孤高志趣。该词托物言志，采用比喻、衬托、动静结合的手法，表达了词人对梅花不畏严寒的赞美，寄托着词人不同流俗的志趣。
这是一首咏物词。刘熙载云：咏物应“不离不即”（《艺概》），意即咏物而不滞于物，也就是说好的咏物诗词既要做到曲尽妙处，又要在咏物中言情、寄托。本首咏物词就有“不离不即”之妙。
上片描绘飞雪的动态美，寄托了词人飘荡羁旅之悲情。“蝴蝶初翻帘绣”三句，描写纷飞的白雪，时而像翻穿绣帘的蝴蝶，时而像万千天女散花舒袖长舞，时而像落花飘洒，时而像飞絮蒙蒙。这里采用博喻的方法，将雪比做“蝴蝶”、“玉女”、“落花”、“飞絮”，用这些事物来比拟，创造了一个优美的意境，给人以鲜明生动的印象，产生了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比喻，可以比声音、比形象、比情态、比心情、比事物，但都要抓住两者之间的可比之处。
这首词的比喻，主要是比形象、比情态。蝴蝶穿帘的形象，是比拟雪花的轻而美，玉女飞舞的形象，比拟雪花洁白而飘逸，落花比拟轻飏而凄清，飞絮比拟雪花飘洒而色白。这些比喻都是新奇的想象，富有独创性，自然、精当，达到了“喻巧而理至”的效果。正因这些喻体都含着一个“飘”意，就为歇拍的抒情句“长忆著、舞桥别后”作了铺垫，从而寄寓了羁旅在外，飘泊异乡的愁情，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又因上片巧妙用典，如“落花”、李白的“秦楼月，年年柳色，舞陵伤别”（《忆秦娥》）而加浓了诗的意境。“舞桥”暗用了王勃“客心千里倦，春争一朝归。还伤北国里，重见落花飞”（《羁春》）。
下片写雪的静态美，寄托词人孤高志趣。姚铉说：“赋水不当仅言水，而言水之前后左右。”（见贺裳《皱水轩词筌》）这是说写咏物诗词，可正面描写，也可侧面描写，或以反衬手法出之。本首下片，词人就用寒梅来衬白雪，既勾画了雪之洁白，又表现了梅之高格，从而寄托了词人的孤芳、高洁的志趣。“浓香斗帐自永漏”一句，写梅花在雪后深夜之时开放，清香从窗外飘入室内的斗帐中。“浓香”代指梅花。“漏永”即“永漏”，意夜深。
“任满地、月深云厚”一句，既写夜晚的雪景，如厚厚云絮铺满大地，似皎洁月光洒向原野。天宇大地，上下辉映，好一个银白世界。它静无纤尘，多么玲珑剔透。在这静穆的天地间，有一枝寒梅怒放，散着浓香，衬托着洁白的雪更加光洁隽美了。歇拍“夜寒不近流苏，后庭梅瘦”，又是一个抒情句。赞美雪中梅花不畏寒冷，不同流俗，不趋炎势，只在冰清玉洁中独弄清影。这白雪寒梅的形象又寄托了词人孑然独立的志趣。
本首咏物词，既用博喻修辞法，将雪作多角度的正面描绘，表现了雪之多姿多彩的动态美；又用衬托法，以清高的梅衬洁白的雪，创造了冰清玉洁的意境，表现了一种玲珑的静态美，在动与静、虚与实的结合中，融进词人的思想感情，创造了一种秀雅飘逸的风格。
《小雅·采芑》诗的开首以“采芑”起兴，很自然地引出这次演习的地点：“新田”、“菑亩”。紧接着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出现在旷野上，马蹄得得，敲不碎阵列中之肃穆严整；军旗猎猎，掩不住苍穹下之杀气腾腾。在这里，作者以一约数“三千”极言周军猛将如云、战车如潮的强大阵容，进而又将“镜头的焦距”拉近至队伍的前方，精心安排了一个主将出场的赫赫威仪。只见他，乘坐一辆红色的战车，花席为帘、鲛皮为服，四匹马训练有素、铜钩铁辔，在整个队伍里坐镇中央，高大威武而与众不同。真是未谋其面已威猛慑人。诗的第二章与上大体相同，以互文见义之法，主要通过色彩刻画（“旗旐央央”，“约軝错衡”），继续加强对演习队伍声势之描绘。在对方叔形象的刻画上则更逼近一步：“服其命服”的方叔朱衣黄裳、佩玉鸣鸾、气度非凡。同时也点明他为王卿士的重要身份。第三章格调为之一变，以鹰隼的一飞冲天暗比方叔所率周军勇猛无敌和斗志昂扬。接下来作者又具体地描绘了周师在主帅的指挥下演习阵法的情形：雷霆般的战鼓声中，战车保持着进攻的阵形，在响彻云霄的喊杀声中向前冲去；演习结束，又是一阵鼓响，下达收兵的号令，队伍便井然有序地退出演习场，整顿完毕后，浩浩荡荡地返回营地。（“伐鼓渊渊，振旅阗阗”）。第四章辞色俱厉，以雄壮的气概直斥无端滋乱之荆蛮（“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告诫说，以方叔如此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之师旅讨伐荆蛮，定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敌之军，拔敌之城，俘敌之人，败之于谈笑挥手之间（“方叔率止，执讯获丑”）。
统观全诗，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此诗并非实写战争，而是写一次军事演习。这从诗中“师干之试”等处可证。其二，此诗从头至尾层层推进，专事渲染，纯以气势胜。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