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05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声称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挂印回家。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共五首,描绘田园风光的美好与农村生活的淳朴可爱 ,抒发归隐后愉悦的心情。这是第一首。主要是以追悔开始,以庆幸结束,追悔自己“误落尘网”、“久在樊笼”的压抑与痛苦,庆幸自己终“归园田”、复“返自然”的惬意与欢欣,真切表达了诗人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对山林隐居生活的无限向往与怡然陶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所谓“适俗韵”无非是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通之处,所以“爱丘山”。前二句表露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看破官场后,执意离开,对官场黑暗的不满和绝望。为全诗定下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尘网:尘世的罗网。“三十年”应该是“十三年”,他从开始作江州祭酒,到辞去彭泽县令,前后一共十三年。所以“一去三十年”是“一去十三年”的夸词。这两句是说,自己不得已出去做官,一去就是十三年。
起首四句,先说个性与既往人生道路的冲突。“适俗韵”无非是指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吧,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同之处,所以“爱丘山”。前两句表现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为全诗定下了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生常不得已,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步入仕途乃是通常的选择;作为一个熟读儒家经书,欲在社会中寻求成功的知识分子,也必须进入社会的权力组织;便是为了供养家小、维持较舒适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做官。所以不能不违背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起来,那是误入歧途,误入了束缚人性而又肮脏无聊的世俗之网。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羁鸟:被束缚的鸟。池鱼:水池里养的鱼。故渊:指鱼儿原先生活的水潭。这两句是说,关在笼中的鸟儿依恋居住过的山林,养在池中的鱼儿思念生活过的深潭。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际:间。拙:笨拙。自谦之词,与世俗的机巧相对而言。这两句是说,到南边的原野里去开荒,依着愚拙的心性回家耕种田园。
这四句是两种生活之间的过渡,前两句集中描写做官时的心情,从上文转接下来,语气顺畅,毫无阻隔。因为连用两个相似的比喻,又是对仗的句式,便强化了厌倦旧生活,向往新生活的情绪;再从这里转接下文,就显得自然妥帖,丝毫不着痕迹了。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是简笔的勾勒,以此显出主人生活的简朴。但虽无雕梁画栋之堂皇宏丽,却有榆树柳树的绿荫笼罩于屋后,桃花李花竞艳于堂前,素淡与绚丽交掩成趣。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暧暧,是模糊不清的样子,村落相隔很远,所以显得模糊,就像国画家画远景时,往往也是淡淡勾上几笔水墨一样。依依,形容炊烟轻柔而缓慢地向上飘升。这两句所描写的景致,给人以平静安详的感觉,好像这世界不受任何力量的干扰。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一下子将这幅美好的田园画活起来了。这二句套用汉乐府《鸡鸣》“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而稍加变化。但诗人绝无用典炫博的意思,不过是信手拈来。他不写虫吟鸟唱,却写了极为平常的鸡鸣狗吠,因为这鸡犬之声相闻,才最富有农村环境的特征,和整个画面也最为和谐统一。隐隐之中,是否也渗透了《老子》所谓“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观念,那也难说。单从诗境本身来看,这二笔是不可缺少的。它恰当地表现出农村的生活气息,又丝毫不破坏那一片和平的意境,没有喧嚣和烦躁之感。以此比较王籍的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那种为人传诵的所谓“以动写静”的笔法,未免太强调、太吃力。
这八句是写归隐之后的生活,好像诗人带着我们在他的田园里参观一番,他指东道西地向我们一一介绍: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狗吠、鸡鸣。这些平平常常的景物,一经诗人点化,都添了无穷的情趣。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尘杂是指尘俗杂事,虚室就是静室。既是做官,总不免有许多自己不愿干的蠢事,许多无聊应酬吧。如今可是全都摆脱了,在虚静的居所里生活得很悠闲。不过,最令作者愉快的,倒不在这悠闲,而在于从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又是指顺适本性、无所扭曲的生活。这两句再次同开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相呼应,同时又是点题之笔,揭示出《归园田居》的主旨。但这一呼应与点题,丝毫不觉勉强。全诗从对官场生活的强烈厌倦,写到田园风光的美好动人,新生活的愉快,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这样的结尾,既是用笔精细,又是顺理成章。
这首诗最突出的是写景———描写园田风光运用白描手法远近景相交,有声有色;其次,诗中多处运用对偶句,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还有对比手法的运用,将“尘网”“樊笼”与“园田居”对比,从而突出诗人对官场的厌恶、对自然的热爱;再有语言明白清新,几如白话,质朴无华。这首诗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意境,诗的语言完全为呈现这意境服务,不求表面的好看,于是诗便显得自然。总之,这是经过艺术追求、艺术努力而达到的自然。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年轻时就没有适应世俗的性格,生来就喜爱大自然的风物。
错误地陷落到世俗的种种束缚中,转眼间远离田园已十余年。
笼子里的鸟儿怀念以前生活的森林,池子里的鱼儿思念原来嬉戏的深潭。
我愿到南边的原野里去开荒,依着愚拙的心性回家耕种田园。
绕房宅方圆有十余亩地,还有那茅屋草舍八九间。
生长茂盛的榆树柳树遮蔽了后屋檐,桃树李树整齐的栽种在屋前。
远处的邻村屋舍依稀可见,村落上方飘荡着袅袅炊烟。
深深的街巷中传来了几声狗吠,桑树顶有雄鸡不停啼唤。
庭院内没有世俗琐杂的事情烦扰,静室里有的是安适悠闲。
久困于樊笼里毫无自由,我今日总算又归返林山。
注释
少:指少年时代。
适俗:适应世俗。
韵:气质、情致。一作“愿”。
丘山:指山林。
尘网:世俗的种种束缚。
三十年:有人认为是“十三年”之误(陶渊明做官十三年)。一说,此处是三又十年之意(习惯说法是十又三年),诗人意感“一去十三年”音调嫌平,故将十三年改为倒文。
羁鸟:笼中之鸟。恋:一作“眷”。
池鱼:池塘之鱼。鸟恋旧林、鱼思故渊,借喻自己怀恋旧居。
南野:南面的田野。一作“南亩”,指农田。
际:间。
守拙:意思是不随波逐流,固守节操。
方宅:宅地方圆。一说,“方”通“旁”。
荫:遮蔽。
罗:罗列。
暧暧:迷蒙隐约的样子。
依依:轻柔而缓慢的飘升。
墟里:村落。
颠:顶端。
尘杂:尘俗杂事。
虚室:空室。
余闲:闲暇。
樊笼:蓄鸟工具,这里比喻官场生活。樊,藩篱,栅栏。
返自然:指归耕园田。
公元405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声称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挂印回家。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共五首,描绘田园风光的美好与农村生活的淳朴可爱 ,抒发归隐后愉悦的心情。这是第一首。主要是以追悔开始,以庆幸结束,追悔自己“误落尘网”、“久在樊笼”的压抑与痛苦,庆幸自己终“归园田”、复“返自然”的惬意与欢欣,真切表达了诗人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对山林隐居生活的无限向往与怡然陶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所谓“适俗韵”无非是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通之处,所以“爱丘山”。前二句表露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看破官场后,执意离开,对官场黑暗的不满和绝望。为全诗定下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尘网:尘世的罗网。“三十年”应该是“十三年”,他从开始作江州祭酒,到辞去彭泽县令,前后一共十三年。所以“一去三十年”是“一去十三年”的夸词。这两句是说,自己不得已出去做官,一去就是十三年。
起首四句,先说个性与既往人生道路的冲突。“适俗韵”无非是指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吧,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同之处,所以“爱丘山”。前两句表现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为全诗定下了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生常不得已,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步入仕途乃是通常的选择;作为一个熟读儒家经书,欲在社会中寻求成功的知识分子,也必须进入社会的权力组织;便是为了供养家小、维持较舒适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做官。所以不能不违背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起来,那是误入歧途,误入了束缚人性而又肮脏无聊的世俗之网。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羁鸟:被束缚的鸟。池鱼:水池里养的鱼。故渊:指鱼儿原先生活的水潭。这两句是说,关在笼中的鸟儿依恋居住过的山林,养在池中的鱼儿思念生活过的深潭。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际:间。拙:笨拙。自谦之词,与世俗的机巧相对而言。这两句是说,到南边的原野里去开荒,依着愚拙的心性回家耕种田园。
这四句是两种生活之间的过渡,前两句集中描写做官时的心情,从上文转接下来,语气顺畅,毫无阻隔。因为连用两个相似的比喻,又是对仗的句式,便强化了厌倦旧生活,向往新生活的情绪;再从这里转接下文,就显得自然妥帖,丝毫不着痕迹了。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是简笔的勾勒,以此显出主人生活的简朴。但虽无雕梁画栋之堂皇宏丽,却有榆树柳树的绿荫笼罩于屋后,桃花李花竞艳于堂前,素淡与绚丽交掩成趣。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暧暧,是模糊不清的样子,村落相隔很远,所以显得模糊,就像国画家画远景时,往往也是淡淡勾上几笔水墨一样。依依,形容炊烟轻柔而缓慢地向上飘升。这两句所描写的景致,给人以平静安详的感觉,好像这世界不受任何力量的干扰。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一下子将这幅美好的田园画活起来了。这二句套用汉乐府《鸡鸣》“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而稍加变化。但诗人绝无用典炫博的意思,不过是信手拈来。他不写虫吟鸟唱,却写了极为平常的鸡鸣狗吠,因为这鸡犬之声相闻,才最富有农村环境的特征,和整个画面也最为和谐统一。隐隐之中,是否也渗透了《老子》所谓“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观念,那也难说。单从诗境本身来看,这二笔是不可缺少的。它恰当地表现出农村的生活气息,又丝毫不破坏那一片和平的意境,没有喧嚣和烦躁之感。以此比较王籍的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那种为人传诵的所谓“以动写静”的笔法,未免太强调、太吃力。
这八句是写归隐之后的生活,好像诗人带着我们在他的田园里参观一番,他指东道西地向我们一一介绍: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狗吠、鸡鸣。这些平平常常的景物,一经诗人点化,都添了无穷的情趣。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尘杂是指尘俗杂事,虚室就是静室。既是做官,总不免有许多自己不愿干的蠢事,许多无聊应酬吧。如今可是全都摆脱了,在虚静的居所里生活得很悠闲。不过,最令作者愉快的,倒不在这悠闲,而在于从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又是指顺适本性、无所扭曲的生活。这两句再次同开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相呼应,同时又是点题之笔,揭示出《归园田居》的主旨。但这一呼应与点题,丝毫不觉勉强。全诗从对官场生活的强烈厌倦,写到田园风光的美好动人,新生活的愉快,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这样的结尾,既是用笔精细,又是顺理成章。
这首诗最突出的是写景———描写园田风光运用白描手法远近景相交,有声有色;其次,诗中多处运用对偶句,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还有对比手法的运用,将“尘网”“樊笼”与“园田居”对比,从而突出诗人对官场的厌恶、对自然的热爱;再有语言明白清新,几如白话,质朴无华。这首诗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意境,诗的语言完全为呈现这意境服务,不求表面的好看,于是诗便显得自然。总之,这是经过艺术追求、艺术努力而达到的自然。
陶渊明任官十三年,却一直厌恶官场,向往田园。他在公元405年(义熙元年),即四十一岁时最后一次出仕,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即辞官回家。以后再也没有出来做官。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本诗就是其中一首。
此词为作者晚年回乡后所作。上片先写家乡南阜有小亭台,山花取次开放,婀娜多姿,因此邀请好友前开游赏,不要辜负大好春光。“多情”一词,道出了彼此间深厚的友谊。
“晴也须开,雨也须开”,表示了邀请之恳切。下片劝好友到开之后,可以开怀畅饮,随意踏青。若待天晴之后再开,则“人在天涯,春在天涯”,已经时过境迁了。全词通俗平易,流转自然。感情真挚,清新雅洁。
这首词写思妇怀人而愁苦不堪。诗词以离愁为主题的作品很多,然而此词却颇有特色,显得标致隽永。
上片描绘足以烘托思妇离愁的景色。
“柳絮风轻,梨花雨细”,起笔这两句都省略了动词谓语,且语序亦倒置,补足还原应为:“风轻飘柳絮,雨细湿梨花。”这里首先借景象点明了时在暮春,此时正值轻轻暖风将柳絮吹向半空乱飞,细细春雨使一枝枝梨花带上亮晶晶的水滴。然而如此大好春光,对于独守空帏的思妇,只能成为她离恨绵绵的反衬,更没有心思去观赏。正如汤显祖《牡丹亭》所写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一样。确实如此啊,天亮好久了,可她所住之处,犹然“春阴院落帘垂地”,房门上,挂的绣帘还未卷起,她仍然慵懒地躺在床榻之上。她本来早已醒了,于是半睁惺忪睡眼,情不自禁地从窗棂看出去,只见“碧溪影里小桥横,青帘市上孤烟起”。她终于忍不住要往外看,她的目光一下子就落在横于“春阴院落”不远的“小桥”上。这正是由于她的情郎曾打从桥上而去,归家也必然会打从那桥上而来,所以对于那座小桥她不知望过多少次了,而今晨又忍不住再望了一回。可是这一回仍旧失望,他依然未打从那桥上归来,这真如温庭筠《思帝乡》所写的“惟有阮郎春尽,不归来”。接下去,她再将目光向远处的市镇看去,同样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有那晨饮的“孤烟”冉冉升起而已。此处着一“孤”字,又正好是她此时此刻内心感到无比孤寂的写照。
下片抒发思妇对其情郎的蜜意柔情。
过片“镜约”二句,化用了南朝陈徐德言、乐昌公主夫妇及西汉司马相如、卓文君夫妇的有关典故。陈朝太子舍人徐德言,尚乐昌公主。陈政衰,徐谓公主曰:“国破,汝必入权豪家。倘情缘未断,尚冀相见乎?”乃破镜各分其半,约他日以元宵日卖于都市,这就是词中“镜约关情”的出处,借此表明思妇对其情郎忠贞不渝,期能重温旧好。又西汉临邛富豪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知琴。时司马相如赴卓宅赴宴,酒酣,操《凤求凰》琴曲以挑之。文君心悦,夜奔相如,驰归成都,结为伉俪。这就是“琴心破睡”的来源,意谓那位思妇回忆起她和情郎的相遇,与相如、文君的结合极其相似,因之越想越觉甜美,竟至使睡意也淡化了。她完全清醒过来以后,才觉晨风吹凉,使得“轻寒漠漠侵鸳被”。当她一眼瞥见被面上绣制的的鸳鸯时,心中又不禁产生了鸳鸯倒永不分离而自己如今却形单影只的慨叹,真是无可奈何!歇拍两句“酒醒霞散脸边红,梦回山蹙眉间翠”,是写思妇起床后整妆时从镜中所看到的自己的形状。她记起昨夜因欲解愁而饮酒的事来,喝得两颊升起了红霞,现在虽然酒意已消,可脸边余红犹在;而刚才她与情郎相遇的美梦,可惜一下就幻灭了,她的有如春山一样翠绿的双眉怎不蹙了又蹙呢!如此以她顾影自怜的行动描写作结,给人留下她不胜相思之愁的印象就更深刻难忘了。
此词写思妇之离情,侧重于对她内心活动过程的揭示;然而全都以景物及其自身的行动烘染之,不仅无概念化、抽象化之弊,且更如小说塑造人物形象那样,颇有浮雕感、立体感的审美效应。此外,词中几乎每一个句子都提炼得绮丽而自然,全词行文畅达得如行云流水。宋人胡仔《苕溪渔隐词话》卷一云:“词句欲全篇皆好,极为难得”(见《词话丛编》第167页)。
始出于东晋谢安与其子侄辈们的一段即兴对话。言简意赅地勾勒了疾风骤雪、纷纷扬扬的下雪天,谢家子女即景赋诗咏雪的情景,展示了古代家庭文化生活轻松和谐的画面。文章通过神态描写和身份补叙,赞赏谢道韫的文学才华,并因此而流传千古,成为一段佳话。《咏雪》作为清谈名士的教科书,特别注意传达魏晋清谈家的独特的语言形象,重视人物语言的润饰,“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文章第一句交代咏雪的背景。短短的十五个字,涵盖的内容相当多。东晋的谢氏家族是个赫赫有名的诗礼簪缨之家,为首的是谢太傅即谢安。在这样的家族里,遇到雪天无法外出,才有“讲论文义”的雅兴。召集人兼主讲人自然是谢安,听众是“儿女”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全都说到了。接着写主要事件咏雪(其实是主讲人出题考听众)。主讲人何以有此雅兴?原来是天气发生了变化:“俄而雪骤”,早先也有雪,但不大,而此刻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这使主讲人感到很高兴,于是“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答案可能不少,但作者只记录下了两个:一个是谢朗说的“撒盐空中”;另一个是谢道韫说的“柳絮因风起”。主讲人对这两个答案的优劣未做评定,只是“大笑乐”而已,十分耐人寻味。作者也没有表态,却在最后补充交代了谢道韫的身份,“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这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表明他欣赏及赞扬谢道韫的才气,并写出了谢道韫是“咏絮才”。
为何说谢道韫作的词句更好呢?柳絮,作为春时景物,有似花非花,因风而起,飘忽无根,满天飞舞的特征。晋伍辑之《柳花赋》曾形容:“扬零花而雪飞,或风回而游薄,或雾乱而飙零,野净秽而同降,物均色而齐明。”谢道韫将此来比拟北风吹起漫天飞雪,堪称契合无间。取柳絮可比其形言其大,点明当时的“雪骤”之景,而“因风起”更指出它随风飘舞,漫无边际的自然特点。(宋代的贺铸《青玉案》词有“满城风絮”句。)由此较之,雪花柳絮,可谓是异迹而同趣了。如此再看“撒盐空中”的比方,则未免有局促见肘之嫌了。比喻更讲究神似:盐在空中唰唰地撒,重重地下落,躲都来不及,何谈欣赏?无美感可言。比作柳絮,一扫滞重之感,因风而起,漫天飘飞,这才是大自然的造化。而且柳絮飘飞的季节是春暖花开之时,冬季之冷景,以春季之暖景写出,更见诗意。
《端正好·上高监司》为叙事套曲,分前、后两套。在元散曲作品里,表现作者厌世的、玩世的和出世的作品占着很大的比重,直接反映社会现实、表现社会重大问题的题材却寥若晨星。而在这些为数很少的题材中,指斥时弊的作品更是屈指可数。这两套《上高监司》则可称得上是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它不仅篇幅最长,且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历来的文学史家和元曲研究者所称道。
前套反映的是元代大旱之年,颗粒无收,物价飞涨,天灾人祸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又歌颂了高监司开仓赈粮、救济饥民的“德政”;真实描绘了一幅惨绝人寰的灾民流离图和刻画了一个恤老爱贫、公正无私的清官形象,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了当时昏暗无道的社会现实。
全套十五支曲子大体可以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首曲〔端正好〕,可视为全套的序曲,与〔尾声〕相呼应,交待写作的缘起。第二部分是〔滚绣球〕与〔倘秀才〕的三次反复,共六支曲子,描写天灾与民瘼。这是全曲的重头戏。第三部分是〔滚绣球〕与〔伴读书〕两支曲子,揭露官吏昏庸,与劣绅勾结,加重了百姓的困苦。第四部分是〔货郎儿〕和〔叨叨令〕两支曲子,先写高监司的仁政给百姓带来一线生机,继而再写百姓的困苦情状,向高监司呼吁。第五部分由〔煞〕〔尾〕四支曲组成,歌功颂德,表达了对高监司的感激与祝福。
这套曲子真实地描绘了一幅灾年流民图。旱灾发生时,田野龟裂,麦谷无收,物价高涨,钞票贬值;米比珍珠还贵,无米为炊,锅子生尘,灾民个个饥肠辘辘,僵卧于惨淡的夕阳之下,或者靠剥树皮、采野菜充饥。灾民个个面黄肌瘦,东倒西歪,四处流落于街头巷尾,偶尔能吃点麻柘浆糊、麦麸糠米,就得感谢上天的恩赐;癌疫流行,死者暴尸于野,人们为了活命,卖光家产,甚至卖儿卖女,骨肉生分,水无见时,那些无人要的奶娃,只好忍痛抛入江中活活淹死。人们被迫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奄奄一息,瘦骨嶙峋的人们,抱女携男,拄杖弓背,拖着沉重的步子边走边哭,泪如雨下,再加路途艰辛,风吹日晒,更是惨景非常。
作者采用鲜明对比的手法一面描写人民的苦难,一面揭露富豪奸商和地方官吏的种种罪恶活动,在同一幅天灾图中勾画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灾民食不果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之时,那些“殿实户”和“停塌户”却“欺心不良”,“瞒天不当”,怀着“吞象心肠”,在“谷中添秕屑,米内插粗糠”,或者非法倒卖,抬高粮价,克扣斤两,牟取暴利;还有各色官吏,平日就大量侵吞义仓的粮食,灾荒发生以后名义上是开仓赈济,实际上仓中并没有多少存粮,有的也被有钱人家买通官吏把粮食发放给了他们,老百姓得不到一点实惠,什么印信凭证都是谎话,都不过是画饼充饥,只有官吏从中捞取油水。总之,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债息,纳宠妾,买人口,好不兴旺;无钱的饥饿难挨,骨肉分离,尸填沟壑,倾家荡产,好不悲惨,这是多么鲜明的阶级对比,多么不合理的社会现实。
作者不是对现实作纯客观的描写,而是在描写中表现出鲜明的爱。他一面对人民怀着深切的同情,写出了“万民失望”的愤怒情绪,以“小民好苦也么哥”的呼声喊出了人民抗争的心声,一面以无比憎恨的感情揭露富豪奷商、贪官污吏的“伎俩”,称他们是无耻之徒,诅咒他们断子绝孙。与此同时,他还对在灾荒严重的紧急关头能够不辞辛劳,亲临灾区,开仓赈济,爱民忧国,发政施仁,恤老怜贫,视民如子,起死回生,扶弱摧强的高监司加以赞颂。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王充《论衡·佚文篇》中说:“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作者是实践了这些有关现实主义的传统理论的。
后套以生动具体的写实手法再现了元代历史上起恶劣作用的“钞法”给广大人民的无穷危害,揭露了从官吏到商人的种种罪行。
第一首〔端正好〕是序曲。内容说,官府很清明,能采纳舆论,听众人申诉。愿在江西大郡南昌府您的亲临处,广开言路,听那大家的意见。第二首〔滚绣球〕至第十五首〔呆骨朵〕,揭露了钞票库藏管理中的严重弊端、商人的虚伪和庸俗、商人们狼狈为奸、勾结官府的罪行,揭露了官府吏役伙同奸商、贪赃枉法、坐地分账,揭露了官府在管理“钞法”中营私舞弊行为、贪污受贿、高利盘剥、窝藏商贾、倒卖假钞的罪行,揭露了元代“钞法”行市和押送钞票中的种种弊病,揭露了暴发户穷奢极侈的生活,指出暴发户也有麻烦、倒霉的时候。第十六首〔脱布衫〕请求高监司出谋划策,剪除邪恶。第十七首〔小梁州〕抨击市井小人横行霸道的行为。第十八首〔幺〕提出要使盗窃府库者受到重处。第十九首〔十二月〕作者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第二十首〔尧民歌〕强调严肃法纪的重要性。第二十一首〔耍孩儿十三煞〕至第二十九首〔五〕说明中国币纸的源流及其意义、元初所行币制的重要作用,揭露变更“钞法”之后的弊病。叙述到京都中都省交送管钞的情况,抨击了盗窃仓库者和管理们作威作福、欺压乡邻的罪行,揭露了官吏和商人的妻妾儿女的奢侈生活、奉官差赴京师的旅途之苦。第三十首〔四〕至第三十三首〔一〕建议官府对贪污舞弊者要施以严刑峻法、改革官吏任免赏罚制度,清除不称职的官吏,制定相应的制度。第三十四首〔尾〕是全曲的结束语。
这套曲子能抓住社会生活的特征、细节进行具体描述,叙事生动,人物形象具体而突出。对历史的交待,对钞法的制度,叙述得非常真实;对形形色色人物的描绘,用于恰如其分,又含讥讽之意;典故的运用也恰到好处。整个作品感情强烈,寓感情于叙事之中,两者结合得相当好。作品强烈的思想性,借助于高超的艺术手法得到较好的表现。
作者以其惊人的胆气和无情的笔触,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元末社会金融市场的混乱和法律机关的贪污腐败,作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凶狠贪暴的元蒙统治者。然而,作者毕竟受到其阶级地位的限制而从维护其阶级利益出发,提出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张,并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所谓清官廉吏身上。在元蒙残酷的民族压迫之下,像这样大胆而深刻地切中时弊、揭出矛盾、最富现实性的作品实属罕见,它类似于白居易的新乐府而又超出了白氏的新乐府,堪称为元代散曲文学史上的旷世奇文。
《端正好·上高监司》,一扫曲坛吟风弄月、离愁别恨的旧习,直接以创作来评议当时现实政治的重大问题,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元代的残暴统治。这在元散曲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前套由十五支小令组成,描写在天灾人祸下,广大贫苦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遭遇。后套由三十四文小令组成,长达一千八百字,为元代散曲之冠,揭露了当时江西库吏的营私和钞法的积弊。尽管曲中也表现出作者的阶级局限,但其战斗性和思想艺术成就不容置疑。全曲不仅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称得上是元曲中的史诗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