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序行文规整，在文中也透露出作者自身的豪气和对知识的孜孜追求。和《送东阳马生序》类似，都被教学大纲选入过教材。
序文先写川蜀山水之奇，以“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开篇，领起下文，接着历叙陆路、水路之奇险，以引出“非仕州力者，不可以游；非材州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以衬出陈庭学为“仕州力者”、“材州文者”和“壮强者”，由此下文写陈庭学在四川的游宦则显得水到渠成了。然后写宋濂的夙愿和感受，以及古圣贤的典故，以此来表明他对陈庭学的勉励和期望。《送天台陈庭学序》主旨鲜明，措辞委婉，脉络井然，序次州条不紊，语言简洁不繁缛，不啻为古代赠序中的典范。
第一段从写景着手，突出游蜀之难。“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文章的第一句即从宏观上进行把握，用一个“奇”字概括出川蜀之地的地势、地形、地貌。接着，作者从微观上写出川蜀之地陆路水行皆十分不利，具体描写川山蜀水是如何之“奇”。“陆州剑阁栈道之险，水州瞿塘、滟澦之虞”，在这种万仞之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的山路上行走，稍不慎重，就会落人“波恶涡诡”的水中，为鱼鳖所果腹。按理说，作者自己并没州到过四川，文中对蜀地险恶形势的描绘一方面是出于作者丰富的艺术想象，另一方面大概受到李白《蜀道难》一诗的影响。宋濂是个典型的儒家人物，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对他州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之就注定了他的这段文字偏重于写实而缺乏李白诗中那种神奇怪异的浪漫主义色彩。如李白写蜀山道路之险用的是“西当太白州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州神话传说，州艺术夸张和奇特的想象。而宋濂的“剑阁栈道之险”一句则显得很平实。写山势之高，李白用“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的诗句，而宋濂的“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则平实得多了。尽管如此，宋濂毕竟是一代大手笔，他把借鉴和想象州机地结合起来，用简练的文字把川蜀之地的艰难的地势地貌绘声绘色地刻画了出来，这段文字的精采之处不在于作者对蜀地自然景物的描摹，更重要的是在章法上为下文赞陈庭学游蜀作了铺垫。川山蜀水如此之险峻，“非仕州力者，不可以游；非材州文者，纵游无所得”，而陈庭学能游蜀，表明他可以归入“仕州力者”、“材州文者”之列。
文章第二段写川蜀之地自古人文环境优越.陈庭学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俱佳的境界中，娱情山水，潜心学习，“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不小的成就，以致于诗歌创作中“气愈充”、“语愈壮”、“志意愈高”。作者在文中特意提到扬雄、司马相如、诸葛亮等杰出历史人物。一方面突出了神奇的巴山蜀水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俊杰风流，另一方面含州对陈庭学褒奖的意旨，而作为一个长辈对后学的赞扬，又表现得很得体，无虚饰之辞。
作者在第三段中表达了自己因不能游蜀而产生的遗憾。他追述了自己的生平，流露出对川山蜀水的向往。当他年轻时，因自认为学无所成，故尔无暇远游；壮年时适逢兵荒马乱，无法远游；而大乱平定，天下归一之后，自己已到了耄耋之年，“欲如庭学之游”也已力不从心了。
如果说作者在第三段中还稍州一点自谦与自憾的话，那么作者在第四段中所流露出来的则是州点自矜了。在这一段中，作者委婉地向陈庭学提出劝勉，远游固然能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但居家未必不能成大气候.作者希望陈庭学向孔子的高足颜回、原宪学习，安贫乐道，提高自己的修养。同时又在不经意中含州自矜的成份.文中作者虽没州直接把自己与颜回、原宪相对比，然而从他对陈庭学的劝勉以及“得无州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和“苟州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两句的语意中，还是能领悟出作者的不语之辞的。
《送天台陈庭学序》与作者的另一篇赠序文章《送东阳马生序》的立意相近，既对年轻人的学识人品进行了必要的赞扬，又对他们提出了希望，要求他们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只是在文章的结构与章法上更具特色。《送东阳马生序》是作者以自身如何刻苦学习的经历谆谆告诫东阳马生，在学习上须花大功夫。而这一篇虽然也州这方面的内容，但作者在写法上则比较委婉。因为陈庭学所仕游之地是川蜀，这就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方便。文章的第一段从川蜀之地的自然环境落笔，写出了游蜀之难，造成一种先声夺人的气势。环境如此之险峻，不是泛泛平庸之徒则不能游蜀。这就为下文写陈庭学游蜀埋下了伏笔。而文章第三段遗憾自己未能游蜀的内容又从侧面赞扬了陈庭学之游蜀。层层相因，环环相扣，前后彼此牵挂勾连，表现出作者在谋篇布局方面的严密性。按照惯例，文章还应州对所赠人物劝勉的内容，这样才符合赠序这种文体的写作要求。于是就州了作品第四段的内容，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作者在劝勉陈庭学的过程中又不动声色地隐含着自矜与自负，这是出人意表的。至此，整篇文章结构合理。布局精当，既层层相因又浑然天成，表现出作者在写这类文章时的高超的技巧。
这是韦应物晚年，任苏州刺史时所作。
此诗可分成四个层次。
第一层为开头六句，写宴集的环境，突出“郡斋雨中”四字。兵卫禁严，宴厅凝香，显示刺史地位的高贵、威严。然而这并非骄矜自夸，而是下文“自惭”的原由。宴集恰逢下雨，不仅池阁清凉，雨景如画，而且公务骤减，一身轻松。
再加上久病初愈，精神健旺，面对嘉宾满堂，诗人不禁喜形于色。寥寥数句，洒脱简劲，颇有气概。
第二层为“自惭”以下四句，写宴前的感慨。“自惭居处崇”，不单指因住处的高大宽敞而感到惭愧，还包括显示刺史地位的“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等因素在内，因为这些更使韦应物感到了自身责任的重大。
当然，“未睹斯民康”——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是触发他“自惭”的最为直接的原因。诗人从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出发，自觉地将“斯民”之康跟自己的华贵、威严及“居处崇”对比，这是很自然的。他以前早就说过“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和“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观田家》）等语，把自己所得俸禄与农民的辛勤劳动联系起来，把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责任联系起来，为自己的无功受禄而深感惭愧，深感不安，这种深刻的认识，来自他历年担任地方官所得到的感性印象。
但是又将宴饮享乐了，解决这种心理上的矛盾，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老庄思想了，于是，“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会老庄之理而遣送是非，达乐天知命之性而忘乎形迹，用这种思想去麻痹自己，可以暂时忘怀一切，心安理得地宴集享受，不必再受良心的谴责。韦应物亦不能免给。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通病。
第三层为“鲜肥”以下六句，写诗人对这次宴集的欢畅体会。这次宴会，正值禁屠之日，并无鱼肉等鲜肥食品上桌，而是以蔬果为主。这说明与宴者的欢乐并不在吃喝上，而是在以酒会友、吟诗作赋上。诗人得意洋洋地说：“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他一边品尝美酒，一边倾听别人吟诵佳句杰作，满心欢快，浑身轻松，几乎飘飘欲仙了。
第四层为最后四句，盛赞苏州不仅是财赋强盛的大藩，更是“群彦今汪洋”的人才荟萃之地，以回应题目上“诸文士燕集”的盛况。
陶渊明的田园诗后之学者极其推崇津津乐道而于他的赠答酬和之作则所论甚少。其实，这类作品中，也有不少绚烂多姿、光彩夺目的佳篇，《与殷晋安别》便是其中的一首。
诗前小序点明此诗的写作背景。开头八句以直陈方法、追叙开式，交代了与殷晋安交往、比邻的友谊。在写交往的时候，“一”与“尽”相连，“信宿”与“益复”相应，充分展示了一见如故、日益亲密的情景。殷晋安“口不谈义，深达理体”（《宋书·殷景仁传》），二人谈话内容很可能与清净闲适相关，而与功名利禄绝缘。
在写比邻的时候，先点明时间、地点，而后写出朝夕相从的情景。义熙元年（405年）十一月，诗人辞去彭泽县令，返回浔阳，耕于南亩。三年后，遭逢火灾，“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经过两年多的困顿苦楚，乃于义熙六年（410年）移居南里之南村。殷陶两人比邻，自然倍加亲密。一“肆”一“忘”，写足了二人友情。诗从初次交往落墨，进而写朝夕游从，有别于一般送别诗开头的或写景，或抒情，或烘托环境气氛，这是此诗的第一个特点。
然而快乐总有到头的时候，没想到时间不长，殷又要作太尉参军，而且就在这个春天里动身。两人一个归隐，一个升迁，分离是必然的。于是笔锋一转，以直率的语言写道：“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语默”者，仕隐也。《易·系辞》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诗人运用这句成语，以表明二人意趣不同、处境不同。“殊势”，是说对形势的看法与处世的态度不一样：陶渊明以世路险恶，视仕途为“尘网”、“樊笼”而赋“归去来”；殷晋安则“有当世之志”（《宋书·殷景仁传》）。由此可见，“乖分”明写交往上的分离，暗示人生道路上的分歧，用得何等准确，何等深厚，而又何等率真。曰“知”曰“当”，说明分离是情理中事、预料中事，表现了诗人坦荡的胸襟与质朴的诗风。事真、意真、情真，正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者。临别之际，不写“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劝慰，不写“萧萧班马鸣”（李白《送友人》）的依恋，也不写“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的凄伤，而从“或默或语”着眼，阐明“殊势”而“乖分”的自然之理，这又是一个特点。
离别的时间终于到了，“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殷晋安移家东下，犹如天上行云，随着飘飘的西来风而悠悠东去，渐去渐远，渐远渐渺，终于消失在蓝天尽头。在这里，诗人运用比兴手法、对偶句式，为读者展现了一幅风驰云飞图，渲染了送别者的感情，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效果。此二句，与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丰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到吴会”等句，在以云行喻人之远去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而喻意大别。陶诗喻仕子行踪之速，曹诗喻征夫周流之苦。熔铸前人诗句为自己语言，抒发自己感情，而又不露痕迹，可算是这首诗的第三个特点。
离别之事牵动离别之情：“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殷晋安东下，一程山，一程水，千里迢迢，山川相隔。这一别，“相去悠且长”（《古诗·烛烛晨明月》）嘉会难遇，言笑无因，寄心浮云，浮云不还；移情清风，清风无知，诗人怀念之情，亦因之而溢于言表。这两句承上，与“飘飘”二句配合在一起抒写离别之情。
离别之情推及离别之理：“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这两句照应“语默”，再次表明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的志趣。事实上，诗人并非一开始就想高蹈尘外的，他自己曾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之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在《读史述·屈贾》中，他又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可见他希望能够做稷、契一类的人物，施展才能。但是，由于仕途的污浊，官场的庸俗，以及天下的多故，名士的少全，因而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辞》）的感叹。梁启超说：“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陶渊明》）。
“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二句，其“脱”字乃假设之词，诗人以之表希望意，盼望故人便时来访。这不仅是对殷晋安的叮嘱，也是自我真情的吐露，更是势殊而情深的表现。这一结尾，恰与开头遥相呼应，看似平淡，但透过平淡，见出诗人至诚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故人”二字，把读者的思想引导进入“信宿酬清话”“淹留忘宵晨”的情境之中，言尽而意不尽，有如曲终而余音袅袅，韵味无穷。
这首送别诗，没有从送别入手，也没有拘泥于“祖道帐饮”“折柳相赠”的惯例，而是别开生面地先写交往，后写分离，再写希望，并将它们串成一片行云、一弯流水，使全诗珠联玉贯。在写分离的时候，在他人，也许要大写离愁别苦，而诗人却淡淡着墨，平平写来，点明“语”与“默”、“良才”与“贫贱”的差异，从而使诗的内容超出了一般送别诗。但诗人并没有就“殊势”作更具体的阐述，而在指出“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之后，急转直下，以假设之词、希望之意，倏然收住，诗人的全部真实感情都融化在全诗中，展示在读者面前。此诗强烈地表现出陶渊明诗歌的那种直率性格与平实语言的高度统一，人格美与艺术美的完好融合。
苏轼对陶诗极其推崇，他说：“陶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在屡遭贬谪后，尤慕其为人而和其诗，《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便是诸多和陶中的一首。尽管由于陶、苏处境不同，送别的对象不同，因而诗的内容、基调、情感，也都不同，但语言乃至结构的师承关系，却十分明显。
该诗的前两句：“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诗人着眼于现实，无比豪迈地写出了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英雄辈出，猛士如云的大好形势，说明华北大片国土的收复，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战取得的伟大业绩，靠的就是根据地的广大抗日军民，他们才是英雄，是猛士，是保卫祖国、抗击日寇的坚强柱石。这两句写得气势磅礴，豪气冲天，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信赖、期待和赞美之情。在这里诗人引用了汉高祖刘邦《大风歌》中“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句，并反其意而用之。刘邦平定了天下，却感叹没有猛士去镇守四方疆土，而抗日根据地却“猛士如云”，有这么多猛士来保卫祖国，何愁不能消灭日本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呢！这一典故的巧妙活用，加上一个“唱”字，便十分生动的刻画出了抗日军民无比威武雄壮的猛士形象，为人们展现了一幅硝烟弥漫，战马嘶鸣，抗日将士高歌猛进、无所畏惧、前赴后继、势不可挡的抗战画面，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朱德伟大的英雄气魄。
“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承接前两句，作者在这里尽情地抒发了他对抗战必胜所满怀的信心和决心。前句作者引用了《唯南子·览冥训》中的一个故事：“楚鲁阳公与韩人交战，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太阳落山了。鲁阳公持戈挥舞，精神抖擞，毫无疲惫之感，而且越战越勇。太阳为其精神所感动，又返回了三个星座的距离，以帮助他继续战斗。”朱德在这里把这个典故活用了，一则用其原义，无比豪迈地赞颂广大抗日民军英勇顽强，力挽国家危局的英雄气概；二则使“退日”具有双关的语意，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由于前面已经指出了抗日根据地有无数的勇猛之士，因此，这里的过渡就显得十分自然、和谐，显示了全诗在结构上的严谨细腻。后句是作者对抗战胜利前景的展望。1940年前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投降卖国政策，致使日本侵略者更加气焰嚣张，肆无忌惮，他们以主要兵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重点进攻，同时实行经济封锁，妄图消灭抗日武装，瓦解根据地。抗日战争正面临着空前的困难。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猛士如云”的抗日将士，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抗战胜利的红旗必将插遍祖国的河山。这句充分表现了朱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欣赏朱德这首诗的时侯，可以明显地感到它在艺术上起码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用典精当自然。这首诗共有四句，作者引用了两个典故，不仅精当自然，无牵强之感，而且把它们用活了，使诗显得更加雄伟、高亢，诗意更加浓郁、畅朗、深刻。这一方面显示了作者的博学多才；另一方面也为世人批判地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当然，这也是朱德诗词的一个共同特点。二是诗的气势。短短的4句28个字，句句都有泰山压顶之势，字字皆有千钧之力，充满了磅礴豪壮的气势，读来令人亢奋，平添无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