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自己的思想感情通过景物描绘传达给读者,是中国诗歌艺术表现的常法。该曲的特点,即是将虎丘的群景有意识地作为诗人怀古意绪的外化。所以在曲中,“半天风雨”虽颇具典型性,却并非作者着力表现的主体,仅作为一种冷色调氛围的构成因素。这种严冷的色调,正是作者抚今追昔、“千古恩仇”的内心情潮的折射。曲中写怪石老树,以及“苔绣”、“尘黏”、“云湿”,并不着重于风雨的介入,而更多地体现出岁月风霜的影响;“琴调冷”、“剑光寒”两句,更是老练地将古迹的历史与现状沟通。这种取景传象的手法,正是古人所说的“思接千载”,以及对待景物的“取其势而不取其质”。
当然,作者也并非将“风雨登虎丘”的“风雨”完全置于一旁,结尾两句“浪卷胥魂,山锁吴愁”,便重又巧妙地转回到了风雨的影响。须知虎丘旁只有一条叫山塘的小溪,无“浪”可言,而虎丘本身明秀佳丽,也很难与“锁愁”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半天风雨如秋”的特定情景下就有所不同,风雨凄迷,天地山川足以为之改容。这两句既是怀古意绪的延伸,又是对风雨虎丘峭冷景象的添写,可谓虚实相兼。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写诗人悲伤地辞别亲人,离开故乡,骑马上路了。诗人没有说他要去哪里,只是说:世间的事缠绕着我,使我无法脱身。前两句写辞别上路,是紧扣“赴洛”题意。辞别而至于低声哭泣,这固然是由于古人往往把离别看做一件大事,正如齐梁诗人江淹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巳矣。”(《别赋》)也是由于诗人前途莫测而感到悲哀。后两句一问一答,而答非所问,似有难言之痛。据《晋书·武帝纪》载,太康九年(288年),晋武帝“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而《晋书·陆机传》说:“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这样的人才,又出身名门,当然不乏官员推荐。迫于官府之命,赴洛阳似非他心中所愿意的,故以“世网”缠身喻之。
“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写旅途中的忧思。诗人沿着向北的小洲往前走,思念纠结在故乡——南边的渡口。走啊走啊,越走越远,荒野的小道空旷不见人的踪影。一路上,他充满叹息和忧愁。这里记述的主要是行程,沿着“北渚”向前走,路越走越远,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终于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他的心上满载着忧愁。
“野途”句引起下文,诗人开始着力描写沿途的自然山川景物:“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意思是说: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山林川泽逶迤曲折向前延伸,草木丛生,茂盛稠密。深深的山谷不时传来虎啸声,高高的树巅有金鸡啼叫。半夜里悲风袭人,孤零零的野兽从我跟前走过。这里所描写的景物,除了山川、草木之外,还有“虎啸”、“鸡鸣”、“哀风”、“孤兽”。处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不能不使人感到胆战心惊。这样的自然景色的描写,令人想起王粲的《登楼赋》。这篇抒情小赋写道:“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这里写寒风四起,天空暗淡无光,野兽慌慌张张寻找它们的同伴,鸟儿相对悲鸣,展翅高飞。原野上一片寂静,只有征夫在赶路。王粲描写的凄凉景象,对环境起了渲染作用,对诗人内心的悲愤苦闷起了烘托作用。如此说来,陆机笔下所描写的令人感到恐怖的景物,不仅渲染了环境的险恶,而且从侧面衬托出诗人在赴洛阳途中心境之不宁。这是因为诗人在赴洛阳之后的前途实在是吉凶难卜。
“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自然景色触动了诗人,从而产生了悲哀的感情。深沉的忧思纠缠郁结,绵绵无尽。诗人伫立山上,眺望故乡,回过头来,再看看自己的身影,只有自己怜悯自已了。诗人怀着国破家亡的痛苦和生离死别的悲哀步上赴洛阳的道路,面对沿途险恶的自然环境,激起他无限的愁思。孤独、失意、怀乡、自怜的感情油然而生。前途茫茫,他感到惆怅迷惘,
陆机的诗注意词句的华美,讲究排偶。这种特点在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例如:“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等都是华美的排偶句子。
《毛诗序》曰:“《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但古人对此多有争议。《国语·楚语》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道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暬(xiè)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三国吴韦昭注:“昭谓《懿》诗,《大雅·抑》之篇也,懿读曰抑。”是以此诗为卫武公自儆之诗,而非剌诗。宋朱熹《诗集传》也持此观点,云:“卫武公作此诗,使人日诵于其侧以自警。”而清姚际恒《诗经通论》驳《毛诗序》道:“刺王则刺王,自警则自警,未有两事可夹杂为文者。”近人亦多以为此系刺诗而非自儆之诗。其实《毛诗序》之说并无大误,只是措辞有些欠妥,如说成“卫武公藉自警以刺王”,就圆通无碍了。因为自儆与刺王两事看似无关,实则“乃诗人之狡猾手法,恰当赅括在奴隶制社会诗人首创主文谲谏技巧之中”(陈子展《诗经直解》)。
至于所刺的周王是否如《毛诗序》所说是周厉王,宋代以来学者对此考辨已详。宋戴埴《鼠璞》说:“武公之自警在于髦年,去厉王之世几九十载,谓诗为刺厉王,深所未晓。”清阎若璩《潜丘剳记》说:“卫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即位,上距厉王流彘之年已三十载,安有刺厉王之诗?或曰追刺,尤非。虐君见在,始得出词,其人已逝,即当杜口,是也;《序》云刺厉王,非也。”他们都指出《抑》不可能是刺厉王。清魏源《诗古微》进一步分析说:“《抑》,卫武公作于为平王卿士之时,距幽(王)没三十余载,距厉(王)没八十余载。‘尔’、‘女’、‘小子’,皆武公自儆之词,而刺王室在其中矣。‘修尔车马,弓矢戎兵’,冀复镐京之旧,而慨平王不能也。”魏氏认为此诗所刺的周王不是厉王也不是幽王,而是平王,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周平王就是周幽王的儿子宜臼,幽王昏庸残暴,宠爱褒姒,最后被来犯的西戎军队杀死在骊山。幽王死后,宜臼被拥立为王。公元前770年(平王二年),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秦襄公等以武力护送平王到洛邑,东周从此开始。其时周室衰微,诸侯坐大。平王施政不当,《王风·君子于役》、《王风·扬之水》就是刺平王使“君子行役无期度”,“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申国)”之作。而此诗作者卫武公则是周的元老,经历了厉王、宣王、幽王、平王四朝。厉王流放,宣王中兴,幽王覆灭,他都是目击者,平王在位时,他已八九十岁,看到自己扶持的平王品行败坏,政治黑暗,不禁忧愤不已,写下了这首《抑》诗。
诗的前四章为第一部分。首章先从哲与愚的关系说起。《诗经》的艺术手法,通常说起来主要有赋比兴三种,此处用的是赋法,也就是直陈,但这种直陈却非较常见的叙事而是说理。“靡哲不愚”,看来是古人的格言,千虑一失,聪明人也会有失误,因此聪明人也要谨慎小心。普通人的愚蠢,是他们天生的缺陷;而聪明人的愚蠢,则显得违背常规,令人不解。在卫武公眼中,周平王不是一个傻瓜,但现在却偏生变得这么不明事理,眼看要将周王朝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卫武公是非常希望平王能够做到“抑抑威仪,维德之隅”的,可惜现实令人失望。于是接下去作者便开始从正反两方面来作规劝讽谏。
第二章卫武公很有针对性地指出求贤与立德的重要性。求贤则能安邦治国,“訏谟定命,远犹辰告”二句便是求贤的效用,立德则能内外悦服,“敬慎威仪,维民之则”二句,便是立德的结果。第三章转入痛切的批评,“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虽(惟)湛乐从(纵)”、“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一下子列举了平王的六条罪状,可谓怵目惊心,仿佛是交响乐中由曲调和缓的弦乐一下子进到了音响强烈的铜管乐,痛之深亦见爱之深。第四章“首三句有挽回皇天之意,亦明其为王言之”(陈子展《诗经直解》),再转回正面告诫,要求执政者(从自儆角度说是卫武公,从刺王角度说是周平王)早起晚睡勤于政事,整顿国防随时准备抵御外寇。“用戒戎作,用逷蛮方”两句,对幽王覆灭的隐痛记忆犹新,故将军事部署作为提请平王注意的重大问题。
第五章至第八章,是诗的第二部分,进一步说明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作者特别在对待臣民的礼节态度,出言的谨慎不苟这两点上不惜翻来覆去诉说,这实际上也是第二章求贤、立德两大要务的进一步体现。后来孔子所谓的“仁恕”之心,以及传统格言的“敏于事而慎于言”的道理,已经在此得到了相当充分的阐发,从这一点上说,卫武公可称得上是一个伦理家、哲学家。在具体的修辞上,作者在纯粹的说理句中,不时注意插入形象性的语句,使文气不致过于板滞,可渭深有匠心。如第五章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是对比中的形象,第六章的“莫扪朕舌,言不可逝矣”,是动作中的形象,第七章的“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与第八章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是比喻中的形象,而“彼童而角,实虹小子”以无角公羊自夸有角的巧喻刺平王之昏聩,尤为神来之笔,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之与《小雅·宾之初筵》“由醉之言,俾出童羖”句相提并论,说此诗“是无角者而言其有角”,《宾之初筵》是“有角者而欲其无角”,“二者相参,足见诗人寓言之妙”。
第九章至末章是诗的第三部分。在反覆申述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之后,卫武公便恳切地告诫平王应该认真听取自己的箴规,否则就将有亡国之祸。“荏染柔木,言緍之丝”为诗中惟一用兴法的两句,兴又兼比,拿有韧性的木料才能制作好琴,而上等的制琴木料还应配上柔顺的丝弦作比方,说明“温温恭人,维德之基”的道理,可谓语重心长。而作为对比的“其维愚人”、“其维哲人”几句的弦外之音,无非是这样的意思:大王啊,您听我的话就是明主,您不听我的话就是昏君,您可要三思啊!其言潜气内转,柔中带刚。下面第十章“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用两个递进式复句叙述,已是后世扇面对的雏形,极其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功勋卓著的老臣恨铁不成钢的忧愤。而第十一章连用四组叠字词,更增强了这种忧愤的烈度。于是末章作者再一次用“於乎小子”的呼告语气作最后的警告,将全诗的箴刺推向高潮。“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就如《大雅·荡》的结尾“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一样,是痛心疾首的悲叹。今天的读者面对这样的忧愤之词,仍觉惊心动魄,不知当时周平王读此诗会有什么反应。但不管效果如何,此诗“千古箴铭之祖”(吴闿生《诗义会通》)的地位当是无法动摇的。并且,除了从文学角度说《抑》自有其审美价值外,从语言学角度说,它又是一座成语的矿藏,“夙兴夜寐”、“白圭之玷”、“舌不可扪”、“投桃报李”、“耳提面命”、“谆谆告戒”等成语,都出自此篇。
柳永是北宋著名词人,其词作以描写旅况乡愁和离情别恨为主要内容。《雪梅香》(景萧索)一词写游子的相思之情,在柳词中虽属雅词,但是感情洋溢,明白如话,风格与其俚词是一致的。词中描写一位客居他乡的游子,正当深秋薄暮时分,登上了江边的水榭楼台,凭栏远眺,触景伤情,追忆过去的幸福时光,无限思念远别的情人。词的上片写词人登楼之所见:高远的晴空,映衬着萧条冷落的秋景,深深触动了词人的悲秋之情。不禁想道:当初宋玉作《九辩》时,心绪大概也是如此吧!“渔悲孤烟袅寒碧,水村残叶舞愁红”,对仗十分工巧。渔悲、水村勾画出一幅江边的萧索秋景:碧色的烟柱孤独地飘忽在寒意渐浓的秋气里,如血的夕阳染红了斑斓的落叶,红色的叶片随着萧瑟的秋风上下飞舞。这里,词人用秾艳的色彩把悲秋的哀愁充分地体现出来。“愁红”在古代诗词中多用来描写被风雨摧残的鲜花。但这首词中的“愁红”,当是指落叶而不是花。首先,既然已见残叶飞舞,当是暮秋时节;而残叶都已飘落,恐怕残花早已化作香尘了吧!再者,这两句词是工整的对句,前一句的“寒碧”是描摹孤烟的色彩,那么,这一句的“愁红”也当是形容残叶的颜色,而不应脱离“残叶”去牵扯落花。然而,这里似乎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即“寒碧”和“愁红”这两个表现色彩的词还能引起人们进一步的联想。“寒碧”,暗示情人紧蹙的双眉;“愁红”,借指情人憔悴的愁容。古代女子以碧色画眉,因此,古诗词中也就常有这样的描写,如唐人张泌《思越人》词:“东风淡荡慵无力,黛眉愁聚春碧”;古人更常用“愁红”比喻女子的愁容,如顾敻《河传》词:“愁红,泪痕衣上重。”碧色是令人伤心的颜色,又是女子画眉的颜色,所以,词人由袅袅上升的一缕碧色炊烟联想到情人的黛眉,由被夕阳染红的落叶想到被风雨摧残的落花,进而联想到分别时情人带泪的愁容,也便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下片首句就写道:“临风,想佳丽,别后愁颜,镇敛眉峰。”“别后愁颜”照应“愁红”,“镇敛眉峰”照应“寒碧”。一个是明白描写,直抒深情;一个是暗中达意,景中关情,词人对其情人的真诚眷恋于此可见一斑。词人把视线从岸边移到江上:辽阔的江天,一抹斜阳浸入万顷波涛之中,江水缓缓地流向远方。这几句描绘“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江景,怀人之情尽在不言之中,读者从中不难体会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意趣。词人在下片直抒胸臆,回忆昔日与情人欢会的幸福,无限怅惘,相思愈深。词人迎着江风而立,脑海中浮现出情人的音容笑貌,雅态妍姿。或许当日正在相聚小饮,清歌婉转,妙舞翩翩;或许正在花前月下,两情缱绻,欢度春宵,然而,突然到来的别离,使热恋的情人“顿乖雨迹云踪”。过去的幸福已成为美好的回忆,在这肃杀的秋天里,暮色苍茫,客居他乡的词人只能独倚危楼,悲思绵绵,怅憾难言,相思难遣。这复杂的情感在胸中汹涌,犹如面前奔腾的大江。无可奈何的词人只能托付远飞的大雁把这相思之情,悲秋之感,游子之心带过江去,传达给自己的心上人。结语包容了词人的欢乐、忧伤、回忆、希望、幻想,总括全词意蕴,韵味深长。
读者不禁感叹:若非亲感身受的真实思想感情,怎能写出如此披肝沥胆,情重意浓的词句!柳永终生落魄,怀才不遇,走马章台,混迹青楼,过着“诗酒风流”的日子,是封建时代的真正的浪子。从其《乐章集》中诸多诗词来看,他与妓女交好,不似那班轻薄子弟以玩弄女性为目的,而是极重感情,怜之,爱之,思之,念之,情深意笃,感人肺腑。这类作品不仅《雪梅香》一词,它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忆帝京》(薄衾小枕凉天气)等等,不胜枚举。柳永的真情换来了同样的真情。他因写俚词被统治者排挤出上流社会,下层社会的人们,尤其是妓女们却喜爱他的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南宋叶梦得语),就是明证。柳永生前家无余财,死后由几个妓女合资才得以入殓成葬,这当可以看作是对柳永真诚的报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