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首诗是遭贬后触景感怀之作。诗中对被贬于岳阳的源中丞,表示怀念和同情,也是借怜贾谊贬谪长沙,以喻自己的遭贬谪。
首联写诗人为身边景物所触动,而想到贬于洞庭湖畔岳阳城友人,通过写江上浪烟来寄托对友人的思念之情。中间两联写诗人由夏口至鹦鹉洲一路的所见所闻。尾联为劝慰元中丞语,忧愤之语倾泻而出,以同情友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境遇作结,也是作者自己人生遭际的写照。全诗语言圆熟,意境开阔,结构紧密,是艺术上较成熟的作品。
首联写船到鹦鹉洲时所见江间水波不兴、烟霭一空的景象,并逗起诗人对远在洞庭瑚畔约源中丞的相思之情:鹦鹉洲所在的江面无风无浪又无云烟,我这个途经楚地的客子对你的相思渺然无边。上句是诗人灵想独辟出来约晶莹洁净的水界,也是诗人思念源中丞的一个绝美的环境。下句以正面抒情承之,直写勃然于心的相思之情比江水还要广阁。“益渺然”三字结合眼前景物,极为夸张地写出诗人的怀友之情与江水同趋合流的一种艺术妙境。行文亦作流水之势,一无挂碍。
颔联分写两地景物。上句写诗人回眸汉口所见的暮景,下句虚拟源中丞所在地——洞庭的浩渺水色。远眺汉口,夕阳西下,暮归的鸟儿斜着翅膀渡过江去;作者遥想洞庭湖,秋水浩森,鼓涨到远方,似与远不可测的天边连在一起。在构图上更切近画理:颔联是工对,但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富于远势的图景,夕阳飞鸟着一“斜”字,画龙点睛,那暮色中斜飞的江鸟,似乎牵引着诗人的愁思,顺着秋波,与洞庭相连,而一个“远”字更使那愁思由一点而荡溢为浩渺无际。一近景。一远景;一实写,一虚拟,创造了极富张力、饶有空间感的“形”。一个身在汀洲心驰洞庭的诗人形象隐约其间,他的心已由此地(鹦鹉洲)飞越到彼地(洞庭湖)了。笔力清爽,情思渺远。结构上,上下两句似无联系,但这种切割空间的手法正好造成诗人凝眸飞鸟、思接远方的艺术空白,诗人的相思之情充盈激荡于其中。
颈联转折到眼前见闻口诗人在自家的小船上,怀思久之,不知不觉时间由夕阳西下推移到夜色沉沉的晚间。从与汀洲隔江相对背靠龟山的汉阳城里传来令人寒栗的号角声;一棵孤树下临大江,诗人的行船泊在沉沉夜色中,融没在浩渺的江面上。这一联因感情由上文的激扬陡转为低抑,所以这里所写的景物亦呈现出孤独凄寒的特征。城曰“孤”,角日“寒”,树日“独”,都是诗人特定心境物化出典的另一种自然风貌。此次诗人被贬载痛南行的悲苦,置身异地的孤独情怀以及由号角传出的战乱气息,均借景物淡然映出口情景互藏其宅,是此联的妙处所在。
尾联自然而然地结出诗旨,用贾谊之典,含蓄地表示了对源中丞此贬的不平,而“古今怜”三字,更不仅表达了这事件是一种历史性的悲剧,而且隐含了自己曾遭贬南巴的同病相怜之感。
全诗是向友人遥寄相思和暗诉心中隐痛的,感情绵邀而凝重,语言整饰而流畅。特别是中间两联,落笔于景,而暗关乎情,情景融浃,相为珀芥,自是中国古典抒情诗的正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运用叙铺手法,描绘出一幅陶令天天喝醉酒、不知五柳树何时回春的景致。“日日醉”、“不知”,流露出陶潜每日醉洒,忘情世事,连亲手植的五株柳树已吐新绿的情形都不知道的情趣。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引用“葛巾漉酒”典故,表现出陶潜活谈无为,逸然自得的生活习性,以喻郑晏。《宋书·陶潜传》记载说,陶潜自备无弦素琴一张,微醺时就抚弄寄意,来访者无论身份,都摆酒迎接,如果陶氏本人不胜酒力,先于客醉,就对其言“我醉欲眠,卿可去”。为了表达自己通达不拘的隐士之风,陶潜还特意不用器皿滤酒,直接以头上所戴葛巾,“葛巾漉酒”自此也成为中国历代文人雅士会饮赋诗时喜用的典故。陶潜嗜酒率真超脱,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陶渊明的饮酒是别有寄托,“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十二),饮酒不为求善饮之名,而且是求醉以忘忧,借酒以销愁。酒能给人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快感,使人陶然忘却世俗之累,挣脱人生的羁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这与隐士的心境恰好吻合。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写陶潜北窗高卧,醒而醉、醉而醒,竟有羲皇上人之感,侧面表现出陶潜活谈无为、逸然自得的生活习性,以喻郑晏,暗寓出郑晏琴酒自乐、悠然自得的生活。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紧扣主题,似是客套之话,却又给人以信增亲切之感,拉近了朋友之间的距离。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诗人对友人郑晏的关爱之情,突显出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
全诗八句四十字,廖廖数句就刻画出诗人以东晋陶潜喻郑晏,通过描述陶潜醉酒自遁,崇尚太古的生活情趣,表达了李白对郑晏琴酒自乐、悠然自得的生活赞美,同时也流露出诗人愤世嫉俗、超然物外的高洁情怀。
“翠叶轻笼豆颗均,胭脂浓抹蜡痕新”,写“未开海棠”的形态色泽。“豆颗”,豆子,此处借指花蕾。海棠花未开时,花瓣对合如豆状。像豆颗一样饱满的、小小的花蕾匀称地点缀在护惜着它们的翠叶之中。“轻笼”的“轻”,状写翠叶的欲笼未笼的情态,贯注了诗人对未开海棠的轻怜蜜爱。
“胭脂”,一种红色的颜料,常用来形容花的颜色。杜甫《曲江对雨》诗“林花著雨胭脂落”。此处以“胭脂浓抹”来形容海棠花蕾的红艳。恰如浓施胭脂的美人那样娇艳可爱,光采夺目。“蜡痕”,指海棠的花蒂,其状如蜡。梅尧臣《海棠》诗有“胭脂色欲滴,紫蜡蒂何长。”这里以“蜡痕新”来突出海棠花蒂的光泽,就像上过了蜡那样光泽闪烁。“轻笼”“浓抹”相对照,一写情,一描色,使未开海棠不仅有了人的感情,而且有了浓妆艳抹的美人的容颜。
“殷勤留著花梢露,滴下生红可惜春”,转而抒情。诗人殷勤地嘱咐新生的海棠一定要把花梢上的露珠留住。倘若把那美丽的红色滴下来,就真要为春天而感到可惜了。
“生红”,指花朵鲜活的红色。王安石《咏秘诗》“一撮生红慰不平”,元好问也常用“生红”来指代花,如“一树生红锦不如”,“生红点点弄娇妍”等。此处,以“生红”来呼应“胭脂”。诗人害怕晶莹欲滴的露水溶解了花上的胭脂,表现了诗人爱美的心情,同时把海棠花苞那红艳欲滴的景象写得十分生动传神。元好问还有一首《清平乐·杏花》说:“生红闹簇枯枝,只愁吹破胭脂。”和这首诗的用词相类,意旨相似。“殷勤”“可惜”,抒情色彩浓烈,充分表达了诗人珍爱美好事物,惟恐芳菲易尽,“惜春只恐春归去”的深挚情感。
这首诗用笔细腻独到,写景设色富有情韵;抒发了作者惜春的情怀,不仅包含着对含苞欲放的海棠花蕾的怜爱,更隐含着对岁月倏忽、青春易逝的人生感叹。
诗开头就表现了边亭告警的紧急情况:“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敌方入侵的信息接连传入京城,汉军征集马队,屯驻广武,分遣精兵,出救朔方。前两句“羽檄”、“烽火”用互文见义法,强化了军情的危急。后两句为一触即发的生死搏斗埋下了伏笔。
诗进而表现了胡焰嚣张,天子震怒的严重局势:“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胡方利用深秋弓坚矢劲,大举入犯,汉方天子震怒,使者促战,相望于道。四句有力地暗示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展开,很能唤起读者的兴趣。
接着用两联工整对句极写汉军准备投入战斗的壮阔场面,颇有先声夺人气势。“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粱。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石径迂折,飞粱直跨,大军行进,秩序井然。但闻箫鼓中传出汉军的豪情壮思,旌甲上沾满胡地的霜露雪花。前两句用雁行、鱼贯两个比喻刻画汉军跋涉辛苦,纪律严明的英雄风貌。后两句则突出将士们战胜恶劣环境的大无畏精神。缘、度、流、被四字,分别起了传神点睛作用。
然后着重描写进入实战状态时气候剧变的特殊情况:“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疾风冲塞而起,沙砾满天飘扬。战马瑟缩,不能奔驰,劲弓冻结,难以开张。这四句把边塞风光与战地生活紧紧衔联,很自然地为英勇顽强的壮士安排好一个典型环境,使他们在艰苦条件下表现的可贵战斗精神有效地得到显示。
最后四句是全诗的精华:“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自古以来的忠节之士,都是在严峻考验中察“见”和“识”别出来的。他们必须在紧急关头付出最大牺牲。诗人用《九歌·国殇》礼赞勇武刚强、死于国事的“鬼雄”的辞语,颂扬为国捐躯的壮士,寄托了他对英烈的无比崇敬之情。这两联流传万口,几乎成了封建时代衡量忠良行为准则的诗句,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此诗在思想与艺术上能达到较完美的统一,是由于紧凑曲折的情节,不断变化的画面和鲜明突出的形象在诗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其中紧凑的情节,更起了重要作用。它由边亭告警,征骑分兵,加强防卫,进而写到虏阵精强,天子按剑,使者促战。然后着重写了汉军壮伟场面和战地自然风光。最后以壮士捐躯,死为国殇的高潮作结。
贯串于上述紧凑情节中的,是各种生活画面,如边亭、咸阳、广武、朔方、虏阵、胡霜,包括了胡汉双方的广阔空间。活跃其中的,有交驰的羽檄,连天的烽火,雁行的队列,鱼贯的军容,箫鼓的节奏,旌甲的辉光等。尤其是疾风起,沙砾场,马瑟缩,弓冻凝的边塞风光画面,“神气光舞”(陈祚明语),“分明说出边塞之状”(朱熹语),更为此诗增添了艺术光彩,是鲍照表现边塞生活的重要艺术标志。
上述画面从多角度进行描绘,而位于其中心的,则是壮士的英雄群像。不只征骑、分兵、缘石径、度飞粱、吹箫伐鼓、执旌被的严峻时刻,他们的形象也十分耀眼。尤其是时危世乱之际表现的忠节,更突出地闪现了英烈们为国献身的思想亮光。
鲍照没有边塞生活的直接经验,却写出了成功的边塞作品,很可能是因为他善于把自己积累的北方边塞生活的间接知识和前辈作家的创作经验艺术地结合起来,他能自出心裁,自显身手,为南朝诗坛开出一朵奇葩,说明他对庄子《逍遥游》“有待”、“无待”的境界,是很领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