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张孝祥在公元1168年(宋孝宗乾道四年),由知潭州(今湖南长沙)调知荆南(荆州,今湖北江陵)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时,洞湘江入沿庭湖所作。他前年为谏官所劾,罢任北归,也曾泛湘江而至洞庭,作《念奴娇·过洞庭》词,有“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等语,流露出一种疾俗愤世的情绪,这一首写得心气平和多了。他从长沙出发,舟行至洞庭湖,前一段路程以“行尽潇湘”一笔带过,“到洞庭”三字引出下文。“楚天阔处数峰青”一句,写洞庭湖全景恰到好处。范仲淹《岳阳楼记》云:“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是在岳阳楼上俯视洞庭之景。词人泊舟湖中,不复写湖之大如何如何,只说四围广阔,远处峰青,则规模可见,气象可想。“旗梢不动晚波平”,是官船晚泊时景象,呈现出大自然清幽的静态美。旗梢,即旗旓。船头所插旌旗上的飘带一丝不动,表明此刻的湖面,风平浪静,所以出现傍晚水波平静的景象,唯有鳞鳞细浪了。这样夕阳斜照湖面停泊的船舟,与辽阔的楚天,青色的山峰,共同构成一幅境界开阔而又幽静的山水画面。
下片写停船后泛览湖景所见。“红数一湾纹缬乱,白鱼双尾玉刀明”两句,不仅对仗工整,而且随着视野的转换,显示出另一番情趣,并给人一种红白鲜明的色彩感。“红数”,指生于水边的红色数草。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四云:“红数,即《诗》所谓游龙也。俗呼水红。江东人别泽数,呼之为火数。”唐代诗人杜牧《歙州卢中丞见惠名酝》:“犹念悲秋分赐,夹溪红数映风蒲。”而词中的“红数”与“白鱼”相对,更感到作者的构思精巧,观察入微。词人既写了远处一条水湾倒映出的红数图,又写了玉刀似的双尾白鱼。鱼称“双尾”而“明”,是跃出水面之鱼,静中见动。也有一种说法,“白鱼双尾玉刀明”指的是映在水中的弯月如同白色的双尾鱼,也好像闪耀着光芒的玉刀。“夜凉船影浸疏星”一句,以景语收结,尤耐人寻味。
这里作者变换出另一幅画面,而思绪已超越了时空对念的限制,直接转入夜景,使读者有更多的想象余地来思考这个过程。再从画面本身来看,是从行舟夜泊的角度落笔,摄取大自然中富有代表性的两种景象:一是疏星淡月,倒影湖中;二是水中船影遮盖着星空倒影。这不仅与前面的“楚天阔”、“晚波平”的自然景象相呼应,而且充分地展现了优美的词境。“夜凉”二字,既是词人的直感,又显示出流恋自然界的心态。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
怀古诗与游览诗,大多数是在时空概念上做文章。或者通过同一地点的今昔对比,寄托胜事不常、沧海桑田的感慨;或者通过同一时间两地的不同,抒发由此而产生的喜怒哀乐。在绝句中,由于篇幅的限制,便把时空概念浓缩交织,给人以咀嚼品味的余地。王安石的这首《州桥》诗就是运用了这一手法。
这首诗是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时,回想旧游汴京所作。前两句是写当年在州桥踏月,想念自己在金陵的家;后两句写在金陵赏月,又因听到当年想象中的凄切而急速的溪声,忆及汴京。前者的州桥是实写,溪流是虚写;后者的州桥是虚写,溪流是实写。所写的虚实的不同,也就是时空的不同,如此交叉渲染,人事的变迁,情感的变化也就都包含融会了进去。
《州桥》诗,其意境有似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更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立足于今,想象未来,所写的是一个地方,但时间的不同,情感也将不同。通过时空变化,展示悲欢离合的演变,自己的相思之情得到了体现。王安石的《州桥》诗与李商隐诗一样,都是以景设情。但王诗是由现在的金陵想到过去的汴京,李诗是由现在的巴山想到将来会面的长安。一是回忆,一是展望。所以李诗格调轻快婉转,王诗就显得沉重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