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佳节是历代词人经常吟咏的话题。不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在所有的节日中，以元宵最为热闹，也以元宵最为人所重。而在国破家亡之时，这个节日又最容易引起人们对往昔繁盛的追忆，最易牵动人们的故国之思。
全词起笔“蕙花香也。雪睛池馆如画”，即沉入了对过去元夕的美好回忆：兰蕙花香，雪霁天晴，亭台楼阁之中池波荡漾，街市楼馆林立，宛若画图，尽是一派迷人景象。极度地渲染了元宵节日氛围。“春风飞到，宝钗楼上，一片笙箫，琉璃光射。”春风和煦，酒旗飘拂，笙箫齐奏，仙乐风飘。据载，宫中曾做五丈多高的琉璃灯，又地方进贡之灯“或以五色琉璃而成”。那令人陶醉的音乐，那壮观的灯市，使词人忆起如昨天一般。
“而今灯漫挂。不是暗尘明月，那时元夜。”“而今”二字是过渡，上写昔日情景，下写当日元夕景况。“灯漫挂”，指草草地挂着几盏灯，与“琉璃光射”形成鲜明的对照。“不是暗尘明月，那时元夜。”既写此夕的萧索，又带出昔日的繁华。“暗尘明月”用唐苏味道《上元》“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诗意。以上是从节日活动方面作今昔对比。“况年来、心懒意怯，羞与蛾儿争耍。”今昔不同心情的对比。蛾儿，即闹蛾儿，用纸剪成的玩具。写当日的元宵已令人兴味索然，心境之灰懒，更怕出去观灯了。这种暗淡的心情是近些年来才有的，是处境使然。
下阕“江城人悄初更打”，从灯市时间的短促写今宵的冷落，并点明词人度元宵所在地——江城。下面数句直至词末，一连用了“问”、“但”、“待把”、“笑”等几个领字，一气直下，写出了自己内心的悲恨酸楚。“问繁华谁解，再向天公借”，用倒装句法，提出有谁能再向天公借来繁华呢？“剔残红灺。但梦里隐隐，钿车罗帕。”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词人剔除烛台上烧残的灰烬入睡了。梦中那辚辚滚动的钿车、佩戴香罗手帕的如云士女，隐隐出现。
“吴笺银粉砑。待把旧家风景，写成闲话。”以最精美的吴地的银粉纸，把“旧家风景”写成文字，以寄托自己的拳拳故国之思。银粉砑，碾压上银粉的纸。旧家风景，借指宋朝盛事。听到邻家的少女还在倚窗唱着南宋的元夕词。现在居然有人能唱这首词，而这歌词描绘的繁华景象和“琉璃光射”、“暗尘明月”正相一致。心之所触，心头不禁为之一动，略微感到一丝欣慰，故而以一“笑”字领起。但这“笑”中实在含有无限酸楚。，因为“繁华”毕竟是一去不返了。
这首词风格较为自然，词意始终在流动中，无一凝滞。但是在顿挫中显流动，于追琢中出自然。对过去元夕的铺叙作者不惜篇幅，不惜浓墨重彩，或直接描绘，或间接叙写，或通过梦境加以再现，着力处皆词人所钟之情。
《获麟解》中作者以麟设喻，说明了自己的为人及出仕的时机和意图，感慨卓有才识之士不为封建统治者所用，寄托了怀才不遇的一腔怨愤。
据《春秋》和《左传》所写：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钮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麟。即麒麟，古人以之作为象征仁人和吉祥的动物。麒麟历来被人们视作祥兽，而作者却另辟蹊径，认为其长相奇特，也可“谓之不详”。他认为麒麟之所以被视作吉祥的象征，是因为出现在圣人在位的时候；如果它出现时没有圣人在位，那么就可以说它是不祥之物。
韩愈抓住“祥”与“不祥”、“知”与“不知”这两对对立的字眼作眼目，在行文过程中通过这两对词语的转换，抒发了自己的不平之鸣，表现了自我的自怜自重而又自怨自艾的意绪。细咀此文，方能在含蓄与委婉的笔调中看到悲愤。作者意在说明如果没有圣人当道，即便出现了像麒麟一般罕见的杰出人才，恐怕也只能孤愤一世，自怨自艾。作者以麒麟自喻，说明了自己的品行和出仕的意图，感慨卓有才学之士不为封建的统治者所重用。寄托了怀才不遇的怨愤。
作者由“祥”说入“不祥”，并以“不祥”立论，强调麒麟作为灵兽具有的象征意义远大于本身，做足文章，反复辩论，乃有其寄托。作者抒发怀才不遇。不为圣主所知，才是文章的真意。文章短小，不满二百字，而抑扬开合，变化转折，似有长篇之势。
文章虽短，曲折甚多．层层转折，表意颇为含蓄委婉。几反几复之中。使论述的观点更为明确、深入。文章越短越曲折变化。
这首诗写一位农民在雨天半夜就辛劳耕作的情形。诗的开头写久旱逢甘霖，夜里下了一场大雨。“雨足”一句，是说雨水很多，就连高处的田地也积了许多水，而成为一片水白色。作者用“足”、“白”二字，既突出强调了雨水之多，又暗示了农夫耕田将会倍加艰难和辛劳，为下文作了铺垫。“披蓑半夜耕”一句，乍看之下，让人想到不合情理。哪里有农夫披着蓑衣半夜里耕地的呢？但细细品来，此句却是蕴意深含。可能是由于雨水过多，农夫们耽误了播种的时间，泥水里，又是冒着雨，耕田的吃力是可想而知的。
后两句用“力俱尽”与“殊未明”作鲜明的对比，反映了农民早出晚归、不知疲倦的辛苦劳动生活。虽然“人牛力俱尽弦，但劳动的时间还很长，天亮之前和天亮之后农民将如何坚持下去，这是留给读者想象的内容了。这首小诗十分通俗，明白如话，虽然是反映农民辛苦的，但它是通过耕作情形的具体而又细致的描驽来表现的，它取的是一位农民最平常的一个劳动镜头。风雨里，半夜就去耕作，像牛一样出力，全诗语言清新明快，形象地揭示了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动乱年代，地方水利失修，农民靠“天”吃饭的这一事实，也是封建社会里的中国农民的劳动生活写照。
这首诗纯用白描，立意新颖，语言通俗流畅，仅短短二十个字，就准确地描绘了农夫披蓑夜耕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对农夫苦难生活的满腔同情，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