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宾竹榻静，过雨石堂清。
斋接荆州供，题多蜀士名。
老僧飞锡倦，归坐听江声。
延宾竹榻静，过雨石堂清。
斋接荆州供，题多蜀士名。
老僧飞锡倦，归坐听江声。
此诗前两章字句略同，意思重复，写法也一样。前两句写所见之景，后两句直抒胸中忧思。开篇即进入环境描写：那风呼呼地刮着，那车儿飞快地跑着。诗人回头望一望远去的大道，心中禁不住地悲从中来。诗人滞留东土，伫立大道旁，见车马急驰而过，触动思归之情。他的心也随急驰的车辆飞向西方，但是，车过之后，留下一条空荡荡的大道和他孤身一人，车去而人竟未去。风、车之急速，他人之已归去，与自己之滞留不得归，动与不动，形成多层对比。“顾瞻周道”，描绘诗人徬徨无奈情状如在目 前。这时诗人再也按捺不住满腔的忧伤，终于喷发出强烈的心声：“中心怛兮”，“中心吊兮”。其声如急管繁弦，反映诗人思归的急切心态。
第三章句法忽变，陡然一转，以“谁能”二句起兴，兴中有比，是在无可奈何的境地中发出的求援呼声，“谁将”二句，写诗人既不得归，只好托西归者捎信回家，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但这次着也未必能实现，“谁能”、“谁将”均是疑问希冀之词，还没有着落。诗人不说自己如何思乡殷切，羁旅愁苦，反以“好音”以慰亲友，情感至为深厚。有人认为最后一章“谁能享鱼？溉之釜鬵”二句，是用来概括使国家政治恢复到先祖时代的政治方法的，可联系老子所言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来理解。
“诗”有“四始”，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禘，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和鲁诗认为是祭祀文王，咏文王之德。而《尚书·洛诰》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这首小令从唐女子刘采春《啰唝曲》“那年离别日，只道往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的绝句脱化，也穿插了《啰唝曲》“莫作商人妇”及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的意境。但较原诗来看，“闺怨”的含意更为显豁。“悔作”、“当逢”，口吻如生，表现出散曲小令开门见山的直露本色。“闺怨”的前提多为夫君别离远出，唐诗往往将这种前提加以隐掩或推衍。除上举的《啰唝曲》外，如张潮《江南行》：“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犹未还。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其妙味如前人所评：“意其远行，却在近处。总以行踪无定。”看来恰恰同《啰唝曲》的“意其近行，却在远处”反了个向。不过要让读者一览即领悟却不容易，可见唐诗是过于偏重含蓄了。
徐再思改诗为曲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化含蓄为显露，当然也有别的因素。唐韩偓《偶见》：“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人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不怎么知名；而李清照化用其意作成的《点绛唇》秋千词，“见有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云云，却为人传诵。可见夺胎前人成作，也不失为出新的一途。
原诗的薄情夫君“只道往桐庐”。桐庐在富春江中游，唐方干《思江南》：“夜来有梦登归路，不到桐庐已及明。”看来唐代桐庐为一交通中心。曲中改成了“别时只说到东吴”。东吴的指谓说法不一，据周祁《名义考》，元明时习以苏州为东吴、湖州为中吴、润州为西吴，苏州在元代确实是繁荣的商业城市。这也说明曲作者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而是根据元代的实际情形更改了“闺怨”的细节。
“为问杜鹃，抵死催归，汝胡不归。”从杜鹃叫声的谐音“不如归去”展开联想，把杜鹃人格化，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单刀直入地责问杜鹃不以身作则——拼死叫别人回去而自己言“归”却不归。围绕归与不归的问题，下文几句分三层从正面加以评述，劝杜鹃带头先归。
第一层“似辽东白鹤，尚寻华表；海中玄鸟，犹记乌衣”四句以鹤燕尚知重返故地的事例与杜鹃作比较，表明：同属卵生羽化的禽鸟，鹤燕不言“归”而归，杜鹃口言“归”却不归，指出“归”的必要。
第二层“吴蜀非遥，羽毛自好，合趁东风飞向西”三句指出吴蜀相去不远，杜鹃自身完全有力量能飞回去。另外，杜鹃还有外力条件作帮助，正是回去的大好时机。
第三层歇拍三句“何为者，却身羁荒树，血洒芳枝”又从杜鹃眼前凄凉悲苦的处境来分析，更有必要趁早回去，不必要“血洒芳枝”自己去折磨自己，更充实了第一层的理由。这里，词人对杜鹃应当归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形象的描述，使杜鹃无言以对，杜鹃似亦吐尽詈辞。指责杜鹃对别人“抵死催归”，而自己该归、能归却不归的无理，从而反衬词人自己催其归而暂不归的合理性，为下文点题埋下伏笔。此片抓住杜鹃的言行矛盾，一路严责，本有难以为继之势，但至“血洒芳枝”句，却于“汝胡不归”的质问中，隐隐牵入“杜鹃之‘不归’盖伤心人别有怀抱”的新内容，从而引出下片训诫之词来。
“兴亡常事休悲。算人世荣华都几时。”承接上文杜鹃“血洒芳枝”的断肠思故园而对杜鹃加以劝诫：不要因国家的兴亡而悲伤。借此引出词人对人生的看法：国家兴亡是常事，富贵不久长也是常事，因此绝对不能为国家的衰败，人人失去富贵荣华而忧伤。
为使自己的见解有根有据，“看锦江好在，卧龙已矣；玉山无恙，跃马何之”四句中，词人还把一度称雄于蜀地并作出了贡献的诸葛亮、公孙述与蜀地的锦江、玉山相比较，阐明江山永存，人生却是短暂的。即客观事物的发展有着它自己的内在规律，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凡事都应该从积极方面去考虑，具体来说应着眼于为国家多作贡献。这就是词人借告诫杜鹃而对人生所持的积极态度，表现词人乐观、进取的精神。如此广阔胸襟，处于凄苦心境的杜鹃自然是无法理解的。
因此，“不解自宽，徒然相劝，我辈行藏君岂知”三句中，词人以自豪的口吻嘲弄杜鹃太不自爱，不理解词人的“行藏”却要一个劲地“催归”，可笑而白费心血，同时暗示词人坚决不归是要有一番作为的。
最后词人遂乘势就个人进退行藏这一严肃的政治问题，引出结拍三句，表明自己的态度：不是不肯退隐，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为国建功立业后才回乡。从而呼应开头，点明题旨，词人在人生道路上的积极进取精神在对杜鹃“抵死催归”的批判中展示无遗，含蓄而令人寻味。
此词上片一开头就对杜鹃提出责问，问它何不归去。接下去以白鹤和玄鸟知返的故事为据，说明杜鹃应该归去的道理，问它因何“身羁荒树，血洒芳枝”。下片又转出新的内容：原来杜鹃之“不归”，是因为它故乡中像诸葛亮、公孙述那样的风云人物如今早已去世，即使回去也无益。于是，词人从中得到启示，决心等打败敌人，立功封侯之后才回福建老家。
全词构思新颖，词句流畅，用典贴切，言情自然，意境深远，围绕杜鹃的叫声及有关传说典故展开联想、进行议论，最后归结到抒写个人的怀抱，从而生发出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主题，从侧面表达了词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力求建功立业的理想，可谓构思新颖而别出心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