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永遇乐·次稼轩北固楼词韵》是姜夔效法辛弃疾词而又不失自己特色的一篇佳作。
公元1204年(宋宁宗嘉泰四年),抗金老将辛弃疾由浙东安抚使被派知镇江府。其秋,写下了“气吞万里如虎”的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姜夔此阕,即步稼轩原词之韵以和。二词同是就登北固楼事而生感之作,但主题思想与表达方式有异。辛词怀古伤今,自抒其满怀忠愤。姜词则借古人古事以颂稼轩,通过赞扬稼轩来寄寓自己心系国家兴亡,拥护北伐大业的政治热情。此词最可贵之处,在于反映了北方人民盼望统一的迫切心情,并激励老年的辛弃疾努力完成收复中原的重任。
词的上片,由楼前风景起兴,引出抗金英雄辛弃疾独当一面、统率千军万马的高大形象。起三句,言江山没有什么变化,而往古英雄已经作古。言外之意是,当前国家急需英雄以御外侮、以图中兴。这个意思与辛词开头略同,但写法与意境各异其趣。辛词起三句出语豪壮,不重写景,直呼古人,以见本怀。姜词这里却用对仗十分工整的对偶句写出此间的情境。“云鬲迷楼”,写望不见江北云雾遮隔的扬州:“苔封很石”,点北望所在之地的北固山。很石为刘备孙权共商抗曹大计之处。点处英雄遗迹,自有它的深刻涵意。白石十分注意不蹈辛弃疾的词的老路。在情景交融的含蓄境界中别饶雄浑隽永的韵味。接下来三句:“数骑秋烟,一篙寒汐,千古处来去。”承上而来,写古代英雄往矣,只有秋烟中的征骑、寒潮中的船只,仍然年复一年处自来去。这里的意思与辛词同位句“舞榭”三句也略同,都是寓江山寂寞、时势消沉之慨,但在具体写法和风格特征上却不遗余力。辛词此处正面吊古,写已经消失的事物,笔力雄大,感慨从语气中直接流露,显得悲壮而沉郁;姜词此处却出以侧笔,写楼前景致,借千古长有之物反衬已逝的人事,暗寓感慨于言外,显得凄婉而处灵。姜词之学稼轩而善于变化,于此可见一斑。通过这一番不胜今昔之感的慨叹,呼唤当世英雄的主题就可水到渠成地展现了。
如果说,辛、姜二词的前六句怀古之意相近,而表现手段不同,那么,它们的下文就只是保留风格上的某种一致,而在内容上和抒情意象的塑造上却都自成一体,各具审美意义了。辛词的下文,继续怀古,以南朝刘宋之初两代皇帝北伐的成败,来鉴诫当前,表达自己的政见,并于篇末透露自己处具北伐壮志的悲愤。辛词的基本点,是利用典故含义来寄寓本怀。
而姜夔此阕的下文,虽也多次运用历史典故,其用途却在于塑造自己所崇敬的当代英雄——辛弃疾的形象,并在这个众望所归的英雄豪杰的形象里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从“使君心在”以下至篇末,中间虽有上下片的界限,但在内容上却只是一个大段落,一个大层次,全是歌颂辛弃疾其人。“使君”三句是说:辛弃疾长期罢官闲居,本已热爱上了青崖绿嶂的田园生活,但政局的变化,国家的需要,使得他被委派到京口这个北疆门户来坐镇,无法遂其隐居之志了。这里既赞颂了辛弃疾的高风亮节,又隐隐约约地表示了对他长期被投降派顽固势力排斥打击的不平。上片末二句,承“北门留住”而来,描写辛弃疾在镇江练兵备战的赫赫军威。上句用东晋桓温“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的话(见《世说新语·捷悟》刘注引《南徐州记》),切地切人又切事,可谓融化不涩,体认点题;下句以军旗之图案暗示辛弃疾部下将士的勇武,和这位主帅本人的治军有方。过片三句,进一步热烈的推崇、赞颂辛弃疾,把他比为致力北伐大业、为国事鞠躬尽瘁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认为南宋要收复中原,非辛弃疾莫属。这三句赞语,并非溢美之辞,而是南宋有识之士对辛弃疾的公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辛弃疾的才德堪与古代最杰出的将相比肩,如陆游《送辛幼安殿撰造朝》云:“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刘宰《贺辛待制知镇江》云:“某官卷怀盖世之气,如圯下子房;剂量济时之策,若隆中诸葛”。姜夔这种坚信辛弃疾有惊人胆略才干、能使北伐成功的褒扬之辞,与稼轩原词下片借古讽今、反对无准备的北伐的那三句遥相呼应,深得唱和之旨。
接下来,“楼外冥冥,江皋隐隐,认得征西路”三句,又把笔墨移到京口的远景上来。东晋桓温拜征西大将军,北讨苻秦,以及后来刘裕北伐中原之时,京口地区都是兵员和战略物资的重要集中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通过对这个古今战略要地的形势进行描绘,突出了辛弃疾对北伐的方略与路线稳操胜券。这与辛词同位句“望中犹记,风火扬州路”再次呼应,互相辉映。作者因辛弃疾所登楼眺望的,是失陷已久的中原大地,故下文“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三句,直抒胸臆,把笔触转入北伐这个时代的最大课题上来。白石在一般人心目中是脱离现实的清客,但这里他却丝毫没有超然尘外,而是沉痛地为北方沦陷区人民道出了迫切盼望北伐的心声。词的结尾两句,引出桓温的故事来比拟描写辛弃疾此时的激动感慨的心理,尤觉意味深长。东晋大将桓温从江陵出发北征前秦时,看到他早年在路上种的柳树已长得很粗,不禁感叹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因而攀援枝条,至于下泪。这里是在想象稼轩的心理活动道:稼轩啊,当此北伐的前夕,你在想什么?你可能在想:“我南渡之前在北方亲手栽种的依依细柳,今天一定还在吧?”这一虚拟之笔,以代稼轩倾诉挥师北伐的要求来寄托白石自己心中同样迫切的愿望,显得非常含蓄婉转,给人留下发挥想象的余地。白石词的结尾大多含蕴丰富,摇曳生姿,意境悠远,有幽隽秀雅之致。从这篇刻意学辛的作品中,仍可看出他自己的这些特长。
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
柳永由秋日枯荷、荷塘彩虹,想起了曹植在《洛神赋》里所描写的荷花盛开的夏日荷塘里洛神宓妃戏水游泳,以及银河鹊桥牛郎织女相聚的情景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行动轻盈像飞鸟一样,在水波上细步行走,脚下升起蒙蒙水雾;“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体态轻盈柔美像受惊后翩翩飞起的鸿雁,身体健美柔曲像腾空嬉戏的游龙。这美轮美奂景致已成旧恨,赋写这景致的诗人已作古,只留下“媚魂香信”“密锁瑶宫”了。
最后“漫劳倦”的词人发问道:“奈何不逐东风”?水仙已去,情景犹在,为何不像曹植那样翻山越岭,上下追踪,寻找洛神遗留下的足迹呢?词人知道,《洛神赋》只不过是曹植所作的一场清梦,一种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词人之所以最后“质疑问难”,实质是词人的一种幻灭哀伤的徒然发泄与哀叹而已。
划动船桨,高大的画船随着波浪似箭飞奔,隔岸荷塘上空出现一道绚丽的彩虹,枯荷占尽秋色。想起了曹植《洛神赋》中的“灼若芙蕖出渌波”句子来,好像水仙洛神宓妃在那夏日的荷塘里戏水游泳,又似牛郎织女相逢在银河的鹊桥之上。水仙轻薄如同鲛丝吐雾的上衣,在阵阵轻风中随风飘动,细腰无力更显得柔弱倦怠。
眼前,在这满目枯荷的秋日的池塘里,那“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美轮美奂已成旧恨,赋写“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诗人已不复存在。料想艳丽的水仙洛神宓妃以及曹植赠与她的信物玉佩,还静默地深锁于瑶宫里吧。游人徒然疲劳,为何不像曹植那样翻山越岭,上下追踪,寻找洛神遗留下的足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