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青年情侣的惜别之词，词人用清秋、残月、莺啼、马嘶等画面与声响，交相渲染秋天早晨的凄凉气氛，映衬出女主人公离别时悲痛欲绝的感情。
词的上片写别时的情景。在个清秋的早晨，女主人公的丈夫就要远出。枝头响起紫莺啼晓的叫声，西边天空中，尚挂着一弯淡淡的月亮，留连不肯隐去。即将的离别使相爱的人儿有诉说不尽的情思，以致于夜无眠。然而离别的时刻终于来到。门外响起凄厉的马嘶，在催促行者赶快动身。后柳永《雨霖铃》谓“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概括性她表达了同样的人生感受。语序安排也十分精致，传达出极深的意蕴。首先，“莺啼残月”，点出时闻是早晨；“绣阁香灯火”。说明二人沉浸于离别的痛苦之中，于灯下互诉衷情，竟不知黑夜已经过去。是早莺的啼鸣，西斜的弯月，唤醒了这对爱人，始知吹灭燃着的油灯，离别的早晨已经来临。
接下来的“门外马嘶郎欲别”，以不通人情的马儿偏又在门外长声嘶叫，来描写离别时刻的迫近和二人的难舍难分之情。而“正是花时节”一句，既交代了季节是在秋天，又描画出秋风瑟瑟，落红纷纷的景色。女主人公出门送郎，觅此凄凉之景。哀伤痛苦之情倍增。“正是”二字，同时总结以上的场景描写，强调出景物对人的感染。张炎《词论》曾云：“词之难于令曲，犹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不得闲。”这首词的语言就显现了韦庄运用词这种艺术形式的造诣之高深。
下片写女子在情人别后的情态。
“马成不画蛾眉，含愁独倚金扉。”这两句是说，她梳马之后却无心描画蛾眉，满含愁怨的独自倚着金扉，思念远去的情郎。
为郎送别，她曾浓饰晓马，然而“马成不画蛾眉”，是耐人寻思的。这含有双重意味，一重表示自己爱情的坚贞，这不完全的化马，正是一种无言的表白。另一重则暗寓张敞画眉的故事，“不画蛾眉”是因为画眉的人已去，留此残马，等于示以盼归之意。这一细节描写岂但字句不闲，可谓事半功倍。下句说“独倚金扉”，则情郎已经走了，空余行处。女子凝望路尘之神，已在句外传出。
“去路香尘莫扫，扫即郎去归迟。”末两句是说，她不愿扫去他离去路上的那些香尘，只怕扫去香尘，他就会久久不归。
末两句更是“留意”而精彩的一笔。乍看这话是极无理的，路尘之扫与不扫与情郎的早归迟归有什么必然联系？然而，处在失望而终不能断念的境遇中的痴情者，总能从一般人不在意的现象中发现预兆，或设置希望。鹊的鸣叫，灯的结花，衣带的松弛，蜘蛛的结网之类小小事体，却往往具有重大意义。无理语正是至情语。这两句概括了唐时民间的一种流行说法。词人运用这种生活气息很浓的说法，出以口语，明快而隽永，就有有余不尽之意。
这首词，上片写景而情景交融，下片抒情而情致深婉。词人把这种洋溢着生活气息，植根于民间习俗的语言、运用到词中来，既表现了女主人公的痴情，又提高了词的艺术表现力，集中体现了这首词的“无理而妙”。全篇语言秀美，情真动人。
这首诗前两联诗人极言所见村庄在淮水洪灾过后的萧索，后两联写受灾百姓的悲惨且官府冷漠视之，无所抚恤。全诗通过村内外的萧索凋敝，营造了一种悲戚的气氛。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深切地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并且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
首联描写偶遇小村，见破门残立。“淮阔洲多忽有村，棘篱疏败谩为门。”在淮河流域水灾过后，诗人所到之处，村落被淹，一片泽国，人烟皆无。这个时候忽然看到一个村子，诗人非常惊奇。从“忽”字可以看出诗人的惊喜之态。可是走近一看，只见破败散落的篱笆墙上凑凑合合地装着一个门。
颔联诗人描写村中的情况。“寒鸡得食自呼伴，老谩无衣犹抱孙。”寒鸡偶然寻得食物，还在呼唤它的伙伴。用一“寒”字，既写出鸡已冷得瑟缩可怜，又点明季节已是深秋。村中的老头儿没有裹体的衣服，却抱着孙子，用自己的身子为孙儿取暖。村里家禽很稀少，人亦稀少，诗中没有写丁壮的人，暗示壮年已流离到外地去谋生了。这一联与首联借以“棘篱”、“寒鸡”、“野艇”、“枯桑”等意象，突出这个村子人烟稀少、破败荒凉的情景。
颈联诗人进一步描写村中之破败。“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水上飘着一只小船，船头翘起，犹如鸟雀翘着尾巴，船上阒然无人，只留下断缆。村上没有树木，枯了的桑树也被水啮走了，只剩下一点残留的根子。
尾联写村上百姓灾后无助，诗人加以同情。尽管沙洲村上人家，灾后现状如此凄惨，他们还是被谬误地编入交租完粮的户藉，作一般的王民看待，得不到应有的抚恤，十分可悲。诗人咏叹至此，不再评论，可以看出诗人对这些穷苦灾民，倾注满眶同情的泪水。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