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主人公可能是一个待嫁的姑娘，她选中的对象是一个不到二十的少年郎。姑娘的选择未能得到母亲的同意，所以她满腔怨恨，发誓要和母亲对抗到底。
开篇以柏舟泛流起兴，写女主人公为自己的婚姻恋爱受阻而苦恼，就好比那在河中飘荡的柏木小舟一样。她早已自己相中了一个翩翩少年，他的发型很好看，透出活泼灵动的精神劲儿。这就是女主人公的心上人，她非他不嫁，至死不渝。可是她的母亲千般阻挠万般阻拦，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母女的意见不统一，爱情就发生了危机。女儿要么放弃己见，要么作坚决的抗争。看来诗中女主人公是持后一种态度的：至死誓靡它！坚决到这种程度，母亲也就难办了。但要为娘的改变主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女主人公一面誓死维护爱情，一面从内心发出沉重的叹息：娘呀天啊，为什么就不相信我是有眼力的呢！这一声叹息，使得诗的内容变得沉甸甸的。
古代男女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像这种敢爱敢恨的女子自己找婆家的事情，真是有违传统习俗的，当父母的当然不会同意。可能也不一定是父母要展示权威，多半是他们凭自己的生活经验在为儿女把关，以确保日后生活美满。但是代沟的存在，使两代人的择偶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和冲突。这原也正常。问题的关键是，母女二人的矛盾不可调和，因此才有了“之死矢靡他”的决绝抗争。
这首诗反映了先秦时代汉族民间婚恋的现实状况：一方面，人们在政令许可的范围内仍享有一定的性爱自由，原始婚俗亦有传承；另一方面普遍的情况已是“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齐风·南山》），礼教已通过婚俗和舆论干预生活。所以诗中女子既自行择欢，却又受到母亲的制约。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诗中也就表现了青年男女为了争取婚恋自由而产生的反抗意识，这是一个很新很有价值的信息。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这首民歌，勾勒出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抒写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境界开阔，音调雄壮，语言明白如话，艺术概括力极强。
“敕勒川，阴山下”，说出敕勒川的地理位置。阴山是绵亘塞外的大山，草原以阴山为背景，给人以壮阔雄伟的印象。“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环顾四野，天空就像其大无比的圆顶毡帐将整个大草原笼罩起来。“天苍苍，野茫茫”，天空是青苍蔚蓝的颜色，草原无边无际，一片茫茫。
“敕勒川，阴山下”，诗歌一开头就以高亢的音调，吟咏出北方的自然特点，无遮无拦，高远辽阔。这简洁的六个字，格调雄阔宏放，透显出敕勒民族雄强有力的性格。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两句承上面的背景而来，极言画面之壮阔，天野之恢宏。同时，抓住了这一民族生活的最典型的特征，歌者以如椽之笔勾画了一幅北国风貌图。
诗的前六句写平川，写大山，写天空，写四野，涵盖上下四方，意境极其阔大恢宏。但是，诗人的描写全从宏观着眼，作总体的静态的勾画，没有什么具体描绘，使人不免有些空洞沉闷的感觉。但当读到末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进修，境界便顿然改观。草原是牧民的家乡，牛羊的世界，但由于牧草过于丰茂，牛群羊群统统隐没在那绿色的海洋里。只有当一阵清风吹过，草浪动荡起伏，在牧草低伏下去的地方，才有牛羊闪现出来。那黄的牛，白的羊，东一群，西一群，忽隐忽现，到处都是。于是，由静态转为动态，由表苍一色变为多彩多姿，整个草原充满勃勃生机，连那穹庐似的天空也为之生色。因此，人们把这最后一句称为点晴之笔，对于“吹”、“低”、“见”三个动词的主动者“风”字，备加欣赏。
这首歌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的色彩，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从语言到意境可谓浑然天成，它质直朴素、意韵真淳。语言无晦涩难懂之句，浅近明快、酣畅淋漓地抒写了游牧民族骁勇善战、彪悍豪迈的情怀。
该诗的首句写地点和节候，次句写倚阑人的形象；三四句写春光将尽，燕子尚未回归旧巢，烟雨笼罩下的沙洲杏花失去了鲜艳的容光，具体而婉曲地表达了对友人的深切思念之情。
诗中所写的景是暮春之景，情是怨别之情。
“苏溪亭上草漫漫”，写出地点和节候。野草茁长，遍地青青，已是暮春时节。这时的溪边亭上，“春草碧色，春水渌波”，最容易唤起人们的离愁别绪，正为下句中的倚阑人渲染了环境气氛。“谁倚东风十二阑”，以设问的形式，托出倚阑人的形象。在东风吹拂中，斜倚阑干的那人是谁呢？这凝眸沉思的身姿，多像《西洲曲》里的人：“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阑干头。阑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
“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燕子还没有回到旧窝，而美好的春光已快要完了。虽是眼中之景，却暗喻着心中之情：游子不归，红颜将老。“一汀烟雨杏花寒”，正是“春事晚”的具体描绘。迷蒙的烟雨笼罩着一片沙洲，料峭春风中的杏花，也失去了晴日下艳丽的容光，显得凄楚可怜。这景色具体而婉曲地传出倚阑人无端的怅惘，不尽的哀愁。如此写法，使无形之情因之而可见，无情之景因之而可思。宋人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词里的警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可能就是受到这首唐诗的启发的。
四句诗全是写景，而景语即情语，情景融浑无迹。诗人描写暮春景色浓郁而迷蒙，恰和倚阑人沉重而忧郁的心情契合相印，诗韵人情，隽永醇厚。
风流才子柳永仕途失意后，终日冶游，过着偎红倚翠的放浪生活，这首俚词可为代表作。年轻时在汴京的一次宴会上，他与一个已经分手的歌妓不期而遇，重逢交谈终于达成谅解。这是一段悲欢离合的事，虽然只是宴会上这一场面，却将词人和她的恩恩怨怨写得细腻逼真。上阕先写彼此散后，突然相遇的神态。他认为没有缘由再与她合好，又见她席上强装笑颜，不时皱眉长叹，那楚楚动人的神态勾起他对旧日恩爱的缕缕情思。只见她双眼泪盈，不顾约束，对着他的耳边倾吐着种种隐藏在内心的肺腑之言。而且她对他情感却始终专一。他表示要她“待信真个”，即割断了一切羁绊，他才“收心”，“共伊长远”对前番误会表示谅解后长远相爱。
柳永的俚词特色多方言口语，既通俗又妥贴而曲尽其意，这是他在接触市民口语中获得的。也因为他对市民观察入微，摹写入物的情态、语气及心理变化，才下笔如此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