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诗。词人以轻松语写沉重的心情,雅韵与俗美兼具,虽用比兴而无曲晦之感,毫不雕琢却有流动之趣,离愁别绪跃然纸上。
这首四十个字的小词,题曰《送别》,此刻行人已去,但仍可见其行舟,词大半从“舟”字着笔。春江水暖,一望绵远,不见端际。词人伫立江边,目送行舟,水长天远,似都没有尽头。次句紧承上句,仍是江边人注目之所见:望呵,望呵,一直望到远去的小舟过了树木的梢头。船已行远,故所望之人似觉船已越过树梢在前进。首二句十个字,将送者神情专注和船行渐远的情状,描绘极为精细。
下二句说,船越行越远,船体已不可见,惟见点点白帆,比沙鸥还小。这里“青未了”从文义说接下句,指“布帆”,正“孤帆远影碧空尽”时,惟有点点白帆可以望见。而愁如云积,是此时词人的惑受。“布帆遥比沙鸥小”,可看乍写实,但亦寓有对行者的祝愿。
最后说:“恨残照,犹有一竿红,怪人催去早。’“残照”,夕阳、落日。孟浩然《同独孤使君东斋作》:“竹间残照人,池上夕阳浮。”残照尚有一竿高,送者心中生“恨”,偏又有人“催去早”,呼唤早点回去,又怎能不“怪”!怪者,埋怨、责备,见怪也。
全诗前半部分诉说了:李白青少年的时候,对事理的认识不是特别通达,呼朋唤友,都是些热血豪迈人士。为朋友曾经不惜两肋插刀,红尘滚滚处也曾经手刃歹徒。哥们肝胆意气天下闻名,官民同赏。不为报酬而助人,并不把解人之难看作是多么了不起的功劳。说明了李白喜欢交朋友,豪气,喜欢帮助别人不求回报。一直在帮助别人,但是自己却什么都没有,家徒四壁,还是个需要接济的落魄文人。
全诗后半部分诉说了:李白仕途非常不顺,在诗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早年寓居安陆时,曾多次给地方官员写信自荐,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开元二十三年,不甘心失败的李白去了一趟襄阳,拜访时任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的韩朝宗。韩朝宗素以爱惜人才闻名,因曾任荆州长史,故人称韩荆州。但李白在呈给他的求职信中,又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豪放不羁。信中写道:“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长揖即拱手礼,通常用于平辈之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衷心地希望你能够敞开心怀,不会因为别人只作长揖而拒绝。作为求职信,这句显然写得不太得体。李白带着这种傲慢心态去求职,韩朝宗自然不会对他感兴趣。虽是诗仙,但李白的这几封求职信写得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也体现出了李白求职时傲慢的心态,这种故意贬低自己的比喻,或许能博取同情,却无法给人好感。
整首诗是对李白年轻时裘马轻狂,豪爽用事的真实写照。看整首诗,可以知道李白的豪爽性格,所以会爱之者众,恨之者也众。
这是一首因路遇侠者而写的赠别诗。此诗造句别致,寓意隐蔽。诗里用到了典故。“燕赵悲歌士”里用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国的名称“燕,赵”,古时这两个战国七雄中的诸侯国出了许多勇士,因此后人就用燕赵人士指代侠士。高适有这样的诗句:“拂衣去燕赵,驱马怅不乐”,就是对燕赵刺客的悲壮大义表示同情与敬佩。最有名的荆轲刺秦王,应该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了,而荆轲就是受燕太子丹之托入刺秦王的刺客。
“剧孟”本人是雒阳(即今天的河南洛阳东部)人,素有豪侠的名声。这里“剧孟”是用来指代洛阳的。
侠者,一般指剑客。钱起本人不是武士,因此对朋友豪侠的气概是佩服加崇敬的。诗的开头两句,用“燕赵悲歌士”,借以比拟所遇见的侠者;而“相逢剧孟家”,则是说他们两人相逢于洛阳道中。如此写来,极为切合侠者身份。后面两句,是说相逢时彼此倾心交谈,可是太阳又快要落山了,只好恋恋不舍地分手而别了。这既抒发了作者心中的不平,也表露了对侠士的倾慕之情。
此诗一开始就把心里的赞美写了出来,朋友被他称赞为燕赵豪侠,可见钱起的坦率。对“寸心言不尽”,可以理解为这是文人与武士间的区别造成得欲言又止,意犹未尽。最后写到落日,其实有诗人对朋友的一丝担忧(因为夕阳这个素材在文学作品里一般来说终归没有朝阳那么热烈积极),剑客的前路定是有坎坷的。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为分别而相聚的诗人与侠者,终究要分道扬镳了,太阳都落山了,像在催促他们,尽管依依不舍,但是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份感情被描述得真是格外珍贵。
钱起的朋友中有名诗人王维、裴迪等,本人是大历才子,认识的人一定很多。这里的侠者,在他应该是与众不同的尤为记忆深刻的一位朋友。钱起自己如果“言不尽”了,那么这离别的感伤是非常浓烈的。这是赠别的作品,不过诗里字字句句都是浓情,这样的编辑确实算得上体格新奇,这和一般人比较起来率意得多。高仲武说钱起诗风“体格新奇,理致清赡”。“理致清赡”这个特点其实表现在“前路日将斜”里,将诗意很好得放开,使读者有思索的余地。
武则天当政时期,搜刮民财,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崇佛的工程兴起以后,每天要役使上万人,国库耗竭,民不聊生。
诗人对此义愤填膺,禁不住把怨刺之笔直接指出了武则天,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用诗来议论时弊。与诗人多次向武则天上呈的那些批评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它所谈的虽然也是政治、社会问题,但不同于一般直陈其事的政论文,它既是政论,但又首先是诗,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开头四句标举懦家仁政爱民的思想,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借上古“仁德”之君来讽诫当代胡作非为的君主是中国古代诗歌习用的传统手法。因此陈子昂开宗明义地为全诗立论:上古道德之君从来不为一己谋利,而是处处关怀和扶助善良的平民百姓。
接着三、四两句引出古代著名的贤君与暴君的例子,进行正反对比。诗人以恳切而激烈的语气向当代最高统治者进言:尧一向以节俭著称,乘坐考究的车子决不是他所愿意;你大周皇帝本该励精图治,不去学习万代称颂的圣君尧,难道还去效法那亡国之君商纣王建造瑶台的奢侈行为吗?这里引入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有代表意义的事物(“黄屋”与“瑶台”),避免枯燥地直接说理。因而使议论具有了形象性,富有情韵,增强了感染力与说服力。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诗人援引佛教主张清净慈悲的教旨,指出崇佛者穷金玉、兴土木、残生灵,恰恰是悖离了佛家的本意。这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理有据地否定了当事者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武则天是代李姓皇帝而立,建立武周政权的,她执政后急于欺骗民心,让百姓相信大周是“天命”所归。于是奸佞小人趁机而起,投其所好,伪造符箓图谶,宣扬这位女主是西方弥勒佛转世,这正迎合了武则天的迷信心理和政治需要。此后,兴建佛寺之风愈演愈烈。陈子昂针对此驳斥道:来自西方的佛教,本以清净慈悲为主,愈是清净愈见佛道的尊严;自称崇佛的人为什么反而要违背佛道,大兴土木,用金玉塑像造庙这种奢侈行为作为对爱好清净的佛的尊奉呢?这是全诗的第二处反问。
这个反问,比第一个反问更为有力。如果说,前一个反问中还带有劝导的成分,那末这个反问就完全是怒斥了。这一怒斥,揭穿了崇佛者的虚伪。“奈何”一词诘难有力,使对方没有辩解的余地。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以严格的工对对新建的座座佛寺的宏伟规模与奢华布局进行充分的描绘。
为了建造高耸云霄的庙宇寺院而将山林砍伐开采殆尽,为了做成金碧辉煌的图案花纹而搜尽了民间的珍珠宝物,给人民带来很大的苦难。这里只写建筑物的巨大耗费,而将百姓因此而遭受的深重苦难留给读者去想象和补充。接下去“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二句仍是对偶,但已由实化虚,从前面的描写重新转入议论。两句大意是:这些宏大精丽的巧妙工程,看来连鬼神也难以建成,人怎么竟把它们建成了呢?言外之意是:这些,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是全诗浩繁的工程对统治者倒行逆施的第三处反问。这个反问由第一处的劝导和第二处的申斥,上升为愤激的控诉了。诗的最末二句:“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是警告统治者向“愚民”夸示宗教排场,足以造成无穷的后患;玩弄聪明的结果,徒然劳民伤财,使政治更加昏乱。这个结尾正面着笔,慷慨陈辞,说服力极强。以批判昏乱之“道”来呼应开头所歌颂的古圣人之“道”,使得篇章结构严密,说理透辟,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