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余杭地区自然是山水名霜集中的霜地,听闻吴兴的山水更是清丽奇绝。
湖岛上的桔树叶子刚刚落了一层霜,溪边的苕花开得像雪一样白。
顾渚的茶叶尖比牙齿还要白,梅溪的木瓜红比女子脸颊还要红。
吴中人把脍鱼丝切得像能飞起来一样薄,还没有去说起来口水都快要留下来了。
也知道谢灵运曾在此地久住,就奇怪杜牧怎么来得迟了。
头发已经花白,只能在榻上歪一歪,就不用在湖亭边用张罗玩水的东西了。
注释
仄闻:听闻,风闻。
顾渚:此地盛产紫笋茶,在唐代被列为贡茶。
鲙:同“脍”,细切肉。
鬓丝:鬓发。
禅榻:禅床。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四句之中没有介绍是什么人在唱《竹枝》,是男还是女,以及他因为什么要唱这样一种凄凉哀怨的曲子。而只是说在瞿塘峡口,白帝城头,月亮西沉时,烟雾迷漫,一阵阵歌声远远传来,悲凉凄楚,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唱到声情凄苦之处,音调梗塞,致使周围宿猿栖鸟,齐声悲啼,更烘托出这一曲哀婉动人的悲歌。
“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交代地点、时间和周围的环境。“水烟低”描写江面上烟雾迷漫,给人造成一种压抑之感;“月向西”说明时间之晚。在这烟波江上,深宵夜半,竟有人吟唱一首悲歌,应该是遇到了极其悲伤的事,郁愤不能自已,故发而为歌,声调凄惨。末句“寒猿暗鸟一时啼”以环境烘托歌声的悲哀。《水经注》引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猿鸣鸟啼原本似人之哭泣,悲凉的歌声牵动了鸟啼猿鸣,而猿鸟鸣啼又成为《竹枝》的协奏曲,更加倍衬托出悲歌凄怆的情境气氛。诗歌写得如此凄婉动人,与当时诗人寂寞的心情有关。
词的上片,前两句写春归后的凄凉景象,后两句则回答了“春归何处”的疑问。作者以心中想念的“燕子”和眼前望见的“小院”、“阑干”、“阴雨”、“落华”组成春已归去的词境,托出黯淡哀怨的词情。这里展现的不是透露淡淡闲愁的欧阳修《采桑子》词所写的“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或晏几道《l临江仙》词所写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之景。其写燕子,是“不曾来”的燕子;写雨,是“小院”中的“阴阴雨”;写落花,不是尚在空中飘舞之飞花,是被风吹聚到阑干一角的早已委落在地之花,而这一堆落花,在作者心目中竟是“春归处”。刘铉《蝶恋花·送春》词中“只道送春无送处,山花落得红成路”两句,似已指出春归之处,实则只说春是沿着花落之路而归去的;这“阑干”两句则把落花聚集之处看作春的最后归宿,看作春的埋葬之所,从而进一步、深一层地揭示了春之悲剧。广而言之,岂止春光之易逝如此、春归之可悲如此,世上一切美好事物也往往迅即消失,转眼成空,如白居易在《简简吟》中所说,“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本是无可奈何的人间憾事。这两句词实有其人事的象征意义,有其深广的哲理内涵。
在词的下片中,作者把自我的身世之恨与春的悲剧下场融合为一。前两句写告阑“东风”的悲苦之怀、系心“飞絮”的眷恋之意。而对“东风”、对“飞絮”之如此情深者,究竟是归去之春的心,还是送春之人的情?这在作者的笔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后面“浮萍”两句紧承“飞絮”句,用杨花入水成浮萍的传说,把词意、词情转进一层。词是送春,写春之归去,但作者却并不写到春去而止,更从春的本身写到春的化身,从春的今生写到春的来生,再从化身写到化身的化身,从来生写到来生的来生,以见春的身世之倍加可怜、春的命运之倍加可哀。春魂之化作天涯絮,而飞絮又落水化作浮萍,这来世杨花转来世萍的三生命运,使辞阑人间的春魂注定了要生生世世飘荡下去,其苦恨深愁是无穷无尽的。纵然作者在词的结拍处希冀其“莫向天涯去”,而其终必流落天涯,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结局。这下片的词意,似从前引万俟咏词“念远情怀,分付杨花”两句和贯云石曲“东君何处天涯”、“随柳絮吹归那答”两问,以及辛弃疾《摸鱼儿》词“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的意境化出,但其辞则更苦,其情则更悲。
王逸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汉代既已不能明,则后世更是聚讼纷纷。洪兴祖认为“《大招》恐非屈原作”,朱熹则斩钉截铁地说:“《大招》决为(景)差作无疑也。”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牟廷相等皆主屈原作。梁启超以其中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一语,定为汉人作,刘永济、游国恩从之,朱季海则更具体地说是淮南王或其门客所作。我们认为,《大招》是屈原所作是可信的,但它不应当是王逸所说屈原放逐九年,精神烦乱,恐命将终,故自招其魂;也不是林云铭、蒋骥所肯定的“原招怀王之词”。这篇作品语言古奥,形式上不及《招魂》有创造性,应当是反映了较早的楚宫招魂词形式。所以,不当产生在《招魂》之后,而只能在它之前。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大招》应是招威王之魂而作。其时屈25岁(胡念贻)班究认为屈原生于前353年,在诸家推算屈原生年中最为可信)。以“大招”名篇是相对于《招魂》而言,《招魂》是屈原招怀王之魂所作,《大招》是招怀王之父威王之魂所作,故按君王之辈份,名曰“大招”。
本篇开始按招魂词的固定格式陈述四方险恶,呼唤魂不要向东、向南、向西、向北,然后即写楚国宫廷的美味佳肴,音乐舞蹈美女之盛,宫室之富丽堂皇,苑圃禽鸟之珍异,最后夸饰楚国之地域辽阔、人民富庶、政治清明。其中对楚国遵法守道、举贤授能、步武三王一段的描写,实际上是屈原理想化了的美政。《离骚》中回顾年青时的政治理想,正由此而来,且一脉相承。全篇末尾云:“魂乎来归,尚三王只。”这同《离骚》中称述“三后之纯粹”,《抽思》中“望三王(原误作“五”)以为像”的情形一样,都反映出屈原作为楚三王的后代,追念楚国最强盛的时代,既要尊称国君先祖,又要光耀自己始祖的心情。因此,《大招》已不是单一的招魂祝辞,而是于其中蕴含了一定的思想。一方面,通过极言东南西北四方环境的险恶,极力铺陈楚国饮食、乐舞、宫室的丰富多彩、壮伟华丽,来招唤楚威王的亡魂,表达了对楚君的无限忠心和眷恋之情;“自曼泽怡面以下,皆帝王致治之事。永宜厥身,则本身之治也。室家盈庭(廷),则劝亲之经也。正始必自孤寡,文王治岐之所先也。阜民必本田邑,周公《七月》之所咏也。发政而禁苛暴,省刑薄敛之功。举杰而诛讥罢(疲),举直错枉之效也。直赢者使近禹麾,所以承弼厥辟。豪杰者使流泽施,所以阜成兆民也。末章归之射礼,则深厌兵争之祸,而武王散军郊射之遗意也。于此可以见原志意之远,学术之醇,迥非管韩孙吴及苏张庄惠游谈杂霸之士之所能及。”(蒋骥《楚辞余论》)这样,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便大大加强了。
本篇在结构上也具有特点。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直接点题,一气而下。环环相扣,所以诸家分章颇分歧。由“青春受献”而时光飞逝,春色盎然而万物竞相展现自己的生命力,点出招魂的具体时节。下文“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的呼唤,入题自然,干净利索。在对四方险恶环境的夸张描述之后,以“魂魄归徕,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转入到对楚国故地的环境描写,阐联顺当,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并以“闲以静只”、“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年寿延只”作为主题,给下文的大肆铺叙作纲领。在对楚国饮食、乐舞、美人、宫室等的铺排和炫耀中,以“定空桑只”、“安以舒只”、“静以安只”、“恣所便只”等与它们相呼应,前后照应,相互关联。下一层紧承“居室定只”,由室内而扩展到室外的“接径千里”,由此联想到“出若云只”的楚国人民,以此为出发点,很自然地引出作者对治理国家、造福人民的清明政治的向往,使文章在结构上浑然一体。
《大招》在语言描写上虽然比不上《招魂》的浪漫奇诡,但仍以其华丽多采的语言,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奇谲诡异、绚丽多姿的画面。尤其是描写美人的一段,不仅描绘她们的容貌、姿态、装饰,而且深入展现其心灵性情,不同气质、不同状貌的美人纷纷登场亮相,具有浓郁的楚民族风范。全诗几乎都用四言句,显得简洁整齐、古朴典雅,反映了屈原早年的创作风格。
这是作者在上元节前的一个晚上写的感伤时乱,怀念故国的词作。
上片写想象中临安元宵灯节的凄凉情景。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三句,写元统治下的临安一片凄凉悲愁的气氛。“铁马”,指元军的铁骑:“银花”,指元宵的花灯,“愁城”,借指临安。头一句“铁马蒙毡”,不仅点明整个临安已经处于元军铁蹄的蹂躏之下,而且渲染出一种凄惨阴森,与元宵灯节的喜庆气氛形成大相径庭的氛围。开篇就揭示出了全篇的时代特征。元宵佳节,原是最热闹而且最富国泰民安气氛的,而现实的景象却将种种承平气象一扫而光。在元军的铁马践踏之下,广大人民心情凄惨悲凉。加之阴冷森严气氛的包围,竟连往常那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光也洒泪了。这一句将客观景象的主观化、拟人化,使银灯似有人的形象和感情。这种想象看似无理,实则入情。“银花洒泪”的形象给这座曾经是繁华热闹的城市带来了一种哀伤而肃穆的凄凉氛围。紧接着,又用“春入愁城”对上两句作一形象的概括。“愁城”一词,源出“攻许愁城终不破。”一句,出自庾信《愁赋》,本指人内心深处的忧闷愁思,此时借指充满哀愁的临安城。春天不管兴亡,依然来到人间,但它所进入的竟是这样一座“铁马蒙毡,银花洒泪”,充满人间哀愁的愁城!“春”与“愁”,自然与人间的鲜明对照,给人以强烈感受。
“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城声。”三句接着写想象中临安元宵鼓吹弹唱的情景:横笛中吹奏出来的不是汉家的故音,而是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情调的“番腔”,街头上演出的也不再是熟悉的故国戏鼓,而是是异族的鼓吹杂戏,一片呕哑之声,身为忠于故国的南宋遗民,听来根本不能称为“城声”。这几句对元统治者表现了义愤,感情由前面的悲郁苍凉转为激烈高亢,笔势劲直,激愤直率,可以想见作者其时填膺的义愤。
下片抒发了作者的思国之情。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这两句承上启下,用“想故国”三字点明上片所写都是自己对故都临安的遥想。“故国高台月明”化用南唐后主李煜《虞美人》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情境,表达了作者对故都临安和南宋故国的深沉怀念和无限眷恋之情。“独坐青灯”,指自己在故乡庐陵山中,独自面对青灯。故国旧都、高台宫殿,如今都笼罩在一片惨淡的明月之下,繁华散尽,都已化成无边的寂寞与悲凉,这本已使人不能忍受。更何况独又居于寂寞的深山,夜阑人静,遥想沦亡之故都,不但无力恢复故国,连再见到故都临安的机会也很难有,苦闷之情那堪禁受啊。荧荧青灯与故国苍凉明月,相互映照,更显出情深挚无比凄凉。这两句文势由陡急转为舒缓,而感情则变得更加沉郁。
“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辇下风光”,指故都临安的美丽风光。作者所指的“风光”应是宋亡前临安城元宵节的繁闹场景,以及亡国前的升平岁月。“山中岁月”,指自己隐居山中的寂寞岁月。“海上心情”,一般都指宋朝一部分爱国志士,在临安失守后在福建、广东一带继续进行抗元斗争的事情,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挂念之情因为这首词作于归隐“山中”的时期,那时离宋室彻底覆亡已不远了,因此不再存在“海上”的抗元斗争。这三句思维极为跳跃,内涵顿为丰富.联想的余地也更大.全词到此收束,但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果说上片的结句干脆利落,声如鼓板,这下片的结句却如弦索之声,幽怨宛曲,余音袅袅不绝。这样结尾,与诗人不尽的国恨家痛和遗民隐居的悠悠岁月十分相合.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诗人的爱国情怀也得到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