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一开头就直叙送别事。“君”乃安伯弟也，但其生平不详。“送君南浦”是江淹《别赋》里著名的句子：“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这段话一直成为人们抒发惜别之情的意念载体。
只要一提到“送君南浦”，或只提出“南浦”两字，就会使那整段话的意境全出，令读者感受到一股感伤的意味。这首词也借用了这个句子，开门见山，迅速入题。
“对烟柳”至“叶底黄鹂自语”数句，铺叙当时景物。这里有“青青万缕”的柳条，有满眼的绿树，有藏在树叶深处鸣啭的黄鹂。它们的出现。是在“送君南浦”之后才出现的。“折柳赠别”是我国的古老传统，因而烟柳万缕就会使人产生分别的感伤的联想。而满眼绿树这一意思的表达，却是用“更满眼、残红吹尽”这样的句子，它调动人们的思维能力，去想象那残花在枝头片片被吹落的景象，以增添感伤的气氛。
文学描写的得天独厚之处，就在于它不但能描写现实存在的实景，而且能描写这一实景在此之前的情况的虚景，以虚景来表达实景的意思；故“残红吹尽”就是绿叶成阴之意。而树叶深处的“黄鹂自语”，则是反衬别离愁绪的。此句子当从杜甫的“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化出，黄鹂自乐而离人自苦，颇具弦外之音。一“更”字联上串下，使离愁别绪程度递增，表现得很有层次。
“甚动人、多少离情，楼头水阔山无数。”“甚动人”，点出“离情”之“动人”——使人伤感；点出送别之地是“楼头”；由楼头极目远望，只见水天空阔，乱山无数；那么，对方此去之远，其觌面之难再，已不不言自明了。行文至此，在内容上已自成一大段落——韩元吉
“记竹里题诗”三句，回忆两人最近的交往之乐。“春暮”点出时令，显然是在此别之前的一段时间：“载酒”、“题诗”，那是文人最常见的交往活动，以“竹里”、“花边”作背景，更增加它的韵致。“魂断”二字，是痛快之极的意思，不指悲哀；这两字不但指“江干春暮”，也兼指“竹里题诗”和“花边载酒”；三句联成一片，描写出一段欢乐的生活。以“记”字领起，说明它是保存在记忆中的已经失去的欢乐，以反衬今日别离的苦痛。这样，在抒写别恨方面，又深入一层了。
下片开头换了个角度，通过联系各自身世和时局而大发感慨。从“都莫问”到“任鸡鸣起舞”，是慨叹空有壮志而功名未立白发渐生。这几句必须稍加解释，才能领会作者的深意。韩元吉《宋史》无传，其行实多不可考。据《南涧甲乙稿》，知道他曾做过信州幕僚、南剑州主簿、江东转运判官等职；乾道末年为吏部尚书，曾出使多国；淳熙元年（1174）以后，两知婺州，一宰建安，晚年归隐信州。从“都莫问功名事，白发渐、星星如许”来看，此词可能作于入为吏部尚书之前，那时他四十多岁，故作此语。但他的慨叹功名未立，并不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这跟中原的恢复是有关系的。南宋的处境和东晋极为相似，故韩元吉用这个“鸡鸣起舞”的典故来策励自己。韩是河南许昌人，中原失守，“乡关何在，凭高目尽孤鸿去”。感叹乡关渺邈，有家难归，但目送归鸿而去，却也道出了爱国怀乡，建功立业之豪情。
“漫留君住”三句，又回到惜别，劝安伯姑且再片刻，持杯痛饮，这是舍不得分别的表现。“趁酴醿香暖”句的“酴醿”是酒名。黄庭坚《见诸人唱和酴醿诗辄次韵戏咏》“名字因壶酒”句任渊注引《王立之诗话》云：“酴醿本酒名也。世所开花本以其颜色似之，故取其名。”这里的“香暖”正是说酒。此言趁酒之香且温当持杯而醉：“瑶台露”是给美酒加上高级的赞辞。最后两句，是说不知何时才能重会，相约永远思念对方。“西窗夜雨”是取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诗意，冠以“愁绝”二字，就是说西窗下共话别后情况的机会难得了。这样的结尾，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惆怅。
韩元吉是南宋初期主战派人物之一，他和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人都有交往，词作亦具有辛派悲壮豪放之气概。即使在这首送别词中，也不例外。
此词气酣意足，感情深挚；叙述层次开合变化，紧凑协调。值得一提的是《薄幸》这个词牌很少人填写，这一首却写得十分工整，平仄、韵脚、句读都中可格律，堪为典范。虚字“对”、“更”、“甚”、“记”、“任”等使用得十分妥贴，处在领起的位置，又都是去声字，声律上造成一种苦涩的韵味，与词的内容情调很相称。
此诗叙述的是少女临出嫁前庄重严肃地准备祭品和祭祀的情况，详实地记载了祭品、祭器、祭地、祭人，反映了当时的风尚习俗。
根据文献可以知道，在古代，贵族之女出嫁前必须到宗庙去祭祀祖先，同时学习婚后的有关礼节。这时，奴隶们为其主人采办祭品、整治祭具、设置祭坛，奔走终日、劳碌不堪，这首诗就是描写她们劳动过程的。全诗三章，每章四句。首章两问两答，点出采蘋、采藻的地点，次章两问两答，点出盛放、烹煮祭品的器皿，末章两问两答，点出祭地和主祭之人。
俗话说：“上供神吃，心到佛知。”这些普普通通的祭品和繁琐的礼仪，却蕴积着人们的寄托和希冀，因而围绕祭祀的一切活动都无比虔诚、圣洁、庄重，正如《左传·隐公三年》所说：“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因此，诗人不厌其烦，不惜笔墨，层次井然地叙写祭品、祭器、祭地、祭人，将繁重而又枯燥的劳动过程描写得绘声绘色。
这首诗的艺术魅力主要源于问答体的章法，而其主要构成因素就是五个“于以”的运用。全诗节奏迅捷奔放，气势雄伟，而五个“于以”的具体含意又不完全雷同，连绵起伏，摇曳多姿，文末“谁其尸之，有齐季女”戛然收束，奇绝卓特，烘云托月般地将季女的美好形象展现给读者。
诗人用故设悬疑的手法反映了中晚唐之际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唐朝中央政府对东南四十三州百姓疯狂盘剥的这一事实。
“汴水通淮利最多”，通济渠的开凿沟通了南北的交通，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生人为害亦相和”，这里是指运河的开通对老百姓来说，利和害是连在一起的，中晚唐以后，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祸害变得越发明显。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运河成了运输必不可少的渠道，可怜四十三州的百姓一年的劳动果实全都通过这条运河被输往唐王朝的府库，从此陷进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此诗虽咏汴河，但揭露的却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诗文由汴河直进船展开议论，既肯定了汴水开通的好处，也鲜明地指出了随之而来的祸害。诗人十分同情劳动人民，斥责了统治阶级利用运河搜刮民脂民膏的无耻行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