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壤歌是一首淳朴的民谣。据《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这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所歌的歌词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击壤歌》。
这首民谣描绘的是在上古尧时代的太平盛世,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太阳出来就开始干活,太阳落下就回家休息,开凿井泉就有水饮,耕种田地就有饭吃……这反映了农耕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劳动人民自食其力的生活的真实写照。
对于这首歌谣的最后一句,“帝力于我何有哉”,“帝力”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指“帝王的力量”,也就是说,人们的自给自足、衣食无忧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而君王对此并没有什么作用,歌者反问:帝王的力量对我来说又有什么作用呢?当然,如此闲适安康的生活,并不是真的与帝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因此也有评论云:“能使民安其作息、饮食即帝力也。得末句翻空一宕,调便流逸。”另一种解释是把“帝力”解释为“天帝的力量”,从而突出了此歌谣反对“天命论”的色彩,歌者感叹:老天爷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
不管持哪一种解释,这首民歌的主题都是赞颂劳动,藐视“帝力”。
《击壤歌》也许是中国歌曲之祖。清人沈德潜《古诗源》注释说:“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
这是一首以感春怀人为内容的闺怨词。起首“忆郎还上层楼曲”一句通过闺中少妇登楼望远的视线,把她的一颗愁心送到远方游子的身边。登楼望远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意象,多从空间落想,怅望行人此去之远。第二句“楼前芳草年年绿”,则从时间落想,因见芳草“年年绿”而怅念行人远行之久。从这句词的出处来说,它取意于淮南小山《招隐士》与王维《山中送别》句意,暗含既怨游子不归又盼游子早归的复杂意味。
三、四两句“绿似去时袍,回头风袖飘”,巧妙地以第二句句末的一个“绿”字为桥梁,从“芳草年年绿”到“绿似去时袍”,由望景过渡到怀人,感今过渡到思昔。抒情女主人公从芳草之绿生发联想,勾起回忆,想起郎君去时所着衣袍的颜色,并进而追忆其人临去依依、回首相望时,衣袖随风飘动的情景。离别之际的这一细节深深印在她的记忆之中,是时时都会重现眼前的一幅令人黯然魂销的画面;此时,因望见芳草绿、想到“去时袍”,当初的这幅画面又分明似在眼前了。此时此事,此情此景,真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诗经·小雅·隰桑》)。从这两句词,即可以想见词中人当年别郎时的留恋,也可以想见其此时“忆郎”时的惆怅。牛希济《生查子》词中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可与这两句词参读,不同的是:张先词就居者立言;牛词则拟居者口吻以嘱咐行者。两者俱谓见绿草而不忘着绿之人,其运思之同异正未易区别。
换头“郎袍应已旧,颜色非长久”两句,紧承上片的三、四两句。词笔不离衣袍,而又翻出新意。同样是写那件绿色的衣袍,但上两句是回忆去时的袍色,这两句是想象别后的袍色。前者把一片相思时间上拉回到过去,后者则把万缕柔情空间上载送到远方。同时,这两句又与上片第二句中的“年年”两字遥相呼应,也是从时间落想,暗示别离之长久。正因别离已久,才会产生衣袍已旧、怕那去时耀眼的绿色已经暗淡无光的推测。又从袍之旧、色之褪,触发青春难驻、朱颜易改之感。于是,自然引出下面“惜恐镜中春,不如花草新”两句,把词意再推进一步。词中人之所惋惜、恐惧的是一个意义更深广、带有永恒性的人生悲剧,而不仅仅是一次别离的痛苦。离别固然折磨人,但行人终有归来之日,日后相逢之乐还可以补偿此时相思之苦;至于人生短促、岁月无情,而居者与行者都会分离中老去,这却是无可挽回、无可补偿的,正所谓“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蝶恋花》)。这两句词,则对照眼前“芳草年年绿”之景,怨叹人之不如花草。花落了,明年还会开;草枯了,明年还会绿;而人的青春却一去不复返了。镜中的春容只会年年减色,不会岁岁更新。刘希夷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白头吟》)说的也是这样的意思。
张先特别擅长于攫取具有特色的景物来抒发感情,此词则始终围绕颜色运思,并用以穿针引线,贯穿全篇。词之上片着眼于颜色的绿与绿之相同,使空间隔绝的近处芳草与远方行人相连结,使时间隔绝的此日所见与昔日所见相沟通,从而使楼前景与心中情融会为一,合为词境。下片着眼于颜色的新旧差异,使回忆中的昔时之袍与想像中的此日之袍相对照,使身上衣与境中人相类比,使容颜之老与花草之新形成反比。上片因“忆郎”而“上层楼”,因“上层楼”而见“楼前芳草”,因芳草之“绿”而回忆郎袍之“绿”,再因去时之“袍”而想到风飘之“袖”。首句与次句的两个“楼”字,紧相扣合;次句与第三句的两个“绿”字,上下钩连;第四句的“袖”字固与第三句的“袍”字相应,句中的“回头”两字也暗与第三句的“去时”两字相承,针线绵密,过渡无痕。下片虽另起新意,却与上片藕断丝连。因三、四两句回忆起去时之袍,过片两句就进一步想象此时之袍;过片两句的上、下句间,则是因衣袍之“旧”而致慨于“颜色非长久”。接下来的两句,更因袍色之不长久而想到“镜中春”也不长久,再回溯上片“芳草年年绿”句,而有感于不如花草之年年常新。通篇脉络井然,层次分明。
这是一篇理意深刻、情趣盎然的咏物寄志散文。作者从山多髯松和结庐在此的原因,写到烟云万顷亭、唯天在上亭、清高亭、环中亭的历历景物。文章篇幅不长,由于紧扣了髯松这一特点,所以能把看松庵雄伟壮丽、幽美宜人的景色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读了令人有飘然忘返之感。
第一段状写匡山的美景,第二段叙写章三益在匡山建造庵庐及亭,第三段交代“看松庵”的命名缘由,第四段以问答的方式为章三益明志。此文主要对龙泉人士对章三益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作者认为章三益无论隐居还是出来做官,都能像松树一样坚持操守。
第一段写章三益在庐筐山结庐的原因,紧扣“乐松”两字。筐山髯松弥望,新翠如濯,上有为隐者所尚服的薜荔、女萝,下有能安神和气的茯苓之属,环境特宜养生养性,蓄志律身,因而结庐其间。
第二段写“看松庵”命名原由,全段围绕着“看松”两个字,先写庵的四周建有四亭,点明这个地方既有能生万顷烟云的深潭,又有高入云霄、视野广阔的峰峦,既有清寒空碧的林荫,又有众峰环翠、宛如仙人所居的静谧之处,庵庐就是结在这高、远、清、空的环境之中;继写“看松”的乐趣,从忘我入神而“看”到“行歌松间”的自乐,再到髯松解意“相娱”,层次分明。在章三益的眼里,松树根深叶劲,寒暑不惊,是“元夫巨人”以及“古豪杰”品格的像征,因此敬慕不已,久视不舍,以致主观精神与客体之形凝合为一,“物我两忘”;而章君行歌松间,髯松奉笙箫之音以“相娱”,则是以拟人手法点出髯松对章君之知遇。
第三段是议论,就松树的“正刚之气”结合章三益生平实际行为进行阐发,笔端饱含抒情。由于议论是针对“龙泉之人士”以为章三益已经“忘世”而发,显得顺理成章。
第四段是写作者邀请章三益一同游览青萝山,表示自己也有与章君相同志趣,也愿意以松为友以自律。文末以“虽然”一词转折,以“筐山之灵,其亦迟君久矣”一语呼应前文,戛然结束全篇。
松树的“正刚之气”,历来是仁人志士自厉自立的榜样。撰作文章时,作者已经四十多岁了,在这样的年纪面对着不堪的世道,他不但不嗟老叹悲,反而能以髯松的正刚气质自厉自期,想要以此与章君共律共勉,积极的人生太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正二十年庚子(公元1360年),章三益与宋濂、刘基、叶琛四人同应朱元璋之召,为明初政权效力。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三益与刘基同拜御史中丞之职,证实了宋濂认为三益结庐筐山并非“忘世”的正确判断。
文中提到章君久视髯松,“精神凝合,物我两忘”,是指主体对髯松正刚之气的神会与融合,即客体特征向主体的入化。这也是儒家所一贯倡导的“养志待时”的涵养过程,在某种特定境况下,它确有助于主体精神的扩充与升华。庄子所主的“物我两忘”是“无我”,是消极弃世;而这里所说是要将自己扩展成“大我”、“新我”,两者是不同的,这一点要加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