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禅宗,与人谈玄论禅,常用比喻,以启发人的妙悟。如禅宗北宗神秀所作的偈语:“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禅宗南宗的慧能所作的偈语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二人都是用比喻来说明禅理。李白此诗深受禅宗影响,他与朝美论禅,也是用比喻的手法。
诗中前六句,把人生比成是渺溟无际的欲海,将贪、瞋、痴等人的恶欲比做是溟海中兴风作浪,吞舟食人的“长鲸”。人在欲海中航行,一不小心就会被嗜欲的“洪波”所汨没,为贪欲、瞋欲和痴欲的鲸鱼所吞食。而僧人朝美这个“水客”却能在烦恼海中凌波航行,不但没有被欲海的洪波淹没,也没有被恶欲的长鲸吃掉。他不但没有死,反而在大海中探得“明月珠”,获宝而归。就是说,他不但没有被烦恼海中象征恶欲的长鲸吞灭,被洪波汨没,迷失本性,反而翻然妙悟,突然明白了深奥的佛理,探得了象征禅悟的明月之珠。
在佛经中,常把至深的佛理比成是明月、明珠,以喻佛理的智慧光明,而把贪、瞋、痴三种烦恼称作“三毒”,视为人的愚殊和黑暗。因为这颗象征着佛性光明的“明月珠”,是从欲海之中与象征愚昧和黑暗的“长鲸”搏斗经过生死大劫得来的,所以弥加珍贵,故诗中说它“高价倾宇宙”,因为它是驱除人心灵黑暗、愚昧的灵光,故诗中说它“馀辉照江湖”。
诗中进一步描写:朝美虽然在修禅的过程中悟得了妙道,明性见佛,但他却不骄傲自满,向人炫耀,而是深藏若虚,大道似无:“苞卷金缕褐,萧然若空无。”即说朝美将明月珠用衣服包裹起来,不欲向人炫耀,好像他根本什么也没有似的。就是俗话所说的“良贾善藏”和“大智若愚”。
对于能否识别朝美怀中的“明月珠”来说,诗人李白就是朝美的一个知音。“谁人识此宝,窃笑有狂夫。”狂夫是诗人自指。李白曾在诗中多次以狂夫、狂人自指。如在《庐山谣》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又在《醉中答丁十八以诗讥予搥碎黄鹤楼》中说“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 “窃笑”二字用得极好。人皆不识,而我能独识,故而会心而笑;你装得若无其事,还是被我识破了,故而暗中窃笑。 “窃笑”二字表现出了李白与朝美亲密无间的关系和深切的友谊,表达出了二人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意。朝美胸中的禅学境界,在别人尚看不出的时候,李白却早已会心知意,在友好地微笑颔首了。此也表明李白对佛学的造诣之高。
诗的最后说:“了心何言说,各勉黄金躯。”“了心”,是对禅心佛意已瞭然心中的意思。《楞严经》上说:“汝之心灵,一切明了,若汝现成所明了心,实在身内。”佛教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只是有的人心为痴迷所惑,失却本性。如果除却痴迷,即可明心见性。《坛经》中说,“菩提般若之知(即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善知识,遇悟即成智。”如今朝美已经大彻大悟,明了其本性,即已自见佛性,就如同已获得了明月一般明亮的明珠一样。“黄金躯”本指佛,《后汉书》上说:“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此喻指二人。 此二句是说,你我既然对佛学的妙理要道都已了然于心,因此就无须再言说了.各自努力修道成佛吧!因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修道成佛,故有此说。这一诗句也表明李白对自己的佛学修养自视甚高,非常自信。
李白这首与僧人谈玄论禅的诗,写得很高明。他将很难用言语说明的佛理,用美妙的比喻来说明。不但写得禅意深远,深得妙理,而且还写得玲珑透彻,馀味不尽,启人深思,一点也不枯燥。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李白此诗,可谓是深得禅道妙悟之旨了。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驾舟泛海出入洪波之中,巨大的鲸鱼涌起溟海浪涛。
百川翻滚龙舟飞驰,在长鲸的嘘吸之下全被吞没。
此中还有竟然不死的人,反而探得了明月之珠。
明珠价高为宇宙之冠,漏出些许光辉便照耀江湖。
凌驾超越于金缕之衣,在明珠面前全无光彩。
谁人识得如此之宝?私下暗笑有您我这样的狂夫。
了然于心不必再说些什么,各自保重勤勉我们自身吧。
注释
水客:驾舟泛海音。
长鲸:即鲸鱼,因身巨长,故称。
龙舟:刻有龙饰的大舟。
倾:竭尽,全。
金缕褐:金缕织成的衣服。
了心:了然于心。
黄金躯:喻指身体生命的珍贵。
佛教禅宗,与人谈玄论禅,常用比喻,以启发人的妙悟。如禅宗北宗神秀所作的偈语:“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禅宗南宗的慧能所作的偈语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二人都是用比喻来说明禅理。李白此诗深受禅宗影响,他与朝美论禅,也是用比喻的手法。
诗中前六句,把人生比成是渺溟无际的欲海,将贪、瞋、痴等人的恶欲比做是溟海中兴风作浪,吞舟食人的“长鲸”。人在欲海中航行,一不小心就会被嗜欲的“洪波”所汨没,为贪欲、瞋欲和痴欲的鲸鱼所吞食。而僧人朝美这个“水客”却能在烦恼海中凌波航行,不但没有被欲海的洪波淹没,也没有被恶欲的长鲸吃掉。他不但没有死,反而在大海中探得“明月珠”,获宝而归。就是说,他不但没有被烦恼海中象征恶欲的长鲸吞灭,被洪波汨没,迷失本性,反而翻然妙悟,突然明白了深奥的佛理,探得了象征禅悟的明月之珠。
在佛经中,常把至深的佛理比成是明月、明珠,以喻佛理的智慧光明,而把贪、瞋、痴三种烦恼称作“三毒”,视为人的愚殊和黑暗。因为这颗象征着佛性光明的“明月珠”,是从欲海之中与象征愚昧和黑暗的“长鲸”搏斗经过生死大劫得来的,所以弥加珍贵,故诗中说它“高价倾宇宙”,因为它是驱除人心灵黑暗、愚昧的灵光,故诗中说它“馀辉照江湖”。
诗中进一步描写:朝美虽然在修禅的过程中悟得了妙道,明性见佛,但他却不骄傲自满,向人炫耀,而是深藏若虚,大道似无:“苞卷金缕褐,萧然若空无。”即说朝美将明月珠用衣服包裹起来,不欲向人炫耀,好像他根本什么也没有似的。就是俗话所说的“良贾善藏”和“大智若愚”。
对于能否识别朝美怀中的“明月珠”来说,诗人李白就是朝美的一个知音。“谁人识此宝,窃笑有狂夫。”狂夫是诗人自指。李白曾在诗中多次以狂夫、狂人自指。如在《庐山谣》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又在《醉中答丁十八以诗讥予搥碎黄鹤楼》中说“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 “窃笑”二字用得极好。人皆不识,而我能独识,故而会心而笑;你装得若无其事,还是被我识破了,故而暗中窃笑。 “窃笑”二字表现出了李白与朝美亲密无间的关系和深切的友谊,表达出了二人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意。朝美胸中的禅学境界,在别人尚看不出的时候,李白却早已会心知意,在友好地微笑颔首了。此也表明李白对佛学的造诣之高。
诗的最后说:“了心何言说,各勉黄金躯。”“了心”,是对禅心佛意已瞭然心中的意思。《楞严经》上说:“汝之心灵,一切明了,若汝现成所明了心,实在身内。”佛教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只是有的人心为痴迷所惑,失却本性。如果除却痴迷,即可明心见性。《坛经》中说,“菩提般若之知(即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善知识,遇悟即成智。”如今朝美已经大彻大悟,明了其本性,即已自见佛性,就如同已获得了明月一般明亮的明珠一样。“黄金躯”本指佛,《后汉书》上说:“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此喻指二人。 此二句是说,你我既然对佛学的妙理要道都已了然于心,因此就无须再言说了.各自努力修道成佛吧!因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修道成佛,故有此说。这一诗句也表明李白对自己的佛学修养自视甚高,非常自信。
李白这首与僧人谈玄论禅的诗,写得很高明。他将很难用言语说明的佛理,用美妙的比喻来说明。不但写得禅意深远,深得妙理,而且还写得玲珑透彻,馀味不尽,启人深思,一点也不枯燥。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李白此诗,可谓是深得禅道妙悟之旨了。
《赠僧朝美》是李白在天宝(公元742—759)末年游宣州(今安徽宣城县一带)时,赠僧人朝美的一首诗。
李白自从天宝三载(公元744)辞京还山之后,就一直未再回到朝中。在长安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目睹了唐玄宗荒淫误国,李林甫、杨国忠等权奸把持朝政,败坏朝纲,眼看大唐王朝一天天地走下坡路,大唐江山就要毁于昏君群小之手,丽他却被奸人谗毁,在朝中无法容身,唐玄宗只是把他看作是一个点缀升平的御用文人,使得他的报国之志无从施展。他既不能违心从俗,向权奸屈服,就只好洁身自好,高蹈远引了。于是他毅然辞京还山,离开朝廷这个黑自不分,是非颠倒的污浊世界,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寻找他干净的乐土,自由的世界。他唱道:“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自是客星辞帝座,元非太白醉扬州。”(《酬崔侍御》)在他漫游各地的十多年中,多与道士僧人交往,过着闲云野鹤般的浪游生活。道家老庄的遗世独立的精神、陶冶了他自由的性格;
佛教玄远的意趣,深邃的哲理,启发着他的诗情,释散了他内心久抑的痛苦。他在宗教这块方外之地上,寻找到了他疲惫困苦心灵的暂时憩息之地。与他前期积极进取、热衷功名的思想相反,他后期的思想在环境的逼迫与老庄佛学思想的影响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从入世转向出世,从热衷功名到主动抛弃功名。他自觉地与统治者决裂,退出朝廷,走向山林,与隐士为朋,以僧道为友,经常与他们一起吟诗品画,谈玄论道。《赠僧朝美》这首诗,就是他与僧人的谈玄论禅之作。
文章通过作者与妻妾的对话,用浅显的比喻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指出历代帝王无不屠杀广大人民而掠夺其财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君权社会中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全文以日常生活起兴,多用比喻,以浅近渐至深奥,由平缓渐至激烈,亦有孟子辩论的遗风。
题作“室语”,示“小中见大”。一般政论文章都有“严正”标题以揭示论题或意旨,此文则作“室语”,意即在家里说的话,看似闲话家常,实为一篇具有精深政洽思想理论的大文字,足以令世人惊心“骇异”,正是寓大于小,小中见大,而又使人感到平易亲切,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作者的理论观点。
家人团坐,自“食鱼”入题。与一般政论不同,此文先由日常家庭生活入笔,有人物,有闲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由“食鱼”谈起,由近及远,逐步导入。唐子夜饮,家人团坐,一家四口,各有坐向,而夫妻相对,为下文对话作好铺垫。从“食鱼而甘”引出与妾的对话,谈鱼味何以鲜美,为后文伏脉。继而唐子由“饮酒乐甚”忽而“拊几而叹”,再由其妻问故,推出“吾欲有言,未尝以语人,恐人之骇异吾言也。今食是鱼而念及之,是以叹也”一段,先垫以“恐人骇异”,提示将有惊世骇俗之见,引读者注目,而又盘马弯弓,引而不发,以为下文蓄势。其妻“愿子试以语我”一句,便开启下文滔滔滚滚一泻千里之势。
三段推理,论帝王皆贼。唐子先以“大清有天下,仁矣”推挡一句以杜人口,以便下面畅所欲言。紧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果然石破天惊,令人“骇异”,一针见血,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字字闪耀着民主的光辉。旋以夫妻问答,作形式逻辑三段论法推理:大前提为“杀一人而取其布粟者为贼”,小前提为“凡帝王皆杀天下人而尽取其布粟”,结论是“所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继又举“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祖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所谓“善”者尚且如此杀人之多,遑论其他!作者紧接着又假设自己“事高帝”、“事光武帝”,那么当他们屠城之始即“必痛哭而去之矣”,表示出极端厌恶和决绝态度。“吾不忍为之臣也”,等于向“忍为之臣”的古今帮凶们也投去一枪。
文势遒劲,斥天子杀人。妻问“当大乱之时,岂能不杀一人而定天下”很有代表性,并将讨论推进一层,文章波澜迭起。唐子先区分“不得已而杀”的情况共两种,一为有罪者,一为临战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死于这两种情况以外:“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所过之处,滥杀无辜,简直是嗜杀成性!而这些“大将”、“偏将”、“卒伍”、“官吏”的大肆屠杀,都是为了“天子”一家一姓的政权,所以“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真是一刀见骨。此言无罪而杀。“天下既定,非攻非战,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此言非战而杀。文章进而通过尖锐的对比,指出一方面是“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眦未干”,而一方面则“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因而怒斥:“彼诚何心而忍享之?”充分暴露历代帝王的狠心与残忍!这二小节文字连用排比,文势遒劲,解剖与批判,力透纸背,使历代帝王反人民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继之,作者又假设“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则将对历代帝王按“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的原则加以百倍的惩罚,因为“天子”本“天下之慈母”,而竟无故杀天下人,则其罪当然“重于匹夫”!这同样代表了人民的正义之声。
回扣“食鱼”,归尧舜本心。此处又以妻问“尧舜之为君何如者”推开一层。作者指“盘中余鱼”继续从“味甘”说起,生动地描述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按之椹上而割之,刳其腹,㓾其甲,其尾犹摇”,而煎烹以进则人不忍食,而人比于鱼又“不啻太山之于秋毫”,于是推出“杀一鱼而甘一鱼之味则不忍,杀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则忍之”,这是违反“人之本心”的,而“尧舜之道”恰在“不失其本心而已矣”。这里,作者根据孟子“性善论”的观点,企图讽谏最高统治者不要“失其本心”,表现了他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殊不知历代帝王为其反动本性所决定,是决不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妇人孺子,皆闻论叹息。文章主旨论列完毕,作者不忘以一小段作首尾呼应:“妾,微者也;女安,童而无知者也。闻唐子之言,亦皆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释焉。”说明唐子之论达理而通情,深刻而感人,妇人孺子无不为之感动,而开篇所出四人皆有着落,从而完整地收结,真乃珠联璧合,浑然一体。
由文章可知作者精熟先秦诸子散文,尤受孟子和墨子影响,人性论、行仁政、民贵君轻等思想源于孟子,“非攻”见解则源于墨子。而逻辑推理,层层深入,善作比喻,自眼前浅近事物说明深刻道理,逐层追问,引人入彀以及排句气势等均与孟、墨之文有同样妙境。而此文理论的高度、批判的锋芒均超越前人。从家常谈话来阐明理论高见,以“食鱼”为题而由浅入深,家人四口均介入,论理与叙事描写相结合,使文章亲切有味,富于生活情趣,语言通俗平易,结构谨严,首尾呼应等,又自属唐子文章所特有。
词的上片是忆旧。
“青衫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起首两句写早年的政治生活。唐宋时九品官服色青,公元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陆游由福州决曹掾被荐到临安,以九品官入京改职,言“青衫”十分贴切。陆游为官期间交识的同辈人士多是一时俊彦,因言“结友尽豪英”。
“蜡封侯夜半传檄,驰骑谕幽并。”写任圣政所检讨官时的活动,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很鼓舞人的。这时宋孝宗刚即位,欲有所作为,遂恢复起用主战派的著名人物张浚,筹划进取方略。
词的下片是抒愤。
“时易失,志难城,鬓丝生。”换头三句既是词意的转折,接连三个三字句如走丸而下,表现出他激动的心情,也反映了他的政治经历的转折。“时易失”,先就大局而言,就是说,好景不长,本来满有希望收复中原的大好机会竟被轻易地断送了!宋孝宗操之过急,张浚志大才疏,北进结果遭到符离之败,反而又结成了屈服于金人的隆兴和议。这些史实概括在这一短语之中,表现出了陆游的痛惜之感。“志难成,鬓丝生”就个人方面说,正因为整个政治形势起了变化,自己的壮志未酬,而白发早生,以致成终身大恨。六字之中,感慨百端。
“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歇拍三句写晚年家居的闲散生活和愤懑情绪。“平章风月,弹压江山”是相对上片结交豪英,夜半草檄而言的。那时候终日所对的是英雄豪杰,所作的是羽书檄文;此时终日所对的则是江山风月,所作的则是品评风月的文字,成了管领山川的闲人。天壤之别的场景,怎能不令词人痛心疾首,透出无奈之态。风月的品评,山川的管领,原是“闲者”的事,与“功名”二字沾不上边,而结句却说“别是功名”,这是幽默语,是自我解嘲,也是激愤语,是对那些加给他“嘲咏风月”的罪名的人们,予以有力的反击,套用孟子的一句话就是:“予岂好嘲咏风月哉;予不得已也!”
全篇率意而写,不假雕琢,语明而情真,通过上下片的强烈对比,反映出陆游晚年的不平静心情。
文章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反驳了世人关于“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文章开始,劈头便是一句反问:“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起笔突兀,超拔,发人深醒。接着,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上面那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世上流传的诗篇,多来自古代落拓文人所致。作者认为:大凡胸怀才学、抱负,而又不能在世上施展自己才能的士子,大多喜欢在山崖水滨放浪形骸,纵情漫游,借游山玩水以自遣,他们见到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的千姿百态,便刻意探究它们的奇特之处。这便是他们笔下的鱼木虫草、风云鸟兽逼真、传神的原因。这些诗人由于怀才不遇,心里郁积着忧愁和愤慨。因此能写出怨恨命运、讽刺时世的诗篇,倾诉出那些被贬斥到边远地区的官员和独守空房的妇女们的哀叹。抒写出人们难以述说的情感,因此境遇越是困顿,诗也就写得越好。作者在这里提出了诗“穷而后工”,“愈穷愈工”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本身,便是对那种“诗能穷人”传统观点的否定。那种“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的根本错误,在于将因果关系倒置了。作者的这一段议论,看似与梅圣俞无关,实际上是为下文作铺垫。因为只有摆正了穷与诗的关系,才能理解梅诗何以能工。这便是作者文章构思的高超之处。作者关于诗歌“穷而后工”的理论与司马迁的“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也是韩愈“不平则鸣”说的继承与发展。而欧阳文忠公所创的“穷而后工”一句,终成为千古不变的诗歌理论。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诗人梅圣俞的生平经历及其诗歌创作。梅圣俞一生仕途困顿,多次考试都因受到考官的压制而不中,到了五十岁才接受聘书,作别人手下的幕僚。徒有满腹才学、抱负,却不能在事业上发挥出来。作者对此深感惋惜。这些是介绍梅圣俞其人。接着又由梅圣俞其人写到其诗。圣俞自幼练习作诗,还未成年,他的诗已经使长辈们为之惊奇。长大后又学习六经中的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因不能苟且迎合,博取时好,得不到世人的重视。因此世人只知梅诗,不知梅文。这里,作者是拿梅文作陪衬,反映出梅诗受到世人的重视和喜爱。当时不论是高明之士还是愚笨之徒,只要谈到诗,都要向梅圣俞请教,梅圣俞也乐意借此在诗中抒发自己的失意之情,因此他一生的创作,尤以诗歌为多。世人都知道梅公的大名,但却没有人肯将其推荐给皇帝。作者对此十分痛惜。宋仁宗时任宰相的王文康公曾赞叹梅诗“二百年无此作矣!”可见对梅诗了解很深,可是连他也没有向皇帝举荐圣俞。作者感叹圣俞的才学不为世用。不能为朝廷作歌功颂德、祭祀祖庙的诗歌,而只能写一些“虫鱼物类、羁愁感叹”的吟咏。世人只知道喜欢他的诗,却不知道穷困潦倒时间长了,诗人也会衰老。作者对诗人的困顿的境遇及其怀才不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时对世人不知爱惜人才的状况发出了由衷的感慨。
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交代了《梅圣俞诗集》的编撰经过。梅圣俞的诗写得很多,可是他自己并不爱惜,也不注意收集,倒是他的妻子的侄子担心诗作散佚,把他由洛阳迁到吴兴以来所写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十卷,作者自己一直十分喜爱圣俞的诗,因此收藏了这个诗集,并为它写了序。十五年后,圣俞病死在京城,作者前去凭吊,向家人索取他的诗篇,得到一千多篇遗稿,又将自己以前收藏的诗加在一起,从中选出六百多篇好的诗,编成十五卷。这就是《梅圣俞诗集》的成书过程。这是一篇诗序不可缺少的部分。关于梅诗的成就及特点,欧阳修在其《书梅圣俞稿后》、《六一诗话》等文中多次论及,所以仅在此处点一句:“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出”。表示梅诗特点很多,毋庸赘述,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品味。
全文是围绕“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层层展开的。首段批驳“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观点,是为了立起“诗穷而后工”的论点。二段梅圣俞一生的经历、遭遇以及他的诗文,是用具体事实说明:“穷而后工”的理论。第三段虽未明写“穷而后工”,但仍暗含着这层意思。正是因为“穷之久而将老”,圣俞才会“以疾卒于京师”,正是因为梅诗之工,作者才能“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并为之编撰诗集。欧阳修在本文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无疑是他对我国诗歌创作理论所作的杰出贡献之一。这充分体现出作者构思的精妙以及结构文章的技巧。作者在表现诗人诗工时,主要采用侧面烘托的方式,而不是着重正面表现。如以梅文“简古纯粹”来反映共诗之工,再用时人向其求诗,以及名人的赞语来衬托其诗工。这样灵活多样的表现手法使文章活泼、生动而不呆板。 [2]
作为一本诗集的序言。本文体现了“序”这一文体的应有内容要素:一是应交待成书的基本情况。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这一任务。二是介绍作者及该书有关的思想、创作情况,述评其著作的主要特点。这是作序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较多的笔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导思想,而且这主导思想要与该书及其作者密切相关,从而形成融贯全序乃至全书的灵魂。文章一开头就阐发的“穷而后工”思想,就起到了这一灵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