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按周时庙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文王为穆，则武王为昭，故称昭考。因此，“载见辟王”的辟王便是成王。“载”训始，助祭诸侯的朝见则在成王即位之时。成王是由周公辅佐即位的，只是名义或形式上的君主，实权则掌握在摄政的周公之手，诸侯助祭的隆重仪式当亦是周公一手策划安排，其用意自然是让成王牢记先王遗训，继承并光大先王遗业。周公极尽摄政之职，时时注意对成王的规劝乃至管教，《尚书》中的一篇《无逸》便是明证。诸侯“曰求厥章”，恐怕年幼的成王也无法应付，只能由周公作出权威性的答复。旧说《周礼》为周公所作，法度典章他当了然于胸。如此看来，《周颂·载见》的祭祀对象与《周颂·雝》不同，祭祀时的背景也大不一样。《诗经传说汇纂》所说“一以显耆定之大烈弥光，一以彰万国之欢心如一”的祭祀目的，便道出了成王新即位的时局特点与急务。

　　和《周颂·雝》所描写的“肃肃”“穆穆”的神态不同，《周颂·载见》重点在于描写助祭诸侯来朝的队伍，朱熹评之曰“赋”也。诗中“龙旂阳阳”四句，确实具有赋的铺叙特点：鲜明的旗帜飘扬，铃声连续不断响成一片，马匹也装饰得金碧辉煌，热烈隆重的气氛，浩大磅礴的气势，有声有色；八方汇集，分明是对周王室权威的臣服与敬意。周颂中的许多祭祀诗，是只求道出目的，不惜屡用套语，丝毫不考虑文学性的，而《周颂·载见》却安排了极为生动的铺叙，在一般说来枯燥乏味的颂诗中令人刮目相看。这也足以说明，在有助于实现政治目的的情况下，统治者不仅不排斥，而且会充分调动积极的文学手段。

　　诗的后半部分，奉献祭品，祈求福佑，纯属祭祀诗的惯用套路，本无须赘辞，但其中“烈文辟公”一句颇值得注意。在诗的结尾用诸侯压轴，这与成王的新即位，而且是年幼的君王即位有关。古代归根结蒂是人治社会：就臣子而言，先王驾驭得了他，他服先王，但未必即如服先王一般无二地服新主；就新主而言，也可能会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在最高统治者更换之时，臣下的离心与疑虑往往是同时并存，且成为政局动荡的因素。诗中赞扬诸侯，委以辅佐重任，寄以厚望，便是打消诸侯的疑虑，防止其离心，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可见，《周颂·载见》始以诸侯，结以诸侯，助祭诸侯在诗中成了着墨最多的主人公，实在并非出于偶然。

　　整首诗都是想象，前两句写春夜的清冷孤寂，极力描写了其妻独居家中的寂寥，后两句想象其妻醒后想念自己的情景，通过对自己想象中的细节的刻画，描写出其妻期盼与丈夫早些相聚的心情。这首诗写的实际正是诗人思妻心切，可以说诗人是以思夫之心，表思妇之情，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诗的前两句“酴醾香梦怯春寒，翠掩重门燕子闲”，从大处落墨，极写其妻空闺寂寥。酴醾，作者用它来比喻其妻之“香梦”，一方面寄托了自己的相思之情，另一方面也在着重强调：即便是这样甜美的梦，也害怕春寒寂寞的搅扰。更何况“翠掩重门舒，深锁空闰，又增加了几分冷冷清清的气氛。这里的“燕子闲”有两重意思：其一，“闲”表示寂静，思妇“香梦”为“春寒”惊醒后，愁肠婉转，四顾寂寥，无可诉说，其二，“燕子护归巢为“闲”，鸟儿尚能雌雄相守，夜落归果，无形中把人的那种孤寂心情也就衬托得更强烈了。

　　接下来，作者又用“敲断玉钗红烛冷，计程应说到常山”两句诗写他妻子梦醒后思念丈夫，切盼与丈夫早些团聚的心情。前句诗用了两个细节：“敲断玉钗”和“红烛冷”。玉钗本为女子心爱之物，专用来梳妆打扮的。可是，由于丈夫久出不归，“首如飞蓬，谁为适容”，她竟慵自梳头，懒于打扮了。不仅如此，当她拿起了“玉钗”时，顿然间竟有无限的惆怅之情涌上心头，索性拿它来作为计算丈夫归期的工具，一遍一遍地敲，一遍一遍地想，一遍一遍地算，最后竟把玉钗“敲断”了。在这个细节中，作者虽然丝毫没有提到“思”字，但思妇的那种心情却被刻画得那么突出，使人们仿佛能见到她的一脸愁容。同样，“红烛冷”一方面极言思妇“敲钗”时间之长，甚至燃尽红烛，天将破晓，另一方面还巧妙地暗示了女子红颜已老，青春将逝，由此更加衬托思妇的愁情满怀。

　　最后，“计程应说到常山”，既是点破思妇何以愁怀不解的句子——因为不管是“香梦”也好，“燕子闲”也好，“敲断玉钗”也好，作者尽管让思妇愁肠婉转，却并役有直说她是为了思夫才受了这样的煎熬，这句却以“计程”轻轻地点了出来，使诗意更加明确；同时，这句话又说明了这一切不过都是作者在常山旅舍中想象的—这不仅因为“应说到常山”是一种猜测的口气，而这“猜测”让夫妇双方不谋而合，更增加了双方的思念之情，而且还因为前文中的厂“香梦”“重门”为女子所特有。至此，读者才真正弄清楚了“题邸间壁”与诗的关系：原来作者是以思夫之心，度思妇之腹。

　　这篇文章先概述西汉兴盛的形势和西征顺利的情况，然后假托蜀人之口说出反对通西南夷的非难，紧接着详细论述通西南夷的意义，高度赞美了汉武帝的功业，具体批驳了蜀人的责问，最后略写蜀人态度的转变，言简意赅。全文前后照应，结构严密，所使用的动词尤其典雅庄重，行为动作的描述相当传神，长短句交替运用，在散句中见齐整，于对仗中有变化，成功地描绘了各种形象，巧妙地融入了真情实感，创造出内情与外物结合的艺术境界。

　　文章一开头便回顾西汉“德茂存乎六世”的发展历史，然后指出汉朝两征的势如破竹，以此写出繁荣昌盛的局面和锐不可当的声势，从而真实反映出时代风貌并充分表达了作者生逢盛世而想施展抱负的真情实感，为后面诘难蜀父老打下坚实的基础。

　　紧接着，文章先写“耆老大夫捂绅先生之徒”庄严的神态和对通西南夷的非难性分析及由分析得出的“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这一看似有理的结论，以此表现出蜀人的目光短浅，见闻狭隘，思想守旧：考虑蜀地的局部利益而非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留意过去的史实而未见新兴西汉的进程。因而作者自然地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西汉的社会现实出发，高瞻远瞩，踔厉风发，有力地批评他们的错误言论，同时明确文章驳斥的靶标，也显示了作者诘难的理所当然。

　　然后，文章以巴蜀人们的亲身经历驳斥了西南夷无法征服的观点，说得理直气壮，自然令人信服。之后，作者先提出“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的观点，并引用大禹治水的典型事例来充分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此说明现在通西南夷是利于国家、惠及百姓、流芳后世的非常之事，会取得伟大的功绩，带来无穷的好处。

　　作者接着提出统治者应该思想解放，胸襟开阔，不受习俗束缚的主张，进而指出通西南夷确实是非常之事，是“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的伟大事业，并站在时代高度且考虑长远利益，同时以天下为己任，使诘难蜀人而肯定两征显得理在其中，顺势提出“百姓虽劳”，也要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之后，作者强调“受命之符合在于此”，以表明当今君主是受命天子，并顺势笔锋一转，嘲讽蜀人面对千载难逢的盛况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般的可悲。在这一部分，作者将观点建立在援引事实和阐述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诘难论如析薪，逐层推进，有高屋建瓴般的气势，把深刻道理说得具体可感，也把蜀人驳得体无完肤。

　　最后写作者论述符合事理使得蜀地父老以对，于是蜀人“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并颇为感叹地表示“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然后茫然失措地逡巡离去，这与开始蜀人“俨然造焉”的情况相照应，反映出蜀人的理屈词穷、无地自容，也说明了作者写作达到预期的目的。

　　全文立意深刻，议论豪迈，气势磅礴，说理透彻，气势充畅，将丰富的思想内容与富有文采的艺术特色融为一体，闪耀着迷人的文学光辉。体裁上以赋为文，铺张扬厉，想象奇特，语言繁富，描写细致，骈散相间，使得全文布局谨严，具有浑厚、刚健、激昂、壮丽的特点；行文上以问难的形式来分析和辩解事理则使全文观点集中，针对性强，在当时有其独到之处，对后代政论影响也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