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阕“我又南行矣!”一声惊叹感喟语劈首揭出,便现突兀倔傲之势,然而,这并非故作姿态,实在是积郁不平的迸发,所以才含蕴丰厚、情意挚深,足可振起通体,为下面开出无限天地,直注终句。“笑今年、鸾飘凤泊,情怀何似”,是写一己的生活遭际。龚自珍去年春天方于苏州结缡,新妇系外祖父段玉裁之女孙段美贞,现在她留居龚父丽正徽州官舍,南北离居; “笑”,笑我为了微末功名奔波风尘,不惜割舍新婚后的旖旎柔情没有什么价值。如今落第返归,情怀自能想知。“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又是换一种说法。杜甫《宾至》:“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词中反其意用之,谓即使文章佳绝,为天下知闻,也不过空谈而已,于苍生国计没有切实补益。 “文章”,因为功名不就,故无法推行,方有上面流露出来的叹息。以下再进而申足此意:“似春水,干卿何事?”朝廷自有定策成计,所行止岂于彼一介书生相干,又岂肯听汝哓哓,这实在是冷峻之极的反语。
以上叙事抒怀,尽吐一腔垒块。后自‘‘暮雨忽来”到“去如水”四句则转笔写景,紧扣眼前见闻。骤然间暮雨急倾,鸿雁已惊飞,杏杳无踪,环顾天地呼啸、关山莽莽苍苍,一派秋声入耳动心,似乎也在催人归去,“去如水”,莫再迟回疑虑。句中的“客”当系自指,就南返行径所言,暗暗透出此次京都之行的失望。
下阕推想未来人生情景,表露胸中夙愿与壮志。“华年心事从头理”,经过屡次落第不遇的现实教训,懂得社会人生的艰难坎坷,就不再是那么单纯幼稚、仅凭一腔热情行事处世了,需要从新认识,估价早先的“心绪”。 “也何聊,看潮走马,广陵吴市”,汉·枚乘《七发》有广陵观潮的描写,认为功用是“澡概胸中,洒练五脏,澹澉手足,颒濯发齿;榆弃恬怠,输泻滇浊,分决狐疑,发皇耳目”。曹植《名都篇》:“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又《史记》载伍子胥吹箫乞食于吴市,以上藉旧典表明将不再继续皓首穷经、寻章雕句的腐儒岁月,而是冶游狂侠,浪迹江湖,这正属“心绪从头理”后的结果,因之接着叙说:“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还拟延揽结交天下人才,共谋经国大业,而不只幻想依赖一二当权者了。
以上壮怀豪情足可以惊动人心,便觉秋去春来,荣枯递代,天下事无逾此理者,不必拘拘于一时成败。结拍“木叶怨,罢论起”,借现事以归束全篇。
这首词因落第出京触引,叙事咏怀,纵横倾泻,直觉—派沉郁悲慨之气勃然纸上,而柔情侠骨交注笔端,咳唾珠玉随处生发,正属定庵的一贯格调。
《战国策·秦策》说:“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不能俱止于栖亦明矣。”用缚在一起的鸡喻互相牵制不能一致的诸侯割据势力。此篇取这一比喻加以生发,借以揭露当时的藩镇。诗的头两句说:鸡的稻梁食料已足以养活其幼雏,但它们却互不相容,以独霸全场为乐。比喻藩镇虽割据世袭,或已高宫厚禄,荫及子孙,但仍为各自私利而彼此敌视,相互火并。“可要五更惊稳梦,不辞风雪为旧乌?”这两句是说:鸡的本心岂愿在五更时惊扰自己的酣梦,不辞风雪报晓,以迎接太阳的升起呢?比喻藩镇虽有时在表面上秉承朝命,但本心并不愿意为朝廷效力。
这首诗借鸡为喻,揭露藩镇跋扈利己、贪婪好斗的本质。结合唐武宗会昌年问讨伐刘稹时的情况看,这首诗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诗中抓住鸡的特性,联系藩镇的种种表现,或直接讽刺,或进行反挑,虽不免有比附的痕迹,但由于诗人对讽刺对象的本质发掘较深,却能以犀利辛辣取胜。这首诗充分表示出对藩镇割据势力的愤懑,体现了诗人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迫切要求。
诗中访友诗的套路展现出了散文化倾向。诗的前六句是一种明快流程的交代:径——壑——门——阶——室——窗——壁。谈不上行云流水,却能窥见这首诗的门户:乍看起来,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辞章搭配得体,步履从容,但揣度二三,就为这笔清晰的流水账而叹息,怪它没有更丰富的诗意进项。但这种责怪,并不殃及散文化倾向,对散文化现象需要一次又一次关乎价值观的认识;散文化的感觉跟一首诗有头有尾进行某种叙事的憧憬有关,这首诗在较短的篇幅内寄情于一桩事情的脉络而非关于这件事的激情,就极有可能显示出散文化的特征。
从作者的立场看,在构思(哪怕是即兴发挥)之际,“不遇”的结果已经发生,他所进行的描述依然显得较为重视“不遇”之前兆,就好像那些依次展开的芳踪是一首诗最大的卖弄点。径之石、壑之丹、门之松、阶之闲、室之禅、窗之见、壁之生……联袂演出的情景剧并不比停顿下来独观一物更划算,他只是需要记录这一流程来测试一首诗的雅量。而这些场景的铺垫明摆着朝“不遇”的主题靠拢,对景物的过度描写已预告人的次要性。
根据诗词断定:作者不可能反写实际情况,明明山僧不在,却在诗句中假想两人会谈的幽趣。诗在当时似乎还不致走到这一步。青苔、鸟迹、白拂、尘埃、无人……这一系列的环境元素虽契合抒情诗的表征,却奉献事实性依据,也就是说,看起来挺雅致的,但本质上只是一连串基本事实。只不过“青苔”一类的事实又不限于其本身的属性,已不可避免侵入了情态的细菌,滋生出属于修辞层面的意义。
作者是在寻求一种补偿:由于山僧不在,他必须从这一无人情境中获取诗的慰藉。不在之妙在于他反而可以凭空想像“了然”的主题性意趣。无需一位具体的僧人启发,他就可以从虚空中找到信仰的入口。乃至于云、雨的亮相也有不俗表现,使他不去思索山僧出门去干什么,以及有这么出色的所在,山僧为何还要滞留在他处。他仿佛是这一境界的独占者,山僧的所有者属性已显得次要:他为自己碰巧得到这么一块临时的乐土,与此前所行居的尘世保持对峙,而倍感欣慰,甚至这时听到猿声也不免理解为这是一种得体的、赞同他的伴奏。
从事后的记述人角度看,作者能了解下山返程中的心理变化,以及这一旅程中的新发现,但他并没有触及这一范畴,而是终止在一次世界观的洗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