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首诗的内容看，当为孟浩然在长安落第之后的作品。诗中充满了失意、悲哀与追求归隐的情绪，是一首坦率的抒情诗。
第一联从正面写“所欲”。作者的所欲，原本为隐逸；但诗中不用隐逸而用“一丘”、“三径”的典故。“一丘”颇具山野形象，“三径”自有园林风光。用形象以表明隐逸思想，是颇为自然的。然而“苦无资”三字却又和作者所欲发生了矛盾，透露出他穷困潦倒的景况。
“北土非吾愿”，是从反面写“不欲”。“北土”指“秦中”，亦即京城长安，是士子追求功名之地，这里用以代替做官，此句表明了不愿做官的思想。因而，诗人身在长安，不由怀念起庐山东林寺的高僧来了。“东林怀我师”是虚写，一个“怀”字，表明了对“我师”的尊敬与爱戴，暗示追求隐逸的思想，并紧扣诗题中的“寄远上人”。这二句，用“北土”以对“东林”，用“非吾愿”以对“怀我师”，对偶相当工稳。同时正反相对，相得益彰，更能突出作者的思想感情。
诗人进而抒写自己滞留帝京的景况和遭遇。“黄金燃桂尽”，表现了旅况的穷困；“壮志逐年衰”，表现了心意的灰懒。对偶不求工稳，流畅自然，意似顺流而下，这正是所谓“上下相须，自然成对”（《文心雕龙·丽辞》）。
七句写“凉风”，八句写“蝉鸣”。这些景物，表现出秋天的景象。凉风瑟瑟，蝉鸣嘶嘶，很容易使人产生哀伤的情绪。再加以作者身居北土，旅况艰难，官场失意，呼吁无门，所以会感到“益悲”。
这首诗最显著的特点，在于直抒胸臆。感情的难以抒发，在于抽象。诗人常借用具体事物的形象描写以抒发感情；表达感情的词语，往往一字不用。而此诗却一反这种通常的写法。对“一丘”称“欲”，对“无资”称“苦”；对“北土”则表示“非吾愿”，思“东林”于是“怀我师”；求仕进而不能，这使得作者的壮志衰颓；流落秦中，穷愁潦倒；感受到凉风、听到蝉声而“益悲”。这种写法，有如画中白描，不加润色，直写心中的哀愁苦闷。而读者读来并不感到抽象，反而显得诗人的率真和诗风的明朗。
这首词的本事，序中已作了简单叙述。“曹溪驿”，其地不详。据词并序文意推测，当在今四川万县、忠县之间。“涪江”，此处当系“涪陵江”之省文，即贵州乌江下游，自四川涪陵县入长江，而非指源出四川松潘县、一名内江的那个涪江。词人舟过曹溪驿，曾折桃花一枝，乃至过忠县抵涪陵，花已零落殆尽。多情的词人乃将花瓣包裹起来，投入涪陵江中，并作此词送她们随波逐流漂向远方。
上片开头“水软橹声柔，草绿芳洲”两句，以“水软”、“橹柔”、“草绿”、洲“芳”，从触觉、听觉、视觉、嗅觉，多方面地写出了舟行水上之人所感受到的阳春美景。中间的一句“碧桃几树隐红楼”，则承上启下：承上，是把所写的春光点染得更为艳丽；启下，是通过推出这首词所要表述的主要对象——“碧桃”，引起“招入孤舟”、惹起“闲愁”、“掷与巴江”的后文。紧接着，过拍“者是春山魂一片，招入孤舟”两句即写“折桃花”之事，而在运思遣辞上极意象之美。上句把桃花视作春山的一片芳魂；下句把折花插瓶、点缀船舱一事说成是招此春魂进入孤舟。这里有作者的一片绮思、无穷遐想，而从“孤舟”二字也透露出孤旅之情。
下片换头“乡梦不曾休”句中的首二字“乡梦”与上片末二字“孤舟”，彼此呼应，两相绾合。作者的家乡在长江下游，随着孤舟的入川，离家乡愈行愈远，令人魂牵梦萦的乡思却愈远愈切。而既然这一片乡思已难摆脱，何苦如此多情，又招一片春魂入舟？更何况春景难驻，春花易落，那曾为船舱生色的一枝桃花，早已化为一堆零落的花瓣。下面“惹甚闲愁”一句，既是自我诘问，也是自我嘲笑，似是感情上的了悟与解脱，其实寓藏着对尘缘的无穷牵挂，对身世的无穷怅惘，恰恰是未能忘情、谁能遣此的无可奈何之辞。接着，以“忠州过了又涪州”一句点明舟行已过忠县，又抵涪陵。忠县在三峡之西，涪陵又在忠县之西。这是对孤舟西行的如实叙说，也是对远离家乡的暗中感叹。结拍“掷与巴江流到海，切莫回头”，则写投花入江之事。“巴江”指词序中的“涪江”，涪陵在川东，川东是古巴国之地，故称；句意是祝愿这片片落红能朝着与自已旅程相反的方向，从涪江经嘉陵江进入长江，顺流东下，把一切乡愁春恨统统送归大海。最后更叮嘱其“切莫回头”，也就是说，切莫再留恋这布满感情陷阱、带来种种烦恼的人世间了。这一结句，余音袅袅，令人寻绎不尽。谭献称这首词“所感甚大”(《箧中词》)，正是指其所触发的这一对人生、对世事的感慨而言。
这首词写桃花，但在展示“碧桃几树”的同时，还展示树后隐有“红楼”一座，而红楼多用以指妇女所居。那么，花后是否尚有人在，或是否以花喻人？这是留给读者去想象的。
这是郑晋外交斗争的一个回合。郑国处于晋楚两强之间，对于近邻的晋国要侍奉，可对于远一些的楚国也要朝拜，这还未计尚须在齐秦的周旋，察言观色仰人鼻息，夹缝中的苟活苦不堪言。但是晋国对此还很不满意。于是，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给晋国的执政大臣赵宣子写了这封信。这是一份照会，也可以说相当于一份最后通牒。在信中子家历数了郑君对晋的朝见，暗示其所表现出的恭顺已无以复加，如果晋再如此逼迫，不对现行政策改弦更张，那郑国只能是铤而走险，彻底投靠楚国，和晋国决一死战。文中只有三位人物：晋侯、晋国大臣赵宣子和郑国的执政子家。
郑国子家的照会，不是致意晋侯，而是“告赵宣子”，这因为赵宣子才实权在握，而他与晋侯，也有着十几年的、非同寻常的生死渊缘。
这个晋侯，是晋襄公的儿子夷皋，即晋灵公。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秦穆公送其渡河回晋已经有六十二岁了，他在位只有九年，就病死传位给太子姬欢，也即晋襄公。姬欢是晋文公逃亡前在蒲城的儿子，晋献公进攻蒲城时，文公逃亡，夷皋幸免于难，躲入民间。晋文公即位后他被文赢认为己子，估计其继位时候已经有四十多岁。有些学者认为，姬欢系文赢所生，很有些牵强，因为重耳从楚到秦才娶得文赢，且是当年就渡河复国，如姬欢为文赢之子，则继位时节不足十岁，哪里像秦晋崤之战时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何况晋襄公在位仅仅七年，却做成了不少大事，这绝非十三四岁的少年所能为。但是，也正是因为他避难民间，直至文公复国才来投奔，所以娶妻生子较晚，他死的时候太子夷皋还在襁褓。为了他继位的人选，晋国的大臣们很是争论了一番，他们觉得立夷皋为君，政局是不容易安定的，还不如立一位年长的公子。当时晋文公的从亡臣子，如赵衰、咎犯俱已亡故，执政的大臣是赵盾，就是本文所说的赵宣子，他是赵衰和叔隗之子，准备到秦国迎接晋襄公的弟弟公子雍，而贾季主张到陈国迎接公子乐。赵盾为此罢免了贾季官职，贾季逃亡翟国，赵盾派大将先蔑、重臣随会去秦国。
此时秦穆公亦故，秦康公继位。他认为必须以重兵送公子雍为妥。因为上次秦穆公送晋文公复国，还没有安定晋国国内的局势，就匆匆退兵了，结果吕甥、郤芮随即阴谋叛乱，若非勃鞮告密，还不知鹿死谁手。所以这次大军准备得很充分，随先蔑、随会缓缓而行。可是在晋国，此时却出现了变故：夷皋的母亲听说后，抱着太子上朝，把夷皋放在赵盾怀中：“先君在病重时，就把他的儿子交给你了，当时他嘱咐说，如果你能教诲他成才，那是对晋国的恩赐，如他不能成才，则就只能怨你失职。你为什么弃之另立？”诸位大臣哑口无言，只能是拥立夷皋继位，这就是晋灵公。赵盾自统大军，在令狐迎击秦军。秦康公是好心好意，帮人落得个冤家，先蔑随会也只好流亡秦国。赵盾扶保着一个孩子，晋国的内政外交是一手操持，所幸还有昆弟赵穿鼎力相助，十几年总算磕磕绊绊地走了过来。但是赵盾未得周公精神的精髓，周公旦辅佐周成王，是时刻不忘对侄子的教育；赵盾是位臣子，就不能太放肆，以避免流言蜚语，日久天长就培养出一位奢侈荒淫的君王，《史记》载：“十四年（新君继位时为元年）灵公壮，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何等的残暴！用弓弩发弹子伤人，观看无辜者逃跑躲避为乐；至于杀人更是家常便饭，一次杀了厨工，还让他的老婆背尸体去丢弃。赵盾多次劝谏，惹得晋灵公烦躁，曾几次派刺客去暗杀。赵盾不得已逃亡，还没有出境，赵穿就带兵袭杀了晋灵公迎赵盾回朝，晋国的民众对此都很拥戴。但是史官董狐仍然记录在案：“赵盾弑其君”，赵盾认为自己无罪，董狐指出赵为执政，逃亡还没有出境，返回后又不惩办赵穿，就应该负全责。后人评论认为，董狐记录实事求是，不为尊者隐匿过失；赵盾也是为了国家，确实是一位忠臣，背着黑锅有些可惜。事件后赵盾迎接公子黑臀（晋文公之子）立为晋成公。
郑国当时的国君是郑穆公，即郑文公之子子兰也。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但是她们所生的儿子都因罪死，文公一怒之下，将姬妾庶出的公子一律驱逐。公子兰逃奔晋国，侍奉晋文公谨慎，所以很得喜爱。晋文公出兵围郑时（见第一卷《烛之武退秦师》），秦穆公自行退兵，晋文公也只能和郑文公盟约，条件即是立子兰为太子。郑国的群臣认为，子兰在诸公子中最贤，立之对国家有利，于是子兰成了太子。两年后晋文公和郑文公相继而卒，子兰继位为郑穆公。子家是当时郑国的执政大臣，也是姬姓的公子，名归生。
本文涉及的史实发生在鲁文公十七年，即晋灵公继位的第十年，应该说那时他还是个青少年，国家事务的决断，仍须赵盾为之。子家致函赵盾，是相当适宜的，但是作为正式的外交照会，书面上仍然对着晋灵公。
晋灵公在詹会合诸侯，商议平定宋国内乱的事务，此间（于：在，是：这次）他没有会见郑文公，认为郑投靠楚国，对晋国已有 心。
——应该说明的是，詹就在郑国的地域，晋灵公在近边大会诸侯，却不召见郑文公，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极大的不满。按照周朝在立国初对功臣、王室重要成员和前代君王后人的封爵，晋为侯爵而郑为伯爵，所以分别称其为晋侯郑伯。文中尚有蔡侯、陈侯亦然。——
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派执讯——即负责联络的官员——给晋国送来书信（与之：给晋君送来），以向赵宣子申述。
——子家的书信是给晋国的外交文书，本来其接受者是晋侯，但主持政务的是赵盾，子家也就不再绕弯子，总统还是个小孩子，我也不过是个代言人，那就直接和你这位总理交涉吧，但文书陈述的主要对象仍是晋侯。——
信中说：“我们国君继位才三年，就曾招蔡庄公（他也封爵为侯，故称蔡侯）来一同去侍奉贵国（当时是晋襄公），九月蔡侯到达以后（蔽邑：对自己地域的谦称）准备出发，但我国因为侯宣多事件——公子子兰逃亡晋国，在晋文公伐郑时，作为盟约条件被立为太子，当时一些郑国的大夫力促此事，其中包括侯宣多；两年后郑文公卒，侯又力保子兰继位为郑穆公，为此侯宣多居功专权，故子家称之‘侯宣多之难’——因此国君不能和蔡侯同往。十一月大体平定了侯宣多的作乱后，（在仅过了两个月之后）就紧随蔡侯去朝见襄公。十二年六月，我姬归生陪伴着太子夷，为陈国（陈侯：陈共公）要朝见晋须请命于楚国的事宜，专意来朝见君王禀告——这时候已经是晋灵公在位。十四年七月，我们国君又来朝见，从而促成（蒇：读chan，完成）了陈国的事情（作为楚国附属的陈来和晋和好），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我国出发前往贵国去朝见君王。去年正月，烛之武陪伴着太子夷又往朝见（往年：去年；往朝夷：应是‘夷往朝’，这是个倒装句，是因为在烛之武后面省略了‘佐’字）。八月我国君又亲去朝见。按说（以：释为按照）陈、蔡这样和楚亲近的国家（迩：读er，近，如遐迩闻名），却对晋不敢怀有 心，是（则：这里作判断词）我国的作用啊！虽然我们这样尽心地侍奉君王，为什么（何以）仍然不免获罪？我们国君继位以后，一次朝见襄公，两次朝见君王（这里的‘一’、‘再’指的是一次和两次，而不是‘首先’和 ‘然后’），太子夷和我国的几位大臣，相继到你们绛都朝拜。
——文中的这个‘孤’应该是郑穆公的自称，外交文书的言者其实就应该是国君，但本文是以子家的口气申述，例如自称‘归生’，称郑穆公为‘寡君’，称太子‘寡君之嫡夷’。可是这里却用‘夷和孤的二三臣’这种口气来称呼太子——直呼其名——和大臣们，只有郑穆公才有此资格。这可能是左丘明写书时有所失误。——
虽然我们是个小国，但尽心尽意地所做是没有（蔑：无）再能超越的了，现在大国（指晋）还说：‘你们没有满足（逞：使得逞）我的愿望’。那我们只有灭亡，因为确实已经再也无以复加了。古人说过：‘畏首畏尾，去了两头，身子还能剩下多少？’还说过：‘鹿在生死的关头，就顾不得选择庇荫的地方了（音：古通荫，即庇荫之处。这言外之意是，如果晋国逼迫得太紧，郑国也只能不得不投靠楚国了）。’小国侍奉大国，如能遇恩德相待，他们就是人；如不能被尊重，他们就是危机中的鹿，铤而走险——铤：快跑的样子，在险路上飞奔——急迫之中还有什么选择！你们的命令，已经超越了极限（罔极），我们知道就要亡国了，只能准备（将）悉数动员我军（赋：军队，因为那时是按照田赋出兵员的），开赴鯈地（鯈：读chou，在郑晋边界）迎候你们，现在只有听候您的决定了。文公二年我国也曾朝见齐国，四年，为齐国去攻击蔡国，结果是和楚国讲和（蔡国是楚的盟国）。居于大国之间而服从其强制性的命令，难道也是罪过吗？作为大国您要连这也不体谅，我们就已经不在乎违抗了。”
晋国于是派巩朔来郑国讲和、盟约，并把赵穿和晋君的女婿池（此人或许是晋襄公的女婿，因为晋灵公当时只十几岁）留在郑国作为人质。
这一篇照会，终使晋国赵盾审时度势，改变了对郑的外交策略。郑国在楚晋二强的夹缝中苟活，可以说对双方都毕恭毕敬，就如子家所说是无以复加了。而此时晋国仍不满意，也即要求专一敬我，这其实就断绝了郑国的生路。晋人不讲信义，曲沃翼都争锋，同族手足相残，借道伐虢而灭虞，对秦以怨报德，晋灵公的继位也是赵盾等出尔反尔的例证。如果郑国彻底和楚断绝来往，今日让赵盾心满意足，就必须面对楚国的讨伐。等到楚军压境，再向晋国求援是来不及的，只能死路一条。而晋又从不枉费钱粮，不像烛之武说秦退兵，穆公还留逢孙等驻守，反正屈从晋国是死，不从也就再无可加之刑了，郑虽军力绵薄，但也能拼死一搏，或楚国尚有体谅，倾力前来救援，绝路逢生也未可知，这才有了子家的呐喊。所谓哀兵必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子家的说辞，和展喜不同。虽然齐鲁和晋郑相互地位、关系有相似之处，但展喜是胸有成竹：当时的齐孝公内忧不断，伐鲁不过是炫耀武功，鲁国虽有灾荒，但人心同仇敌忾。齐军并不愿在疆场和鲁国对决，更不能粘着对恃。所以很顺利地说退齐兵。子家文书倒类似烛之武的方式，都是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都是在逻辑上引出第三方的砝码，让对方来权衡利弊，重新斟酌和我方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子家的陈述面对的晋国，是威胁的主要发起方，而烛之武说秦穆公，面对是进攻联军的次要部分；因为当时晋文公是决心灭郑，没有改变的可能性——叔詹自杀都无济于事！但秦穆公的军事实力最强，具有左右局势的能量，而第三方砝码就是晋的图霸！所以谈判水到渠成。子家面对的晋灵公（也即赵盾），只有彻底折服郑国的愿望，却没有灭郑的力量——如果能够，他不必装模作样；郑国尚有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不是陈蔡小国所能比，又地处中原战略要冲，是晋楚在争霸中最具价值的帮手。可以说，他们谁争取到郑国，就为称霸奠定了最有力的基础。子家的说辞，最让赵盾担忧的，不是“鹿死不择荫”，而是铤而走险——彻底地投靠楚国，甚至请楚派军驻守。这个砝码的重量，赵盾不可能不掂量。子家专门说到陈国，那么详尽地讲他先和陈侯去楚国请示，再和陈侯来晋国朝见。言外之意是：你看看楚国多大气，我们是不能只依靠你的！和解是最好，开战也可以，让我彻底背离楚国不可能！利弊得失您看着办吧。
这是一支咏春的小令。描写立春节气的到来，万物欣荣，生机盎然的景象。全曲五句，写了春燕、春树、春水、气候和民俗。这些都是有着春天典型特点的五种事物。
第一句写人们游春时的装束。虽然他只写了妇女的头饰，但就从这一点是很难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在游春时对装束的讲究。“春燕”是古代妇女立春这一天必戴的头饰。据《岁时广记》卷八引《荆楚岁时记》记载：“立春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王沂公《春帖子》云：‘彩燕迎春入鬓飞，轻寒未放金缕衣。’又欧阳永叔云：‘不惊树里禽初变，共喜钗头燕已来。’郑毅夫云：‘汉殿斗簪双彩燕，并知春色上钗头。’皆春日帖子句也。”妇女头上的金钗也有做成燕形的叫“燕钗”。也有用金银纸或绢帛剪成燕形戴在发上称为“幡胜”，也可互相赠送，这种风俗唐宋时就已有了。燕属玄鸟，春分而来，秋分而去。所以燕子是春天的像征。这句虽然是写妇女的头饰，但作者用了“影摇”和“斜”两个词形容妇女们轻盈、摇曳的步态，“斜”字让春燕真的要随着春风飞起来了。这两个词让这句顿生生机活了起来。
第二句描写春天的草木。“木杪生春叶”写草木的欣欣向荣。古人有“春到草木知”的名句，树梢上长出了嫩叶，这一笔写出了春的活力。第三句写春水，春天来了，春风吹化了冰雪，让湖面荡起碧波。中唐时期白居易曾有《忆江南》词，其中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佳句。白居易以初升的红日和碧绿如蓝的湖水形容春天。贯云石也用了同样的构思描写春天，先写了湖水马上就写日出。第四句写了和熙日光温暖宜人。“火候春初热”是形容气候渐暖了，火候指气温。最后一句写了古代迎春的仪式。
这首小令以游春的风俗始，又以打春的风俗止，首尾呼应，写出了人们除旧迎新的喜悦心情。不仅如此，令中还包含着有趣的文字游戏，此曲用的是嵌字格，据明蒋一葵《尧山堂外记》记载：“贯酸斋尝赴所亲宴，时正立春，座客以《清江引》请赋，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于每句之首，句中各用春’，酸斋即题.....满座绝倒。”不仅如此，而且此令格律甚严，三四句对仗。如此严格，没有深厚的艺术功底是写不出来的。贯云石是维吾尔族人，他对汉文化有如此深厚的功力，这是值得中华文学史上书写一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