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篇从秋庭幕雨的背景衬托下，勾画出一树浓花鲜艳触目的图象，明暗对比强烈，正象征诗人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尖锐冲突，次联刚提出“有待”，“紧接着”“别离”，希望转为失望，感情抑扬起伏。颔联联承接别离写家室之思，结尾故作宽解，却仍无法掩饰去国离京时失意感伤的情怀。这首诗写得含蓄蕴藉，情意深沉。
首联写崇让宅的庭院之中，一树紫薇花事繁茂。诗人独自一人，在傍晚时分欣赏，此时，正秋雨绵绵，如尘埃般又轻又细，漫天飘洒。“独看”二字，既写出作者的孤独无人相伴，也写出紫薇的寂寥无人欣赏。
颔联“不先摇落应为有，已欲别离休更开”，意谓紫薇于秋天而未摇落，应是为我而开，然而我现在即将离此地而他住，花开再无人赏，也不要再开了吧。在这四句之中，作为欣赏客体的紫薇与作为欣赏主体的诗人之间似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情，紫薇与诗人实已合二为一。
颈联引入两种花与紫薇形成对比，生于露井之上的桃树和长于章台街旁的柳树，与空庭暮雨中的紫薇相比，是逢时而得意者。“桃缓”佩于贵官之身，此处隐以拟人，也许指与诗人同年登第而仕途得意者；“柳绵”飘于繁华街市，也许是比喻在京城为官的同年。露井之桃，章台之柳，皆逢时得地，更反衬出紫薇的落寞无主之状。
尾联写种植于帝京上苑的桃柳与沦落“天涯地角”的紫薇既然同一荣谢，又何必非要以“移根上苑”为幸运。“天涯地角”比喻自己将要离开东都洛阳崇让宅而远适他方；“移根上苑”则是比喻担任京城中的清要美职。此处作者明显以紫薇自喻，“岂要”之语，是无奈之中的自我解嘲，而解嘲之中也隐约有愤激不平之气。从另一方面说，推想到作者的内心深处，仍然忘不了置身朝廷的“梦”。这个梦，折磨了他一辈子，几乎令他在不同的时地，不论接触到任何外物，都会有意无意地要拉扯到这个梦境中去。可惜，梦境永难化为现实，李商隐也就成为一个标准的追梦者。
就此诗的艺术而言，末句如不用“移根上苑”之语，似乎更好。首联在秋亭暮雨中独赏紫薇，三四句，别出奇想，认为紫薇之不先摇落，应是为了有我之前来欣赏，然后在临发之际，吩咐它不要再开。“花”与“人”之间，简直到了物我相通的境界。前四句，完全以“我”为主，在李商隐的诗歌中，极少有此心态。五六句，一笔推开，为紫薇找来两个同伴，一个是“桃”，一个是“柳”，此种作法，乃是李商隐的惯用伎俩。事实上，对“紫薇”所要说的话，到第四句，已到了尽头，再说便不免重复。在此种情况之下，一笔推开，另觅同伴，再结合主题，以引伸出某一种足以说明生死荣谢的道理，自然是最好不过的笔调。所以，第七句紧接着提出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天涯地角同荣谢”，这句话用在这里，也实在足以撼人心弦。可惜，最末一句的“移根上苑”，破坏了全诗的情调，从而令前后失去了和谐，无端减低了欣赏价值。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这是一首充满强烈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抒发了忧心国事，尤其是对东南沿海地区遭遇列强侵凌的深重忧患，表达了不畏宵小之徒的嘲笑，愿以文才武略报效国家的爱国情怀。
“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两句，感慨立功边塞之志不能如愿，只得借诗把闲散于东南的满腔幽恨抒发出来。由“绝域从军”即一向关注的西北边疆局势遥遥说起，实指那种“气寒西北何人剑”的经世雄心，可是现实中哪里能寻得这样一个舞台。早在十年前，他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甚事”（《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如今不也还是落得“幽恨满词笺”的结局么？那么所谓“幽恨”又何指？诗人尝自陈：“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或者大展雄才，或者远避尘嚣，这是他平生心事之不可割分的两个层面。于是有下文“负尽狂名”的情极之语，郁勃苍凉，令人耸然动容。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后两句直抒胸臆。诗人在《己亥杂诗》中曾有“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的愤慨，正可作这两句的注脚。立志革新的诗人，本想以“剑”与“箫”这一武一文来实现改革社会的愿望，而今写了一些满纸幽恨的词章，丝毫无助于补偏救弊，岂不是徒具狂名！
全诗意境雄浑，感情奔放，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自浔阳泛舟经明海》是作者在漫游浔阳之际写的山水行旅诗。这首诗清淡自然，写作者自浔阳泛舟至彭蠡湖的经过，表现出了孟浩然诗歌的语言不钩奇抉异而又洗脱凡近，“语淡而味终不薄”的特点。
此诗以景入手，穿插用典，如：“枚发，屈痛。 魏阙心，金门诏，上林雁”，写出其行旅中见到的壮美景致，同时抒发自己不遇明主，置身在野无法报效国家的复杂心情。这与“其年四十游京师，唐玄宗诏其咏诗，其至‘不才明主弃’之语，玄宗因之谓：‘卿自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而放还未仕。”之时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