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殷商后代宋国祭祀其祖先武丁的乐歌。《毛诗序》云：“《玄鸟》，祀高宗也。”郑笺云：“祀当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孙之孙也。有雊雉之异，又惧而修德，殷道复兴，故亦表显之，号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庙，歌是诗焉。”郑玄的意思是《毛序》所说的“祀”是合祀，而他所讲到的“雊雉之异”，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是这么一回事：“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雊)。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 据今人的研究，商是以鸟为图腾的民族，“雊雉之异”的传说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不无相关。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则是关于商的起源的最珍贵的早期文献资料。传说中商的祖先契是其母有娀氏之女吞下燕卵之后生下的。《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上古典籍中对此传说有相当多的记载。《楚辞·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凤鸟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诒，如何喜？”《吕氏春秋·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嗌嗌。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此外如《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尚书中候》，《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补引《诗含神雾》等纬书也记录了这同一传说。更有意思的是：传世的晚商青铜器《玄鸟妇壶》上有“玄鸟妇”三字合书的铭文，其含义表明作此壶者系以玄鸟为图腾的妇人。玄鸟是商部族的崇拜图腾，“天命玄鸟”的传说正是原始商部族的起源神话。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审视这一神话，可发现它作为一种原型，有其典型意义。有关鸟卵生子的传说长期流传于东北地区，如《论衡·吉验》：“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清太祖武皇帝实录》：“长白山，……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其果入腹，既感而成孕。”高丽李奎极《李相国文集》中亦有鸟卵生子的传说，与《魏书·高句丽传》所记之事略同。而据傅斯年考证，商部族正是发迹于东北渤海地区。
由此可见，所谓的“雊雉之异”是为了显示高宗武丁的中兴而造出的神话，它正基筑于商民族的玄鸟图腾信仰。商至盘庚而迁殷，发展兴旺，政局稳定。盘庚死后，传位二弟小辛，小辛不幸三年而亡，又传位三弟小乙，小乙即位十年而亡。其时殷道又衰，小乙之子武丁立，用傅说为相，伐鬼方、大彭、豕韦，修政立德，终使国家大治。诗云：“龙旂十乘，大糦是乘。”郑玄笺曰：“交龙为旗，高宗之孙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无所不胜服。乃有诸侯建龙旗者十乘，奉承黍稷而进之者，亦言得诸侯之欢心。十乘者，由二王后，八州之大国与？”中原部族建立联盟后，统以龙为标志，“龙以建旗”。商族在东北兴起后，南下黄河流域，进而控制诸夏。高宗武丁时，中原各部族以车载稻米进贡。诗云：“四海来假，来假祁祁”，则不但是中原诸夏部族，即使是氐、羌等四边民族也纷纷进贡朝见。武丁功业之隆，于此可见。
丰子恺先生在谈中国画的构图问题时，曾经提到“绘图中物体的重量”。他说在一切物体之中，动物最重，动物中又以人为最重；次重的是人造物，如车船、房屋、桥梁等等；最轻的是云烟、山水一类的自然物。所以一幅画中，青山绿水尽可以作为主体，家屋舟车就不宜太近画边；而倘把人物也描在画边，则整幅画一边轻，一边重，就要失却平衡了。清初著名诗人施闰章并不是一位画家，然而他这首描写南京燕子矶的小诗，却仿佛深得了画中三味似的。
“绝壁寒云外，孤亭落照间”这一联起得突兀，仿佛画手只在挥笔之间，就让燕子矶那三面悬绝的气势升腾于纸上了。那陡峭的岩壁，宛如斧劈刀削一般，好不摄人心魄。一抹铅色的“寒云”，盘恒在嵯峨绝壁之间，缥缥缈缈，使这块突出江边的巨岩，显得更加峻拔高远，像险峰一样逼人仰视了。在空阔疏朗的矶顶，诗人还精心描画了一座危亭。它“孤”零零地挺立在落日的余晖中，悄然对水，即衬出了燕子矶的奇绝，又使画面于寒冽中增生了许多暖意。
南京是著名的古都。在这座江浪涌撼的石头城里，不知演绎了多少悲恨和续的历史古事；那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总会引起后世凭临者的悠然遐想，令他们生出些苍凉和凄清的感怀。然而浩瀚的江水，却仿佛对这一切都全然不顾，依然不舍昼夜地匆匆前行。雨后的急流挟裹着飞腾的浪花，拍打着坚硬的矶石。几千年了，江水幽幽好像从没有过多少变化。而江上的白鸥，尽管不知已改换了多少世代，却也还是那样的翩翩闲闲。“六朝流水急，终古白鸥闲”两句为我们勾勒的，正是词家也曾描摹过的“满江急水，几处白鸥”的江上近景。疏劲的笔触中不失优柔之致。赋予了空阔的画境以错落有致的层次感。透过“六朝”，“终古”这些表现悠远时空的字眼，人们虽也感受到了一种历史沧桑的淡淡思绪，但更多的则是“江天物色无人管”式的闲适和自得。
画完了眼前风物，诗人又着意濡染画幅的背景。“树暗江城雨，天青吴楚山”的景象，大约是诗人极目远眺时见到的：一场秋雨过后，石头城里，吴楚一带群山中的树木，都消减了些许绿意。在暮霭中望去，便变得有些幽暗了，然而落照辉映的天空，却要比以往更觉蔚蓝、深邃和美丽。青天绿树的背景，为画幅衬上了清幽明丽的底色。画面中央的绝壁和孤亭，也因此显得愈加朗畅了。
纵笔至此，诗意纯为写生。山水树木等自然物占了画面大部，落照中的“孤亭”（人造物）则占了画面的主位。如果说在这幅画中，山水好比是人的面影，亭台犹如是面上之修眉，那么“矶头谁把钓，向夕未知还”一句，无疑就是这幅画的“点睛”之笔，也是这首诗的“诗眼”所在了。此句一下，整首诗立时变得气韵生动，连静寂的大自然也恍若有情了。在这两句中，诗人勾勒出了一个悠闲的“把钓”者形象；他孤身独坐于燕子矶头，已经很久了，还未曾离去。夕阳西下，暮霭渐浓，他却好像完全没有感觉到一样——只是手把钓竿，默然无语。他是在俯赏悠悠的长流，顾盼翩飞的白鸥，还是在领略青峰、绿树向晚的肃穆和安馨？这是诗中最富于意蕴的一刻，令人感到：无限的时空，连同江、云、鸥、树和远处的石头城，此刻似乎全都凝聚、流散在了这位披着霞彩悠然“把钓”者的竿头了。
《芥子园画谱》中曾说：“山水中点景人物”，“全要与山水有顾盼。人似看山，山亦是俯而看人；琴须听月，月亦似静而听琴。方使观者有恨不跃入其内，与画中人争坐位。”——是的，面对施闰章写就的这样一幅走笔飘逸的画景，谁不想置身其中，而与画中人一“争座位”呢？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四十个字的小空间里，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
本诗共分为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反映了作者躬耕劳动的生活。暗用杨恽诗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两句写诗人归田园后在南山的山脚下种豆及豆子的生长情况。“草盛豆苗稀”这句：说明庄稼的长势并不是很好，而主人也没有刻意经营，没有认真除草，表明作者并不是为了生计耕种；侧面表现出他的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境界，也反映出他不追求所谓“正道”而追求自然的无拘无束。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为了不使豆田荒芜，到秋后有所收成，诗人每天一大早就下地，晚上月亮都出来了才扛着锄头回家。虽说比做官要辛苦得多，可这是诗人愿意的，是他最大的乐趣。正如诗人在《归田园居》(一)中所说的那样：“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诗人厌倦了做官，“守拙归田园”才是最爱。从“带月荷锄归”这一美景的描述就可以看出来，他非但没有抱怨种田之苦，反而乐在其中。
后四句是本诗的第二层，抒写的则是作者经过生活的磨砺和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思索之后，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与现实社会污浊官场的决裂。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通过道窄草深，夕露沾衣的具体细节描绘，显示出了从事农业劳动的艰苦。诗人身体力行终日劳作在田野，所以他深深地体验到了农业劳动的艰辛，它绝不像那些脱离劳动的文人墨客所描写的那般轻松潇洒。但是作者仍不辞劳苦，继续坚持下去，正像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中所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对于诗人来说，人生的道路只有两条任他选择：一条是出仕做官，有俸禄保证其生活，可是必须违心地与世俗同流合污；另一条是归隐田园，靠躬耕劳动维持生存，这样可以做到任性存真坚持操守。当他辞去彭泽县令解绶印归田之际，就已经做出了抉择，宁可肉体受苦，也要保持心灵的纯洁，他坚决走上了归隐之路。为了不违背躬耕隐居的理想愿望，农活再苦再累又有何惧?那么“夕露沾衣”就更不足为“惜”了。这种思想已经成了他心中牢不可破的坚定信念，本诗结尾两句’，可谓全篇的诗眼，一经它的点化，篇中醇厚的旨意便合盘现出。
陶诗于平淡中又富于情趣。陶诗的情趣来自于写意。“带月荷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其中洋溢着诗人心情的愉快和归隐的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