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铁甲夜巡关,丞相朝衣晓立班。日上三竿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这是元杂剧中的上场诗。诗中的“闲”偏于“闲暇”之意,而本曲的“闲”则作“闲散”解。两者的内涵虽不尽相同,但在支持结论的方法上却异曲同工,即都使用了比照。
曲中的比照法比较独特,分作两个层次。
第一层是以互成鼎足对的三句并列,分别出示武将、文臣、渔父的日常生活景象。将军镇守雄关劲隘,雪花纷纷落满铁衣,气象凛肃,这一句代表了建功;文臣在宫中的白玉陛栏旁,应制赋诗,花团锦簇,气象富贵,这一句代表了扬名;渔父一叶扁舟,徜徉于月夜的黄芦江岸边,气象超逸,这一句显然是代表清闲。三句在表面上不分轩轾,提供让“君试拣”,但作者随即便亮出论点:“立功名只不如闲”。也就是点出了“乐闲”的题面。
而第二层则运用李白、许远及严光的三则典故,分别作为第一层三句的诠释和补充。由于两层间本身存在着从现象到本质的跃进,令人憬然惕然,于是“名”、“利”与“闲”的孰优孰劣,顿时高下立判。而作品的警拔峭严,也就活脱脱地表现出来了。
这首诗讲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感受:合口味的好书,读起来饶有兴味,颇感惬意,但往往很快就读完了,掩卷之际,令人怅然。对脾气的朋友,谈起话来很投机,非常盼望这样的知心朋友多多前来与之交谈,但偏偏不见踪影,久盼之后,令人失望。世界上的事情每每是这样,希望和现实总是发生矛盾,不如意者十居八九,一个人一生中是很难遇到几次真正轻松愉快、开怀大笑的好时光。
陈师道作于同年的另一首诗《寄黄充》说:“俗子推不去,可人费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娱?”两首诗所表达的感受是相同的。作者之所以会有这种感受,和当时作者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1099年(宋哲宗元符二年),诗人困居徐州,生计维艰,尽管“人不堪其贫”,作者却不以为意,依然“左右图书,日以讨论为务,盖其志专欲以文学名后世也”(魏衍《彭城陈先生集记》)。诗人以苦吟著称。
只有读过万卷书的人,才能如此精炼准确地捕捉到读书人读快书、又意恐读完的共同心理状态,“书当快意读易尽”是作者读书亲身体验的概括,也是他孤独寂寞、唯有书伴的惆怅心情的流露。当时诗人的知心朋友尽在远方,黄庭坚被逐斥戎州(今四川宜宾),苏轼被贬谪海外,音信难通;魏衍自徐州移沛州,张耒任职宣州,皆无从相见。而诗人一口气将一本好书读完之后,十分盼望能同这些朋友一起交流读书所得、讨论作诗的甘苦。他思友心切,整日恍惚若有所失,因此发出了“客有可人期不来”的慨叹。
怅然、失望之余,诗人又转以旷达,试图自我安慰:世界上的事情每每和主观愿望相违背,人生本来就难得有舒畅愉快之时,何必自寻烦恼呢?钱钟书《宋诗选注》说:“只要陈师道不是一味把成语古句东拆西补或者过分把字句简缩的时侯,他可以写出极朴挚的诗来。”这首从作者自己的亲身生活经历和感受中概括提炼出来的诗,正好用“朴挚”来说明其风格特点。
宋人爱用诗来说理。诗人多以冷静的态度来体察客观事物,善于把带哲理性的认识写入诗中,显得精深,富有理趣。诗中说出了很多人有会于胸中而没有表达出来的话,作者以浅显的语言形象地展现出来。诗人以冷静的态度来体察客观事物,善于把带哲理性的认识写入诗中,显得精深,富有理趣。
在整部杜集中,《寄韩谏议注》并不是杜诗最高成就和主体风格的代表作品,但是,这首诗深具别样之美,似乎也不是杜甫其他诗作光芒所能掩盖。
此诗虽为七言古体,但在诗歌意象选取、意境营造乃至情感抒发等方面,可以说落笔便得楚骚之风。叶矫然《龙性堂诗话》谓此作“文心幻森,直登屈、宋之堂”,“文心幻森”四字,深识骚意。
起首二句“今我不乐”“身欲奋飞”杨伦《杜诗镜铨》称其“开口便有神游羽御之意”。继而“美人”“秋水”句,沿袭《离骚》隐喻和《兼葭》《秋水》的意境,致怀思韩君之意。“鸿飞冥冥”借《法言》语比韩之遁世。“叶赤”“雨霜”则化用鲍、谢诗写秋深之景象。此诗所化用的诗句,皆以其意境相类,故能水乳交融,整个诗境的营造似茫茫无迹而弥漫八荒,诗人之意绪似从天而至,缘水而生。“岳阳”“洞庭”“潇湘”等地名的频繁出现,点明了韩君屏居之地,也使诗歌带上了浓郁的楚文化地域特色。
此诗又是一篇以浪漫手法观照现实社会的作品。“玉京群帝”以下六句写天宫之事,如天马行空,极意铺张,颇似太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对梦幻仙境的描绘。诗中运用了屈原似的象征和隐喻,使其对神仙世界虚幻莫测、扑朔迷离的描写,笔笔落到现实人间。诗人运用比兴手法,由洞庭秋水的“美人”之思而驰笔于天界仙官之境,表现了“仕”与“隐”的强烈对比,曲尽今昔哀荣之致。“羽人稀少不在旁”,是为韩君政治命运之写照;“影动倒景摇潇湘”,则又照应“美人”屏迹之所在。
“似闻昨者赤松子,恐是汉代韩张良。”言此学仙遁世者,本为王佐之才,尝立功帝室也。以“运筹帷握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汉书·高祖纪》)的韩张良喻韩谏议,颇多称许之意。仇兆鳌《杜诗详注》引黄生语认为杜甫此诗乃借韩君之经历“因以自寓”,置身政治漩窝之中,个人的命运实在难于左右,杜甫对此有切肤之感,故而尤能深刻体会韩谏议“帷握未改神惨伤”的意味。杜甫借韩君以自寓,韩谏议的形象处处可见诗人自己的影子,不禁感慨系之。至于“国家成败吾岂敢,色难腥腐餐枫香”,直不知是写谏议,还是诗人内心之自况。
这首诗作于杜甫居夔后出峡前,诗人大半生飘泊流离,备尝生活艰辛,阅尽世态炎凉,至此已是老病缠身,进人了人生的晚景。“今我不乐”之起兴,点出了诗人当时心境,更寄寓了政治深意,这在结尾部分得到很好的表现,最后四句杜甫表达了其一以贯之以苍生社稷为念的思想。“周南留滞”以太史公司马谈比于韩谏议,对其不复用世深致惋惜。“南极老人”句,表明诗人之着眼,并非止于个人之藏用,而是将国运民生作为其诗歌的终极关怀。杜甫期冀“美人”贡之“玉堂”,乃深惜谏议有韩张、司马之才,本当报效朝廷,匡扶社稷,竟不见容于当世,以至于留滞秋水,终老江湖,实为国家之不幸。
杜甫处身于“老病客殊方”(《壮游》)的困境,尤思贡“美人”于玉堂。这一思想,应该说已经超越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成败得失和禀性好恶。张子房的功成身退和韩谏议的激流知退实际上颇合于杜甫“色难腥腐”的本心;在仕途上尚不如张、韩走得那么远的杜甫,甚至对韩君之退隐也还隐约流露出稀微的向往,因为韩君在政治上曾经辉煌的成就感正是杜甫所缺少的。但不论如何,杜甫有着更强烈的“葵霍倾太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似的政治热情,一生未曾放弃。“仕”与“隐”的选择,“出”与“入”之依违,贯穿了杜甫整个人生和思想历程。现实的绝望使他“每欲孤飞去”(《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理想的执著又令他“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幻灭与希望交织成困惑难解的政治情结。
这首诗在诗歌意象与创作风格方面有神接屈子、境妙滴仙之致,但其老成诗笔与曲折情怀,归根到底还是杜甫式的。诗歌遣词造意异常精省凝炼;章法上尤能巧设伏笔,处处呼应,虽纵横驰骋而浑然一体,表现出杜甫一贯严密的诗思和严谨的结构;情感的抒发一波三折,曲尽其意,含晦而深挚。
一篇寄予隐者的诗歌,寄托了生命迟暮的诗人对理想与现实的严肃思考和执着不舍的政治情怀。它所引发时代、社会与个人的今昔之感、哀荣之念,实与老杜同一时期《诸将》《八哀》《秋兴》《咏怀》诸作貌异而神合。
东晋王子猷“何可一日无此君”(语见《世说新语》)之语一出,便成为历代爱竹之士的口头禅。子猷爱竹,在于竹绿叶萋萋、秀美多姿,在于竹怀愁含怨、情韵绵邈,在于竹劲挺有节、凌霜不凋。而后世文人的咏竹篇亦多不脱于此,像唐令狐楚的“斋居栽竹北窗边,素壁新开映碧鲜”(《郡斋左偏栽竹百余诗》),唐李峤的“高簳楚江濆,婵娟含曙气”,“谁知湘水上,流泪独思君”(《咏竹》),唐许浑的“萧萧凌雪霜,浓翠异三湘”等。在他们眼中,竹如含愁幽人,如隐逸高士,总是那么优雅脱俗。
可苏轼所谓“一日不可无此君”则独辟蹊径,着意于竹之可“食”、可“庇”、可“载”、可“爨”、可“衣”、可“书”、可“履”的实用性价值,竹也就由超脱走向凡俗,由梦幻走向现实,由可赏走向可用,简直成了岭南人的“衣食父母”,却并不为人所贵,故而苏轼说“岭南人当有愧于竹”。著此文时,苏轼被贬惠州,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遭贬。普通平凡的“岭南竹”同样寄托着他沉重的身世之感“岭南竹”尚可物尽其用,而“奋励有当世志”的苏轼却远贬僻地,不为所用,悲哀啊!同时,苏轼将岭南竹写得那样有生活气息,正反映了他的达观和对现实的执著。
该诗一破常格,入笔即叙自己登临太湖的感受。诗人来到太湖岸畔,大约是在夜间。这片义师聚居的水泽之乡,一年来遭受清军的多次围剿和争夺,已变得何其荒芜;岸畔的村墟,长满了荆棘和木丛;惨淡的夜色中,时时如闻几多新鬼的哀哭之声!“登临泽国半荆榛,战伐年年鬼哭新”,这就是诗人向九泉下的故人所倾诉的感慨——时局是严峻的,义师的再起,正处在艰难而悲壮的环境之中。这样开篇初读似乎显得突兀,其实正显示了志士间相忆相念的不同凡俗之风:诗人知道,此刻亡友英灵最关注的,应该就是神州陆沉的时局,而不是多愁善感的往事重提。
接着两句,向亡友描述自己的生活景象:“一水晴波青翰舫,孤灯暮雨白纶巾。”作为暮府参谋,诗人白天常常侍从吴易,乘坐青翰大船,出没于晴光潋滟的太湖,巡视各处的防御,筹划破敌之策;在傍晚的雨声中,则常常头戴白纶之巾,挑亮一盏油灯,孜孜研读兵书或谍报。两句所展现的景象,虽有朝幕、晴雨的不同,而诗人那少年参谋的奕奕风采,则因了“晴波”“孤灯”的烘托,“青翰舫”、“白纶巾”的映衬,便意态潇洒地凸现在了诗中,流露了能为抗清事业效力的深切自豪之情。不过,从形象表现来说,这对仗工整、情景如画的两句描绘,更显得气韵生动。
在诗人参与吴易幕府之前,便已经历过松江起兵和吴志葵、鲁之屿的攻打苏州之役。可痛的是,这些难忘的起兵,均在清军的残酷镇压下溃败。诗人的复明壮志未酬,先就目睹了许多反清志士前仆后继、喋血国门的壮烈情景。当这些情景重又浮现在眼前时,诗人戚然而悲、啸叹不已!“何时壮志酬明主,几日浮生哭故人”二句,正以突发的啸叹,震荡了全诗,表现了诗人壮志未酬的深切悲慨和痛苦。
但令诗人感到欣慰的是,此次义师的再起太湖,气象殊为壮观。沈泮、李势、周瑞、陈继等诸路义军,纷纷来聚,一时间声势大振。义师对付清兵,也采取了彼出我归、彼归我出的灵活战术,使敌寇只能望洋兴叹。接着便挥师东向,攻入嘉善、吴江,后“又与苏郡兵战于汾湖,斩获过当”(见王云所续《陈子龙年谱》,收《陈子龙诗集》)。这些振奋人心的喜讯,也是诗人急于告诉九泉之下的亡友的,并对抗清大业充满信心:总有一天,反清的义师将会如潜龙一样,破浪而起,腾飞在万里云天。
此诗在战伐鬼哭、孤灯暮雨的悲凉境界中几经盘折,终于在结尾化作了充满信心的高唱。一位处在艰难境地中的少年,虽然历尽悲苦,仍能有此乐观的战斗精神——这正是“湖海多豪气”的夏完淳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