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家有主张“词不宜和韵”的，因为词句参差，音律很严，难以使抒写的情思与限定的声韵吻合无间。但乐此不疲以聘其才的仍大有人在，其“善用韵者，虽和犹如自作”，这首小令便是如此，因而颇为著名。
先是贺方回写了一首《青玉案》，以词中之句改调名为《横塘路》，其结语“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传诵一时，交相赞誉。黄庭坚与贺交好，赋诗《寄贺方回》：“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公元1103年（崇宁二年），黄为赵挺之、陈举所构陷，贬谪宜州（今广西宜山）。其兄黄大临，知其喜爱贺词，便依贺韵写了一首《青玉案》送别。翌年庭坚至宜州后，又依贺韵奉和其兄。惠洪青年时曾为县小吏，因庭坚喜其聪慧，教他读书，后来才成为海内名僧的。庭坚流放过湘江时，惠洪曾入舟陪送，时达一月，足见交情深笃。为了与庭坚兄弟唱和，也依贺韵写了一首《青玉案》。三首俱步贺词原韵，成为词林佳话。
惠洪这首和作从长亭惨别到旅舍苦思，外景内情，相反相成；忆想、现实，交织其间，突出离愁之既深且苦。
上片表现别时情景。长亭折柳，从此远别，牵动愁肠，是以生恨。故落笔先写出这揪人心肺的一幕：长亭别恨。“绿槐烟柳”，乃三春美景，与饯行送别的“长亭路”联系在一起，形成强烈反差，实即以乐景衬哀情，使人倍觉黯然魂销。“取次”，随便，这里有草率之意。试想离人黄庭坚已是遭贬流放的罪臣，奉诏即行，焉敢滞留，其匆匆成行、草草送别之仓惶情状，实亦不难想象。著一“恨”字，实含无限伤感。进而表现离别之际的思绪。试想离人此去宜州，“千峰万嶂”、“远山修水（黄大临和词之句），年近花甲而遭此坎坷，能不忧谗畏谤，思亲怀旧，愁怀惨怛，孤寂难堪？能不倍感时间漫长，痛苦的日子难以打发？”“日永如年愁难度”，虽是赋体直陈的本色之语，确也令人直觉肠回九转，凄惋欲绝。再进而表现离人上路之后的情景。试想离人虽然踏上流放之路，怎能割舍亲友！因此立马据鞍，频频回首。只是却被暮云遮断了视线，连开封那样的高城都望不见，怎能望见站立在高城上送行的亲友!词中虽只刻画离人踟蹰不前的索寞身影，但其依依不舍、怅怅不已的凄凉心境却已生动如见。庭坚和词中曾自述感受：“烟中一线来时路，极目送，归鸿去。”取景与此不同，意境却极其近似，果然是彼唱此和，“心有灵犀一点通”。
下片描述旅舍离愁。换头直承而下，从傍晚到天晓，集中表现这乍尝别离滋味的第一夜的凄悲境况。孤鞍远去，投宿时天已傍晚。可旅舍怎能和家相比，试想离人此际触处所及，无一习惯，怎能不默默回想和亲人话别的那幕情景，其所以默默存想，暗暗思忆，既是重视深情、珍藏心底的慰藉，也是被迫分离、难以言宣的苦痛。“千万句”，造语平淡，却可启发联想，既能想见亲人反复再三、不厌其烦的关切情态，更能想见亲人既温存体贴又焦急担忧的寸寸柔肠。单纯写苦，不见其苦；忆乐思苦，其苦倍增；从离人唯一的慰藉反映出离人无穷的苦悲，和以乐景写哀情的机杼如出一辙。于是以高度概括的笔力形象生动地表现离人这一夜的孤苦凄凉：薄单单的被盖，孤零零的枕头，静寂寂的夜晚，又有惹人心烦的潇潇雨声，滴滴答答一直落到天亮。仅此现实苦况，已是令人不胜凄怆。再借“梦回”之际，引起对比，强化愁思。思念萦回，形诸梦寐；试想离人思绪，不难想象梦中之景。于是梦里家庭的温馨欢乐与眼前旅舍的冷寂孤苦，映照分明，顿觉满纸生愁，其哀至极。这样以虚衬实，确能以少胜多，艺术内蕴更为丰富，审美佳趣因而倍增。
惠洪言情，之所以真挚贴切、哀婉动人，首先是善于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准确体察离人的心境，因而感同身受，悲如己出，能够委曲尽致地代抒离人的愁思，不愧为黄庭坚的忘年知己。加以善于捕捉初感，选材多是新离乍别的典型情景，能够造成创深痛巨、记忆犹新的强烈印象。并且又善于利用艺术空白，以虚见实，苦乐相形，容易调动人生的共同体验，激起情感的共鸣，因而大大增强了审美情趣。
韩愈《进学解》，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韩愈四十六岁，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教授生徒。进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解，解说，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故名《进学解》；实际上是感叹不遇、自抒愤懑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励精图治，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故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业”指学业，读书、作文都属于“业”。“行”指为人行事，所谓“立言”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行”。韩愈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游箴》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岁大了，便不如少时了；痛心地说：“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认为这样做了，便虽死犹生。还说“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可见《进学解》中关于“业”和“行”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而确是韩愈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大意谓先生的“业”、“行”均很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次说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澜，大有功于儒道；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通晓治道，为人处事，可谓有成。这四个方面，一、三相当于“业”，二、四相当于“行”。验之韩愈其他诗文，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愈的自我评价。以学而言，他曾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并能穷究奥妙，达于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许，欲以古文明道，传世不朽。以捍卫儒道而言，他说道统久已不传，即使荀子、扬雄也还有小疵，隐然以上继孟子、振兴儒学自期（见《原道》等文）。以为人行事而言，他自称“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 （《送穷文》），即坚持原则，正直不苟；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欲进之于君相（见《答崔立之书》）。这些评价，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但大体说来，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下文生徒所说“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之职。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当时宪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可是韩愈并未能展其怀抱，却困于谗方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生徒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即指一为四门博士、两为国子博士而言。冗，闲散之意。博士被视为闲官。不见治，不能表现其治政之才。“头童齿豁”，也是真实情况的写照。韩愈早衰，三十五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作《进学解》时更已发秃力羸，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仕途失意和体力衰退，使他愤慨而悲哀。生徒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正是他“不平而鸣”，借以一吐其胸中块垒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话。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宰相之方”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录用。次说孟轲、荀况乃圣人之徒，尚且不遇于世；则自己被投闲置散，也没有什么可抱怨。最后说若还不知止足，不自量力，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这里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云云，显然不是韩愈的由衷之言，实际上是反语泄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是说自己动辄遭受诽谤，而同时却名声益彰。这就更有讽刺意味了。这里所谓“名”，主要是指写作和传授“古文”的名声。其《五箴·知名箴》就说过，由于自己文章写得好，又好为人师（其实是宣传“古文”理论），因而招致怨恨。《答刘正夫书》也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韩愈就是因“奋不顾流俗”，作《师说》，教后学，而遭受谤言，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长安的。至于说孟、荀不遇云云，看来是归之于运命，借以自慰；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于古往今来此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他看到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总是“贤者少，不肖者多”，而贤者总是坎坷不遇，甚至无以自存，不贤者却“比肩青紫”，“志满气得”。他愤慨地问：“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见《与崔群书》）这正是封建时代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贵的是韩愈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他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时，乃与天通。”（《送穷文》）决心坚持操守，宁可穷于当时，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声名。
《进学解》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故而传诵不绝。此外，第二段中谈古文写作一节，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论和文学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举取法对象止于西汉，那是因东汉以后文章骈偶成分渐多，与古文家崇尚散体的主张不合之故。所举除儒家经典外，尚有子书《庄子》、史书《史记》以及《楚辞》和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杂文等。这数家作品往往雄深宏伟，奇崛不凡，韩愈好尚正在于此。他曾称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为“古之豪杰之士”（《答崔立之书》）。这与古文运动前期某些论者片面地将“道”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对立起来，以至鄙视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进学解》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此种写法古已有之。西汉东方朔作《答客难》，扬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后继作者甚多。但《进学解》仍能给人以新鲜感。这与它善于出没变化有关。如第二段先大段铺写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数语写其不遇之状，语气强烈。其间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转折，而全段总的气势是酣畅淋漓的。第三段则平和谦退，似乎火气消尽；而细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无奈、愤懑、嘲讽种种情绪包孕其中，其文气与第二段形成对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谐趣。如先生谆谆教诲，态度庄重，而生徒却以嬉笑对之；先生为说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贬抑，甚至自称盗窃陈编。这些地方见出先生实处于被动，而具有滑稽意味。总之，全文结构虽简单，但其内在的气势、意趣却多变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鲜，又与其语言的形象、新颖有关。如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状先生之勤学，以“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选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为具体，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至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词语，既富于独创性，又贴切凝练，今天都已成为常用成语。又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提炼为短句，发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此类具有独创性的语句却如此之多，实在使人不能不惊叹作者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创造能力。此外，本文文体系沿袭扬雄《解嘲》，采押韵的赋体，又大量使用整齐排比的句式，读来声韵铿锵，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艺术的魅力。
王维这首送别之作意韵悠长，风神摇曳，绵邈蕴藉。饱含劝勉，一叙理想抱负之情。诗的开篇直接入题，描写送别情形。渡头是送客之地，杨柳是渡头现成之景，景中却蕴含深情：“柳”与“留”同音，唐人有折柳送行的习俗，表示不忍离别，希望远行的人留下来。但分别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此时友人乘坐的船只已经起航。这里写杨柳，不仅写现成之景，更是烘托送别气氛。行客已稀，见境地的凄清，衬托出送别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第一句点明送别之地。第二句醒出“归江东”题意。刚才还很热闹的渡头，一下变得行客稀少，冷冷清清。惟有诗人自己，仍然立在那里，目送着友人渐渐远去。他的脑海里，或许在重温刚才与友人依依话别的情景，或许想起了之前和友人交往的点点滴滴。但这一切，都只能是追忆了。眼前只见友人所乘的船顺水而下，离自己越来越远。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也有目送友人乘舟而去的情形：“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站在高高的黄鹤楼上，远眺孤舟，写的是远景。而王维捕捉的是船夫荡桨的细节，写的是近景。同样写送行，李白之潇洒与王维之细腻，可见一斑。
船儿渐行渐远，友人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友人乘船而去，只要再过一会儿，他们就将消失在诗人的视线之外。而这一别，又不知何时才能重新相逢。想到这些，诗人的心中难免有些怅惘。这时，诗人依依不舍，望着大江南北两岸，春满人间，春光荡漾，桃红柳绿，芳草萋萋。诗人感觉到自己心中的无限依恋惜别之情，就像眼前春色的无边无际。诗人忽发奇想：让我心中的相思之情也像这无处不在的春色，从江南江北，一齐扑向你，跟随着你归去吧？“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是十分美丽的想象，有着无比蕴藉而深厚的感情。诗人似乎在对友人说：你在江上走，江南江北的春色包围着你；我的牵挂、友谊也和这春色一样，时时刻刻包围着你，陪你一路前行。春满江南江北，情亦满江南江北。不必特意写离愁别苦，别情已经充盈了满篇。更巧的是，自然之景与深挚之情妙合无间，耐人寻味。将自然界的春色比心灵中的感情，即景寓情，情与景妙合无间，极其自然。这里藉难写之景以抒无形之情，功夫当然又深了一层。写离情别绪哀而不伤，形象丰满，基调明快，这是盛唐诗歌的特色。
此诗描写的是最具普遍性的离别。与许多别诗一样，先用景色来制造—定的气氛，“行客稀”可见境地的凄清，反衬与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此诗末两句“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与牛希济《生查子》诗中：“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两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与王维“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诗句比较，手法相同，思路相近，同样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但感情一奔放一低徊，风格一浑成一婉约，各具姿态。“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两句是作者突发的奇想，将春色比作心中对朋友的情谊，情景妙合无间，表露得非常自然。原本充满愁绪的离别被诗人写得哀而不伤，反而觉得形象丰满、基调明快，其动人的艺术魅力不可否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