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才方达，扬雄老未迁。能言既有地，何惜为闻天。
贾谊才方达，扬雄老未迁。能言既有地，何惜为闻天。
《聪明累》是清代小说家曹雪芹所创作的一首曲子，出自《红楼梦》第五回。此曲主要写王熙凤耍尽权谋机变，弄得贾府一败涂地，也害得自己落了个“悲辛”的凄惨下场。这支曲子，用语生动形象，大量采用比喻及迭词对句的形式，生动地描绘出了封建社会制度彻底崩溃的情景。全曲语带讽刺，曲调哀怨，充满了悲伤气氛。
王熙凤是贾府的实权人物。她主持荣国府，协理宁国府，而且，从“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中，更识得她交通官府， 为所欲为的阶级本性。
曲子开头的两句道出了王熙凤及其所代表的贵族阶级走向没落的必然命运。宋代黄庭坚《牧童》诗末两句云：“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这里的“机关用尽”，是讽刺那些不顾一切费心机、弄权术去追名逐利的达官显贵。王熙凤正是这一类耍尽阴谋机变，权欲、贪欲极度膨胀的剥削阶级人物。曲子这头两句，用嘲弄的口气，概括了贾府“女霸”王熙凤的为人和结局。
王熙凤生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阴险毒辣，制造了许多罪恶，确是到了“心已碎” 的地步，但结果还是树倒猢狲散：“家亡人散各奔腾”。
贾府的衰败，是封建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封建社会“末世”所注定的。因此，无论王熙凤如何的“聪明”，如何的“机关算尽”，都不能支撑贾府这座即将倾塌的“大厦”，更不能挽救四大家族乃至整个封建地主阶级“似灯将尽”的历史命运。曲子唱出“一场欢喜忽悲辛”，即是王熙凤一生遭遇的总结，也可以说是封建社会“末世”的挽词。
曲子最后唱道：“叹人世，终难定！”这是作者的感叹，作者把王熙凤的悲剧结局和封建家族的没落，归之于人世祸福难定，却是作者局限性的反映。
这支曲子，用语生动形象，很有特色。开头两句，语带嘲讽，突出王熙凤“弄权”的显著特点，以及她自食恶果的必然命运。作者还用迭词对句的形式，使要表达的思想更加鲜明。用“意悬悬”写出王熙凤费尽心力耍弄阴谋权术时的精神状态；用“荡悠悠”讽刺她到头来只是好梦一场。曲子更用“忽喇喇似大厦将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种发声传情的比喻，形象地描写出王熙凤命如油尽灯灭，她所代表的封建社会制度彻底崩溃的情景。
江淹曾不无深情地写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离别，成了大多数人的书写，灞桥的泪，长亭的柳，阳关的雪，凡可入诗者皆可寄托离别的伤与怨。这份感情，在通讯和交通都非常困难的古代，似乎只有求之于诗词，才可告慰。比如周邦彦这阕《定风波》。
词一开篇，词人以一句半带劝诫半带命令的口吻跟自己眼前的佳人说道：不要倚仗自己擅长歌唱，就小觑了这首歌，这首歌能有几个人知道呢？黛是古时女子画眉的青黑色的颜料，“黛眉”于是特指女子之眉。如晋左思《娇女诗》：“明朝弄梳台，黛眉类扫迹。”唐温庭筠《春日》诗：“草色将林彩，相添入黛眉。”“敛黛眉”，即皱眉。在离别之际，词人想再听一遍歌，可佳人却唱不出，所以皱眉表示为难。或许词人看到对方为难，就不让唱了。接着说出了自己的期望：等到将来再相逢时，趁着花香月色，再来唱这首歌吧。
过片交代时间慢慢流走。这里将更漏拟人化，以一个“恨”字来表达对时间的不满。金昌绪在《春怨》中写道：“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打黄莺与恨更漏，同一心理。黄莺和更漏，本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人间感情，但在有心之人看来，却都沾染了人类的感情。再如杜牧的“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这里的蜡烛则能体会到离别人的悲伤，也跟着离人流泪。古人的这种创作手法看似无理，却能够让读者切实感到那种深情。
离别之际，难免要借酒以缓舒伤悲。因此，词人劝道“休诉金尊推玉臂”。同是劝酒，但因对象不同则有区别，这里可见出周邦彦的高妙技法。“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是男人间的劝慰，虽悲恸却干脆。周邦彦面对的是一佳人，所以他用“玉臂”交代出对方身份。玉臂，特指女性的胳膊，如杜甫“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离别之际，就别说不胜酒力了，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因为明天就分别了，即使想再喝，又有谁来给你斟满呢？满腹无奈，都跟着这离别的酒，喝到了梦里。
陈郁曾评价周邦彦：“美成自号清真，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可爱”，用来评价这阕《定风波》非常恰当。
第一首开头两句：“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首句点明中秋。“月到中秋分外明。”这一年中秋，适逢晴朗，所以作者预知月亮会很圆，心情也倍加欣喜。次句写晴秋的夜晚，风里带有霜气，虽在仲秋，因地近钱塘江入海之口，已有九月的寒意。作者设想在月夜看潮，海滨一定是比较清冷的，而景象一定也更加奇妙。三四两句：“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作者此时住在郡斋，所以招呼管门的小吏说：“这重门休得上锁，我将要在月夜看潮呢！”白居易有忆杭州词：“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着潮头。”（《忆江南》）苏轼和白居易不同，他要亲临海塘看取潮势，并在中秋月夜看潮，这兴致比白居易的“郡亭枕上看潮头”显得更高了。这一首只是作出看潮的打算，是一组诗的开头。
第二首前两句：“万人鼓噪慑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连用两个比喻，描绘潮来的威势。先写所闻，次写所见。怒潮掀天揭地呼啸而来，潮头奔涌，声响洪大，有如万人鼓噪，使弄潮和观潮的“吴侬”，无不为之震慑。这第一句中，暗用了春秋时代吴越战争中的一个故事。前478年（鲁哀公十七年），越国军队在深夜中进攻吴军的中军，就在战鼓声中，万军呼喊前进，使吴军主力于震惊之余，一败涂地。作者借用这一战役越军迅猛攻坚的声威，来比喻奔啸的潮头，非常形象。在第二句中，作者又用另一个威势壮猛的比喻，说是怒潮之来，有如当年王阿童统率长江上游的水军，浮江东下，楼船千里，一举攻下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阿童是西晋名将王浚的小名，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曾描述他当日的军威：“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这两个借喻，都从海潮的气势着笔，是实景虚写，借以开拓人们的想象力。第三四句：“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是实景实写。前两句写潮势之大，这两句写潮头之高。“欲识”句故作设问，以引出“越山”句的回答。这潮头很高，越山竟好似浮在浪花中间了。越山近指吴山和凤凰山，远指龛山和赭山，龛山、赭山在萧山境内对峙，形成海门。在诗人看来，海门在苍茫浩瀚的潮水中，潮头似卷越山而去，白浪滔天，怒潮如箭，诗的境界，也如同图画一样展现在人的眼前了。
第三首，抒写看潮后兴起的感慨。作者乘兴观潮，原本是为纵览海潮的壮观而来，此刻却顿起身世之感。他感叹自己由京城调任在外，身世悠悠，浑无定所，和江边的潮水一样，潮去潮来起落不定。所以起句说“江边身世两悠悠”，以示悠然长往，不知何时能有归宿。而年华易逝，白发易生，他只怕长此以往，也像沧海波涛那样，不时掀起白头雪浪，自己也要成为“白头浪里白头人”了。第二句，“久与沧波共白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感想。后两句：“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作者看到海潮上溯，竟能逼使江水随潮西流。江水本不能西流，但因不能与潮势相敌，于是出现西流的情景。作者设想，这可能是造物者体会到人有易老的心情，遂教江水也有西流之日，以示人生未必无再少之时，将来返回朝廷仍然有望。从历史背景来看，作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对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政持有不同的意见。
第四首，是作者以地方官的身份，因看潮而抒发的议论。这首诗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怜借弄潮人的重利轻生，一是讽喻当时朝廷兴建水利多不切实际，害多利少，难有成效。前两句说：“吴儿生长狎涛渊，重利轻生不自怜。”因为弄潮的人，贪得官中利物，他们冒险踏波，常有被溺死的危险。但吴越儿郎，多习于水，狎玩浪潮，不知警戒。虽然当时也曾有旨禁止弄潮，但终不能遏止。作者时为杭州通判，对吴越人的重利轻生，产生怜悯的心情。后两句诗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作者揭露了当时官府里的一种矛盾，即一方面是明令禁止弄潮，一方面主上又好兴水利，好大喜功，不衡量利害得失。导致弄潮者又被吸引到这种水利工程中来，所以朝旨禁断，绝无成效。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东海的海神，倘若知道当代君王的意旨，应该让海边盐卤之地，一齐变成肥腴的桑田，那么弄潮人就可以不必再行弄潮，而兴办海滨水利之事，也就可以大显成效了。”诗句中带有讽刺的意昧，因为斥卤变为桑田，一般说来，只是神话，是属于不可能成功的事。既然断难有成，而又兴办不止，则弄潮人的灾难，也就难以摆脱。在这组诗中，只有这两句含有讥讽。但后来的“乌台诗案”，却把全诗都系于其内，指控他为谤讪朝廷，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更联系苏轼居官时的其他诗作，大肆诬陷，想把作者置于死地，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诗狱，并累及作者的许多友人。通过此诗，可以了解宋代党祸冤酷的一个侧面。
在第五首中，作者再次抒发观潮所得的感想，这首是组诗的最后一章，诗人纯从想象落笔。前两句：“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似霓。”是由观潮想到《庄子·秋水》所写河伯“望洋兴叹”这个故事。“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不见涯涘。”河伯自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等到他东行至海，着到汪洋浩瀚的大海涛澜，这才向海神表示自己的渺小。江神倘若东临大海，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长江大河也都有潮头。诗人表示如以江河的潮水，和这样雄伟的海潮威势相比，那么江神河伯就像小小醯鸡（即蛾蚋），是微不足道的。海若从东方驾潮而来，潮水喷吐，就像虹霓一样，映着中秋的月色，这怒潮就更为壮观。诗人这种来自看潮以后的观感，虽然是以神奇想象的笔思写出来的，但也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后两句：“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诗人感到如此威势巨大的潮水，要把它压低下来，使之为人民造福，是非常不易的。诗中说，倘若能得到当年夫差穿着水犀之甲的猛士，用上钱武肃王（钱镠）射潮的三千强弩，把它射服就范，兴许是个好事。
“安得”两字，表明诗人的愿望，也是诗人的想象。这两句把两个历史故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水犀手”的故事，出自《国语·越语》：“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因而战胜了越国，成为一时的霸主。射潮的故事，出自孙光宪《北梦琐言》的记载：吴越王钱镠，在建筑捍海塘的时候，为汹涌的怒潮所阻，版筑无成。后来钱王下令，造了三千劲箭，在叠雪楼命水犀军驾五百强弩，猛射潮头，迫使潮水趋向西陵而去，终于建成了海塘。这故事虽近神话，但说明了“人定胜天”的道理。诗人把夫差水犀军和钱王射潮两件事融为一体，虽然引用上稍有出入，但设想是颇为神奇的。诗人为官杭州，也曾在西湖中建成苏堤，拦阻湖西群山涧壑注入西湖之水，或使停蓄、或使宣泄，使之造福杭州民众。这说明诗人也重视兴修水利，只不过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好大喜功、害多利少罢了。
这组看潮绝句，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意到笔随之妙。在运笔方面，有实写，有虚写；有感慨，有议论；有想象，有愿望。淋漓恣肆，不落常轨，体现出苏轼诗在风格上英爽豪迈的特色。
这首诗是对求奇追险诗风及其流弊的批评。苏轼、黄庭坚是北宋影响巨大的著名诗人，两人的诗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苏轼的诗歌气象宏阔，铺叙宛转，意境恣逸，笔力矫健，常富理趣，但苏诗散文化、议论化倾向明显。苏轼有满腹才学，难免在诗中卖弄，以出新意。黄庭坚作诗则力求新奇，选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险韵，做硬语，诗风生新瘦硬峭拔，善于出奇制胜。他所用“夺胎换骨”、“点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学为诗”的倾向。
苏、黄两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对传统有所发展变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因此元好问承认了他们在诗歌上的成就“只知诗到苏黄尽”和影响力（“一波才动万波随”）。但是另一方面，苏黄的后学者却往往没有苏黄的才力，未得其长，先得其短，容易出现一味崇尚奇险、堆砌生典、搜罗怪异形象，语言生硬晦涩、词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无奇更出奇”）。元好问批评了苏、黄诗歌缺点所造成的不良风气，同时，这也反映了元好问崇尚自然、雅正，反对险怪、雕琢的诗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