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的是自己门前的桃花，但诗直接由题宕开，从桃花联想到桃花源。桃花源是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理想世界，文中说武陵有个渔夫，见到一条小溪，溪边长满桃花，落英缤纷，他顺溪水找到了一个地方，人民男耕女织，安居乐业，自称是避秦乱而迁移至此，遂与世隔绝，不知外面的世界已几经变更。渔夫回家后，告诉了当地太守，再去找那地方，却再也找不到了。诗首句就是借桃花源，说自己找了块与世隔绝的地方隐居，目的是为了躲避新朝。诗人在感情上已经把自己等同于桃花源中躲避秦末暴政的人物，万事不关心，因此第二句说自己自从避世后，连时间概念都没有了，只是见到眼前桃花盛开，方才知道，又是一年春天到来。这两句虽然读来觉得平易自然，实际上隐含着诗人无数的伤心血泪在内；他的避居，完全是不得已，他何尝不是天天在祈祷有人起来推翻元蒙统治，恢复宋朝河山呢？
三、四句，把基调更降下一层。桃花源中的人，因为桃花随着流水而出，被渔夫所追逐而发现了隐避之所。诗人当时变姓埋名，更怕被人知道，因此他担心地提出，门前的桃花凋谢时千万不要随流水淌出，怕有人见到，跟寻而至，发现自己隐居的地方。诗人这样说，不仅仅是表示不愿让人知，更多地是宣言自己绝不与新朝合作。全诗随手设譬，既符合自己身世与当时社会现实，又明白地表明了自己的志向，自然熨帖。
不过，诗人最终还是被人发现了，程文海、留梦炎等人交相荐举他出仕，他都严词拒绝，最后元世祖也下令他到京城大都去，在福建参政魏天祐的强逼下，他到了大都，不肯做官，绝食而死，实现了自己与新朝不两立的誓言。
这首诗题为《秋晚悲怀》，诗人把主题定得十分明显。自从宋玉在《九辩》中大抒悲秋情怀之后，感秋、悲秋就成为历来诗人常写的主题之一，这首诗也是借秋晚的景象，抒写诗人内心的悲感的。
起始两句“渐老多忧百事忙，天寒日短更心伤。”感叹时光易逝，壮志未酬。“渐老”则已是人生的秋天；“多忧”，可知世事并非平静；“百事忙”，可见劳生碌碌，生计维艰。但诗人伤怀者尚不止此，时已暮，天渐寒，日渐短，时序是不留情的，流逝的时光，不能够再回来了。“惟草木之零落兮，伤美人之迟暮！”作为一个有心的志士，诗人感到很悲伤。这两句是从悲秋之情着笔，先把心事和盘托出，以见情真。次两句写秋天的景色，但景中寓情，“数分红色上黄叶”，大自然原不过是点染秋色，诗人却体察到时事的易于变迁。“一瞬曙光成夕阳”，更使人深惜曙景不长，朝晖易成夕照。“数分”以显其渐变；“一瞬”，以明其短暂。秋晚降霜，黄叶染成了红色。日暮了，夕阳虽好，毕竟抵不上朝阳；“霜叶红于二月花”，虽然给人以另一种美的感受，但毕竟不及春花。诗人是多感的，他也懂得四时运行的规律，但面对现实，还是产生了淡淡的哀愁，因此这样的诗句，能引起很多人的同感。第五、六两句写诗人开拓心胸，从现实中力求振奋。诗人想到流去的春水，应有到海的时侯，它载去人们送别之情，祝愿它流进大海，汇成那雄波巨澜，在奔腾浩瀚、无边无际的海洋中，有它一份生命的力量。接着又想到山上的青松，青松的生命，是耐得住风霜的，在风欺霜打之后，依然虬枝奋昂，老干撑天，丝毫不带有畏怯的样子。前句以“应到海”表示推测，是写他人；后句以“合经霜”表示理所当然，是写诗人自己。前句于吟想中见柔情，是对他人的怀思；后句于激奋中见劲节，是诗人对自己的策励。但诗人此时并未得到完全的超脱，丝丝缕缕的秋怀，仍然使他有“岁月将零”的伤感。在诗的结尾中，诗人说：“壶中若逐仙翁去，待看年华几许长。”借用道书中壶公的故事，诗人说，如果能追随着壶中的仙翁，也许能知道人间日月的长短，而不致有岁月蹉跎、华年难再的感慨。
全诗以悲怀起兴，以自求振拔结束；中间两联，对仗自然，语言清新洒落，可见诗人风格的一斑。诗中所表达的情意，对当时怀才未遇的志士来说，有普遍的意义。
诗篇一展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一幅边塞军旅生活的安宁图景。首句“调角断清秋”，“调角”即吹角，角是古代军中乐器，相当于军号；“断”是尽或占尽的意思。这一句极写在清秋季节，万里长空，角声回荡，悦耳动听。而一个“断”字，则将角声音韵之美和音域之广传神地表现出来；“调角”与“清秋”，其韵味和色调恰到好处地融而为一，构成一个声色并茂的清幽意境。这一句似先从高阔的空间落笔，勾勒出一个深广的背景，渲染出一种宜人的气氛。次句展现“征人”与“戍楼”所组成的画面：那征人倚楼的安闲姿态，像是在倾听那悦耳的角声和欣赏那迷人的秋色。不用“守”字，而用“倚”字，微妙地传达出边关安宁、征人无事的主旨。
颔联“春风对青冢，白日落梁州”，“春风”，并非实指，而是虚写。“青冢”，是汉朝王昭君的坟墓。这使人由王昭君和亲的事迹联想到目下边关的安宁，体会到民族团结正是人们长期的夙愿，而王昭君的形象也会像她墓上的青草在春风中摇荡一样，长青永垂。“梁州”，当指“凉州”。唐梁州为今陕西南郑一带，非边地，而曲名《凉州》也有作《梁州》的，故云。凉州，地处今甘肃省内，曾一度被吐蕃所占。王昭君的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与凉州地带一东一西遥遥相对。傍晚时分，当视线从王昭君的墓地又移到凉州时，夕阳西下，余辉一片，正是一派日丽平和的景象。令人想见，即使在那更为遥远广阔的凉州地带，也是十分安定的。
颈联“大漠无兵阻，穷边有客游”，“大漠”和“穷边”，极言边塞地区的广漠；而“无兵阻”和“有客游”，在“无”和“有”、“兵”和“客”的对比中，写明边关地区，因无蕃兵阻挠，所以才有游客到来。这两句对于前面的景物描写起到了点化作用。
末联两句“蕃情似此水，长愿向南流”，运用生动的比喻，十分自然地抒写出了作者的心愿，使诗的意境更深化一步。“此水”不确指，也可能指黄河。诗人望着这滔滔奔流的河水，思绪联翩。他想：蕃情能像这大河一样，长久地向南流入中原该多好啊！这表现出诗人渴望民族团结的愿望。
全诗抒写诗人于边关的所闻、所见、所望、所感，意境高阔而深远，气韵直贯而又有抑扬顿挫，运笔如高山流水，奔腾直下，而又回旋跌宕，读来回肠荡气，韵味无穷。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