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派公子札访问鲁国,《左传》对经过情形有详细记载。当时的吴王馀祭是公子札的二哥。吴国在公子札的父亲寿梦就位时(前585年)就已称王。但中原诸国还是视吴国为蛮夷之邦,《春秋》记事称之为“吴子”,“子”的爵位在公、侯、伯之下,所以实际上是贬称。而《公羊传》出于“诸夏”的民族偏见和地域偏见,甚至否认吴国“有君、有大夫”,对《春秋》记事用语理解为抬高了吴国的地位。
这篇文章是《春秋公羊传》解释《春秋》为什么用“吴子”肯定吴国“有君”,用“聘”肯定吴国“有大夫”的。全文层层设问,步步深入,以事实说明公子札的贤、仁、深明大义,正是他使吴国在诸夏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此诗感伤交道浅薄,世态炎凉,人情反复,所谓“人心不古”。全诗通过正反对比手法和过情夸张语气的运用,反复咏叹,造成了“慷慨不可止”的情韵,吐露出诗人心中郁结的愤懑与悲辛之情。
开篇“翻手为云覆手雨”,就给人一种势利之交“诚可畏也”的感觉。得意时的趋合、失意时的纷散,翻手覆手之间,忽云忽雨,其变化迅速无常。“只起一语,尽千古世态。”(浦起龙《读杜心解》)“翻云覆雨”的成语,就出在这里。所以首句不但凝炼、生动,统摄全篇,而且在语言上是极富创造性的。
虽然世风浇薄如此,但人们普遍对交友之道毫不在意,“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殉荆轲湛(沉)七族”,“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刘峻《广绝交论》),说穿了,不过是“贿交”、“势交”而已。第二句斥之为“纷纷轻薄”,诗人说“何须数”,轻蔑之极,愤慨之极。寥寥几个字,强有力地表现出诗人对假、恶、丑的东西极度憎恶的态度。
这黑暗冷酷的现实使人绝望,于是诗人记起一桩古人的交谊。《史记》载,鲍叔牙早年与管仲交游,知道管仲的贤能。管仲贫困,曾欺负鲍叔牙,而鲍叔牙却始终善待他。后来鲍叔牙辅佐齐国的公子小白(即后来齐桓公),又向公子小白荐举管仲。管仲终于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他感喟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鲍叔牙对待管仲的这种贫富不移的交道是感人肺腑的。
“君不见管鲍贫时交”,当头一喝,将古道与现实作一对比,给这首抨击黑暗的诗篇添了一点理想光辉。但其主要目的,还在于鞭挞现实。古人以友情为重,重于磐石,相形之下,“今人”的“轻薄”越发显得突出。“此道今人弃如土”,末尾三字极形象,古人的美德被“今人”像土块一样抛弃了,抛弃得十分彻底。这话略带夸张意味。尤其是将“今人”一概而论,范围过大。但只有这样,才能把世上真交绝少这个意思表达得更加充分。
这首诗“作‘行’,止此四句,语短而恨长,亦唐人所绝少者”(见《杜诗镜铨》)。其所以能做到“语短恨长”,是由于它发唱惊挺,造形生动,通过正反对比手法和过情夸张语气的运用,反复咏叹,造成了“慷慨不可止”的情韵,吐露出诗人心中郁结的愤懑与悲辛。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咏闲居是重要主题之一,也称为闲适诗。对诗人们来说,所谓闲,不仅仅是没事做或不做事,而是相对出仕忙于公务而言,所以闲居诗往往成了隐居诗的代名词。司马光退居后,不能忘怀于朝廷政治,所以这首《闲居》写闲而实不闲,至少是身闲心不闲,因而格调与传统的闲居诗不同。
诗前两句说自己的老朋友及昔日的同僚们纷纷倒戈,支持新法,与自己断绝来往,家里安静得门可罗雀。第二句用汉翟公典故,讽刺人情冷暖,世风不古,表示自己胸中的不平。下半由此发挥。众叛亲离,他自然郁郁寡欢,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无精打采。连仆人也改变了以往惯有的勤俭,乘机偷懒,一场春雨过了,庭前杂草丛生,也没人去管。“僮更懒”三字,道出无限辛酸,大有“运衰奴欺主”的味道。
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句句写闲,门庭冷落,无人过访,就少了许多应酬,可以空闲;自己慵懒,无所事事,也是闲。但诗人笔下展示的生活场景不是优游闲散的,而是内外交困的;诗人的心情也不是恬淡安适的,而是抑郁不平的。此诗是浅显中有深致,平淡中有沉郁。这就是此诗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