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抒写作者对早春的热爱之情。全诗构思巧妙，虽只有第二句实写春色，而描写春色又只以柳芽一处而概括早春全景。后半段虽写仲春观花的惯常盛况，实际却更加反衬早春的独特与诗人的慧眼。
此诗写诗人对早春景色的热爱。前两句突出诗题中的“早春”之意。首句是诗人在城东游赏时对所见早春景色的赞美。这里有两层意思，既是表明，为诗家所喜爱的清新景色，正在这早春之中；同时也表明，这清新的早春景色，最能激发诗家的诗情。一个“清”字用得贴切。这里不仅指早春景色本身的清新喜人，也兼指这种景色刚刚开始显露出来，还没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环境显得很清幽。
第二句紧接第一句，是对早春景色的具体描绘。早春时，柳叶新萌，其色嫩黄，俗称“柳眼”。“才”字“半”字，都是暗示“早”。如果只笼统地写柳叶初生，虽也是写“早春”，但总觉得平淡无味。诗人抓住了“半未匀”这种境界，使人仿佛见到绿枝上刚刚露出的几颗嫩黄的柳眼，那么清新宜人。这不仅突出了“早”字，而且把早春之柳的风姿勾画得非常逼真。生动的笔触蕴含着作者极其欢悦和赞美之情。早春时节，气候寒冷，百花尚未绽开，唯柳枝新叶，冲寒而出，最富有生机，最早为人们带来春天的消息。写新柳，恰好抓住了早春景色的特征。
上面已将早春之神写出，如再作具体描绘，必成赘疣。下联用“若待”两字一转，改从对面着笔，用芳春的秾丽景色，来反衬早春的“清景”。“上林”即上林苑，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建于秦代，汉武帝时加以扩充，为汉宫苑。诗中用来代指京城长安。繁花似锦，写景色的秾艳已极；游人如云，写环境之喧嚷若市。然而这种景色人人尽知，已无新鲜之感。此与上联，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更加反衬出作者对早春清新之景的喜爱。
此诗纳清极、秾极之景于一篇，格调极轻快。诗篇特从“诗家”的眼光来写，又寓有理趣，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创作见解：即诗人必须感觉锐敏，努力发现新的东西，写出新的境界，不能人云亦云，老是重复那些已经熟滥的旧套。
这首诗是诗人被俘后路过建康（今南京）所作。前六句主要写了建康的历史地位、变化以及人民的不幸。最后两句对月抒怀，表达祖国河山为外敌所占的无奈和沉痛。
“金陵古会府，南渡旧陪京。”点明建康地位的诗句，很有王勃《滕王阁序》的开头：“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的意味。不过这两句并非在泛泛地介绍建康的历史，而是把它放在“会府”、“陪京”的位置上，使之越发显示出同国家兴亡的关系来，并进而说明作者所以一入建康便感慨系之的原因。同时，句中的一个“旧”字，还仿佛表示：陪京之事，已为陈迹，只可追抚，不得而再了。
“山势犹盘礴，江流已变更。”继言建康的变化。山势既然盘礴，江流也当依旧，这才是生活的真实，因为改朝换代并不能使山河改观。然而，国家变了，人事变了，作者的感情也变了，所以在诗人看来山势依旧，而江流已非，这种用艺术的真实“破坏”生活的真实而成的句子，古人叫做“无理语”。“无理语”有极强的表现力，清人贺裳称之为“无理而妙”（《皱水轩词签》），并说：“理实未尝碍诗之妙······但是千理多一曲折耳”（吴乔《围炉诗话》引）。之所似能够“多一曲折”，是由于感情的作用；反过来又因为有了这一曲折，感情被表达得更集中、更突出了。
“健儿徙幽土，新鬼哭台城。”则是说这里最大的变化是这里的人。元人入主中原后，宋朝的忠臣良将非迁即死。“健儿”、“新鬼”包括了忠于宋室的一切人；“徙幽土”、“哭台城”则是他们最可能有的归宿。本应居于城中的人偏徙幽土，含冤的鬼魂竟哭于往日繁华的台城，这里叙写的是建康的现实，也泣诉了作者的情怀。从写法上看，中间四句采用两两相对的形式：三、五句真事直写，朴素、有力；四、六句虚事实描，强烈、感人。
“一片清溪月，偏于客有情。”写对月伤怀。大约是山河供愁、人事催泪，所以当不堪回首的时候，作者只能掉头去看“清溪月”。也只有这月“偏于客有情”。有何情，作者不说，但从亡国以后的陪京“月”，同被俘以后解送北上的“客”的联系中不难得出答案。这里，诗篇以欲言又止的姿态刹尾，是有意留给以广阔的想象天地。无言的结果，可能敌得过万语千言。
诗歌首联，感慨人生道路多而漫长，天下之大，不知何时才能与堂兄再次相见。表达了与从兄分别后不知何处能相逢的伤感。
第二联希望珍惜时间，千万不要虚度，不然头发花白也难再相见，表达了岁月不等人，与从兄不知何时能相逢的伤感。这两句长于比拟，前句以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而又无处不在的时间，比作可任人随意抛掷的物体，后句以无主观感情可言的华发拟人。两个比拟手法的运用，既增强了诗句的形象感，又使之显得生动活泼。“莫虚掷”三字给人以警示，“不相容“一句更增强了人的紧迫感，两句都起到了极好的劝诫作用。
第三联是名句，注意炼词炼句，“摇”即摇动、晃动，月亮的倒影在水中随年荡漾，以动衬静，描绘出诗人送别从兄时环境的凄清冷寂。“雨”是诗眼，空城细雨绵绵，掩挡了钟声。
第四联写自己心随从兄而去，想象自己随从兄跨越万水千山，表达了强烈的不舍之情。
不知道是否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历史上的暴君的心理，这种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在平常人看来，暴君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些异乎寻常，按正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夏桀的宠姬妺喜爱听裂帛声，建造过“酒池肉林”；商纣王的酷刑“金瓜击顶”、“炮烙”、“虿盆”、做人的肉羹、活剖孕妇等等。
晋灵公弹射路人、杀厨子游尸的举动，仅仅用一般的残暴、狠是难以说明的，恐怕总有些变态心理，或者歇斯底里症一类的精神病，才能解释他的怪癖行径。如果真是这样，除了治病、关进疯人院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改邪归正，或者像赵穿那样，将其杀掉，以免危害更多的人。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致命的痼疾就在于，无论所谓的“天子”多么愚笨、痴呆，无论多么残暴、缺德，无论多么变态。病入膏肓，都是“神圣”的，不可冒犯的，不可弹劾讨伐的，否则，便会犯下各种“罪行”：欺君，亵渎，犯上作乱，直至弑君。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弥天大罪，不可赦免，甚至可以诛灭九族。
虽然有此痼疾，但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只要有昏情残暴的暴政。苛政存在，就有敢于诤言直谏的义士出现，并有敢于弑君的勇士出现，前者如赵盾，后者如赵穿。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甚至还包括以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代价，依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视死如归。
这些词语，只有用在这些义士、勇士身上才是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名实相符的。
其实，敢于直谏、敢于弑暴君，已远不止是一种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宗教信徒的迷狂。它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智的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抉择。有时，明知暴君不可理喻，有时明知自己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如荆轲刺秦临行前 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正义，即决不向残暴专制、黑暗腐朽屈膝让步的决心。
正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上山的巨石要滚下来一样，依然坚持不懈地推下去。人类的精神和行动的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显示了出来，结果则是次要的了，甚至并不重要了。
面对残暴和死亡而敢于挺身而出，这种行为表示了一种严正的抗议，表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翻看历史，这种抗议和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就好比光明和黑暗从来都是相随相伴，哪一方都没有消失过一样。也许，光明和黑暗永远都会这么抗衡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