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写景,并列三个意象(孤舟、微月、枫林)。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本有借月光写客愁的传统。而江上见月,月光与水光交辉,更易牵惹客子的愁情。王昌龄似乎特别偏爱这样的情景:“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行到荆门向三峡,莫将孤月对猿愁”,等等,都将客愁与江月联在一起。而“孤舟微月”也是写的这种意境,“愁”字未明点,是见于言外的。“枫林”暗示了秋天,也与客愁有关。这种阔叶树生在江边,遇风发出一片肃杀之声(“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真叫人感到“青枫浦上不胜愁”呢。“孤舟微月对枫林”,集中秋江晚来三种景物,就构成极凄清的意境(这种手法,后来在元人马致远《天净沙》中有最尽致的发挥),上面的描写为筝曲的演奏安排下一个典型的环境。此情此境,只有音乐能排遣异乡异客的愁怀了。弹筝者于此也就暗中登场。“分付”同“与”字照应,意味着奏出的筝曲与迁客心境相印。“水调子”本来哀切,此时又融入流落江湖的乐人(“流人”)的主观感情,引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迁谪者内心的共鸣。这里的“分付”和“与”,下字皆灵活,它们既含演奏弹拨之意,其意味又决非演奏弹拨一类实在的词语所能传达于万一的。它们的作用,已将景色、筝乐与听者心境紧紧钩连,使之融成一境。“分付”双声,“鸣筝”叠韵,使诗句铿锵上口,富于乐感。诗句之妙,恰如钟惺所说:“‘分付’字与‘与’字说出鸣筝之情,却解不出”(《唐诗归》)。所谓“解不出”。乃是说它可意会而难言传,不象实在的词语那样易得确解。
次句刚写入筝曲,三句却提到“岭色”,似乎又转到景上。其实,这里与首句写景性质不同,可说仍是写“鸣筝”的继续。也许晚间真的飞了一阵雨,使岭色处于有无之中。也许只不过是“微月”如水的清光造成的幻景,层层山岭好象迷蒙在雾雨之中。无论是哪种境况,对迁客的情感都有陪衬烘托的作用。此外,更大的可能是奇妙的音乐造成了这样一种“石破天惊逗秋雨”的感觉。“千重万重雨”不仅写岭色,也兼形筝声(犹如“大弦嘈嘈如急雨”);不仅是视觉形象,也是音乐形象。“千重”、“万重”的复叠,给人以乐音繁促的暗示,对弹筝“流人”的复杂心绪也是一种暗示。在写“鸣筝”之后,这样将“岭色”与“千重万重雨”并置一句中,省去任何叙写、关联词语,造成诗句多义性,含蕴丰富,打通了视听感觉,令人低回不已。
弹到激越处,筝弦突然断了。但听者情绪激动,不能自已。这里不说泪下之多,而换言“泪痕深”,造语形象新鲜。“收与”、“分付与”用字同妙,它使三句的“雨”与此句的“泪”搭成譬喻关系。似言听筝者的泪乃是筝弦收集岭上之雨化成,无怪乎其多了。这想象新颖独特,发人妙思。此诗从句法、音韵到通感的运用,颇具特色,而且都服务于意境的创造,浑融含蓄,而非刻露,《诗薮》称之为“连城之璧,不以追琢减称”,可谓知言。
诗的开头“欲别”二字,紧扣题中“别离”,同时也为以下人物的言行点明背景。“牵郎衣”的主语自然是诗中的女主人公,她之所以要“牵郎衣”,主要是为了使“欲别”将行的丈夫能暂停片刻,听一听她诉说自己的心里话;另外,从这急切、娇憨的动作中,也流露出女主人公对丈夫的依恋亲密之情。
女主人公一边牵着郎衣,一边娇憨地问:“郎今到何处”?在一般情况下,千言万语都该在临行之前说过了,至少也不会等到“欲别”之际才问“到何处”,这似乎不合常规。但是,联系第四句来看,便可知道使她忐忑不安的并不是不知“到何处”的问题,而是担心他去 “临邛”,那才是她真正急于要说而又一直难于启齿的话。“郎今到何处”,问得多余,却又问得巧妙。
第三句宕开一笔,转到归期,按照常情,该是盼郎早归,然而她却偏说“不恨”。这个“不恨”,联系到第四句中诗人引用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典故,便可知她是怕男主人公去觅新欢。可见“不恨归来迟”,隐含着女子痛苦的真情,“不恨”,不是反语,也不是矫情,而是真情,是愿以两地相思的痛苦赢得彼此永远相爱的真情,她先如此真诚地让一步,献上一颗深情诚挚的心,最后再道出那难以启齿的希望和请求 “莫向临邛去”。其用心之良苦,可谓“诗从肺腑出,出则愁肺腑”(苏轼《读孟东野诗》)。
诗的前三句拐弯抹角,都是为了引出第四句,第四句才是“谜底”,才是全诗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抓住它才能真正地领会前三句,咀嚼出全诗的情韵。
诗人用这种回环婉曲、欲进先退、摇曳生情的笔触,熟练而又细腻地刻画出女主人公在希求美满爱情生活的同时又隐含着忧虑不安的心理,并从这个矛盾之中显示了她的坚贞诚挚、隐忍克制的品格。全诗言简意丰,隽永深厚,耐人寻味。
文章记述了郑国的上卿子皮和继任子产的一段对话,表现了子产的远见卓识和知无不言的坦诚态度,而子皮则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二人互相信任、互相理解,堪称人际关系的楷模。文章围绕用人问题展开对话,人物形象鲜明突出,语言简练畅达,叙述线索清晰,善用比喻,层层论证,令人信服。
文章显示了《左传》善于叙事,叙事线索分明,叙述描写详略得当、结构严谨的特点。全文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用人问题展开,下笔开门见山,收笔一唱三叹,中心突出,线索明确,结构严谨;重点描写子皮与子产的对话,通过对话展现二人在用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个性,表现作者对用人问题的深刻认识,而对子皮如何具体安排使用尹何、子产的想法和做法则一笔带过,可谓详略得当。
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对子皮和子产的言行描述生动逼真,人物性格跃然纸上。子产对身为上级的子皮劝告,先是委婉的反对:“ 少,未知可否。”看到子皮仍坚持己见,并坦诚表明了内心想法,子产则斩钉截铁地进行反对:“ 不可。”然后细致晓畅而动情地分析了子皮思想的错误性,以自己的高瞻远瞩和诚恳态度感动了子皮,让子皮心服口服地接受了他的劝告,并加强了对他的信任和重视,显示了贤能之士的智慧和才能。而子皮在自己的想法遭到下属的反对之后,不是置之不理,而是坦诚表明自己的想法意图;在听了下属更为坚决的反对和详细分析之后,他不但对下属的见解大加赞赏,而且十分真诚地向对方表示了自己由衷的佩服,十分大度地接受子产的建议,并进一步加大了对子产的信任和重用,这正是作者在《左传》中极力推崇强调的明君典型。
文章的语言,特别是子皮、子产二人的对话,简炼而丰润,含蕴而畅达,曲折而尽情,极富表现力,是典型的《左传》语言。
《诗经》中有许多人物的赞歌,称赞的对象也很广泛。其中重要一类被称颂的对象,是各地的良臣名将。先秦时代,正是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走向统一的时代,人们希望和平、富裕的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能臣良将身上。赞美他们,实际上是表达一种生活的向往。《淇奥》便是这样一首诗。据《毛诗序》说:“《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这个武公,是卫国的武和,生于西周末年,曾经担任过周平王(前770—前720年在位)的卿士。史传记载,武和晚年九十多岁了,还是谨慎廉洁从政,宽容别人的批评,接受别人的劝谏,因此很受人们的尊敬,人们作了这首《淇奥》来赞美他。
从诗本身而言,只是一曲形象的赞歌,时间、地点、人物的指涉性不强,因此可以说,诗中形象并非实指,而是周王朝时代一个品德高尚的士大夫,具有泛指意蕴。全诗分三章,反覆吟咏。但在内容上,并不按诗章分派,而是融汇赞美内容于三章之中。这是因为诗歌本身比较短小,不能长篇铺叙,无法按称颂对象的各个方面一一分述,只能混涵概括,点到为止。同时,三章内容基本一致,就起了反覆歌颂的作用,使听者印象更加深刻。
《淇奥》反覆吟颂了士大夫几个方面的优秀之处:首先是外貌。这位官员相貌堂堂,仪表庄重,身材高大,衣服也整齐华美。“会弁如星”、“充耳琇莹”,连冠服上的装饰品也是精美的。外貌的描写,对于塑造一个高雅君子形象,是很重要的。这是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其次是才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文章学问很好。实际上,这是赞美这位君子的行政处事的能力。因为卿大夫从政,公文的起草制定,是主要工作内容。至于“猗重较兮”、“善戏谑兮”,突出君子的外事交际能力。春秋时诸侯国很多,能对应诸侯,不失国体,对每个士大夫都是个考验。看来,诗歌从撰写文章与交际谈吐两方面,表达了这君子处理内政和处理外事的杰出能力,突出了良臣的形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歌颂了这位君子的品德高尚。“如圭如璧,宽兮绰兮”,意志坚定,忠贞纯厚,心胸宽广,平易近人,的确是一位贤人。正因为他是个贤人,从政就是个良臣,再加上外貌装饰的庄重华贵,更加使人尊敬了。所以,第一、第二两章结束两句,都是直接的歌颂:“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从内心世界到外貌装饰,从内政公文到外事交涉,这位士大夫都是当时典型的贤人良臣,获得人们的称颂,是必然的了。此诗就是这样从三个方面,从外到内,突出了君子的形象。诗中一些句子,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成为日后人们称许某种品德或性格的词语,可见《淇奥》一诗影响之深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