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西行》是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旧题，内容写边塞战争。陇西，即今甘肃宁夏陇山以西的地方。这首《陇西行》诗反映了唐代长期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虚实相对，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用意工妙。诗情凄楚，吟来潸然泪下。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以精炼概括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军誓死杀敌，奋不顾身，但结果五千将士全部丧身“胡尘”。“誓扫”、“不顾”，表现了唐军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献身精神。汉代羽林军穿锦衣貂裘，这里借指精锐部队。部队如此精良，战死者达五千之众，足见战斗之激烈和伤亡之惨重。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没有直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闺梦”联系起来，写闺中妻子不知征人战死，仍然在梦中想见已成白骨的丈夫，使全诗产生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确知亲人的下落，毕竟是一种告慰。而这里，长年音讯杳然，人早已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妻子却还在梦境之中盼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觉察，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这诗的跌宕处全在三、四两句。“可怜”句紧承前句，为题中之义；“犹是”句荡开一笔，另辟新境。“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梦境；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一边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迥异，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凝聚了诗人对战死者及其家人的无限同情。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认为，此诗化用了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意，称它“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贾文着力渲染孤儿寡母遥祭追魂，痛哭于道的悲哀气氛，写得沉痛而富有情致。文中写家人“设祭”、“想魂”，已知征人战死。而陈陶诗中的少妇则深信丈夫还活着，丝毫不疑其已经死去，几番梦中相逢。诗意更深挚，情景更凄惨，因而也更能使人一洒同情之泪。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赞赏此诗后二句“用意工妙”，但指责前二句“筋骨毕露”，后二句为其所累。其实，首句写唐军将士奋不顾身“誓扫匈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次句写五千精良之兵，一旦之间丧身于“胡尘”，确实令人痛惜。征人战死得悲壮，少妇的命运就更值得同情。所以这些描写正是为后二句表现少妇思念征人张本。可以说，若无前二句明白畅达的叙述描写作铺垫，想亦难见后二句“用意”之“工妙”。
这篇记文，先历叙园的地理位置，显得郑重之至。接着便处处扣住“随”字，写葺园的经过与作者的趣味，表现了作者洒脱放任的处世观，充满了初得园的喜悦及对将来悠游林仓的生活的憧憬。袁枚的记游一类文章与他的传记文不同，一是力求简洁，一是注重铺陈场景与刻画人物。文中第二段述及造园原则时，运用了大量整句，将园林“就势取景”的造园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笔法，也是对韩愈、柳宗元散文作法的继承。
文章首段先写随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详细介绍了金陵四周的美景，为后文得享美景时的喜悦做了铺垫。
第二段作者主要叙写随园的来历以及自己治园的经过。中国古代造园的原则讲求利用已有的环境条件，精心设计，使园林虽由人造，却宛如天开。作者将原本的“隋园”改成“随园”，这个“随”字的含义正是体现了中国园林造园之奥妙，园林美学的精髓，同时也暗含着袁枚随顺自然、随时之宜的审美理想与人格象征。
最后一段则抒写了袁枚舍官就园，安享园林之乐的情怀。他引苏轼“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一句，表明自己仕与不仕皆随顺自然的心态。“随”字也正是袁枚追求自由随性的人生观、仕宦观的显露，充分显示了袁枚以“性灵说”驰骋文坛的诗人气质。
袁枚写这篇文章。一方面为他精心修造园林解嘲，一方面也为了扩大随园的影响。但写对自己经营的园林有感情，并把侈造园林的操劳和做宫的仰人鼻息作比较，这些思想应该是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