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是一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篇，诗人在饮用越人赠送的剡溪茶后所作，他激情满怀，文思似泉涌井喷，诗人从友赠送剡溪名茶开始讲到茶的珍贵，赞誉剡溪茶（产于今浙江嵊县）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在细腻地描绘茶的色、香、味形后，并生动描绘了一饮、再饮、三饮的感受。然后急转到“三饮”之功能。“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饮茶的精神享受作了最完美最动人的歌颂。
这首诗给人留下有二层意义：一是“三饮”之说。当代人品茶每每引用“一饮涤昏寐”、“ 再饮清我神”、“ 三饮便得道”的说法。“品”字由三个“口”组成，而品茶一杯须作三次，即一杯分三口品之。二是“茶道”由来缘于此诗，意义非凡。茶叶出自中国，茶道亦出中国。“茶道”之“道”非道家的“道”，而是集儒释道三教之真谛。儒主“正”，道主“清”，佛主“和”，茶主“雅”，构成了中国茶道的重要内涵。皎然首标“茶道”，使茶道一开始就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中唐以湖州为中心的茶文化圈内任何僧侣、文人所不可匹敌的。结合皎然其他重要茶事活动，可以认为皎然是中国禅宗茶道的创立者。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借助于饮茶使思想升华，超越人生，栖身物外，达到羽化成仙或到达参禅修行的美妙境界，是中国古代茶道的主要类型之一。皎然的“三饮”便得道把饮茶活动作为修行悟道的一条捷径，借助于饮茶活动得到物我两忘的心灵感受，达到仙人般精神境界。
本诗的艺术特点主要是采用借喻等手法，形象地揭示出写诗的目的，蕴意丰富，很有吸引力。诗词语言精练，比喻恰当，想象丰富，寓意深刻。
首联这两句诗，借用神话小说的内容，写白骨精的生成。用这一生动而形象的比喻，科学地概括了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规律。“一从”和“便有”两个词相呼应，强调出两个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自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兴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雷霆之后，就产生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势力，这些就像从一堆腐朽的白骨中化生出妖精来兴风作浪一样。
这两句诗是针对郭沫若诗中“千刀当剐唐僧肉”说的。“僧”，指剧中的唐僧。他错误地惩罚了斩妖除魔的孙大圣，三度放过了白骨精。但他只是属于辨不清敌友，误把变化成人样的白骨精当做朋友，受了欺骗和蒙蔽，而不是与白骨精同谋陷害孙大圣的。同时，唐僧自己也是受害者。诗人一个“愚”字，便简练地点出了这一点。僧与妖一作“犹可”，一作“必成”，十分准确地点明他们应持的本质，以及我们对他们的不同态度。
戏中的白骨精尽管是那样诡计多端，但终究逃脱不了“齐天大圣”的“火眼金睛”，最后的下场只能是被“金箍棒”打得粉身碎骨，其所制造的千里妖雾尘埃被扫灭，而使太空得到了澄清。很显然，是借此比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也可能在一个时期内气焰嚣张，制造什么千里尘、万里埃，但到头来只能像白骨精那样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
与开头相呼应，运用借喻的修辞方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所以再一次受到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拥护，就是因为世界上又出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他们又兴妖作怪起来了，人民希望真正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再一次把妖雾澄清，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前进。“今日”、“又重来”这些字眼的运用，巧妙地和首联相呼应，再一次深刻地揭示出当前这场斗争，实质上是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之间的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这首诗同郭沫若的原诗都是通过比喻来说明道理的。即使不加注释，在了解当时形势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看出诗中说的道理。这同全诗形成了一个比喻系统有关。因为这个比喻系统中作为喻体的人物与相关情节为人们所熟知，诗人巧妙地利用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人物、情节言事，所以显得既含蓄又明显。当然，这当中也有诗人在原故事情节基础上的想象拓展，如以“风雷”喻共产主义运动，以“玉宇”喻全世界等，但又与传统的比喻习惯相合，故显得自然贴切，不待解释，即可意会。
“年年才到花时候，风雨成旬”，作者本来要写这年寻花被误，可是一开始用的是一个含量更大的句子，这样子不仅能罩得住全篇，而且使题旨得到更广泛的扩充。“不肯开晴”语意和“风雨成旬”略同。不过这不是多余的重复，因为如果只是“风雨成旬”，那么那些痴情的惜花者也许会想：总该有一刻的天晴吧，只要乘这个机会看上一眼春花，也就不枉度此春！看那“误却寻花陌上人”的人或者就是这么想的。不然他明知“风雨成旬”，为什么还要寻花陌上呢？而正是因为有了“不肯开晴”，“误却”二字才更见份量。
但是，词篇也不是顺着一个方向发展下去的。过片的“今朝报道天晴也”就忽如绝路逢生，然而紧接着又一个转折：“花已成尘”！上片说“误却”，总还是误了当日仍有下一日的希望。而此时一个“尘”字已经把花事说到了头，因此对寻花人来说，剩下的便只有懊丧与绝望。“寄语花神，何似当初莫做春”是作者的怨怼语，也是痴想。这种痴，正说明了他的情深；而这种至情寄托着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感喟，词中埋怨花开不得其时，也蕴含了作者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感慨。
清代刘熙载说：“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艺概·文概》）我们读《孟子见梁襄王》也就可以得到印证。这一章选自《孟子·梁惠王上》，以孟子见过梁襄王之后，向人转述他与梁襄王对答的情况，表现了主张“仁政”“王道”的一贯思想。
孟子处于战国七雄争霸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正在崛起，并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因而社会矛盾更趋激烈，兼并战争日益频繁。“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争和“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阶级对立，正如孟子所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孟子到处宣扬“保民而王”“仁义为本”的思想，在当时符合人民的愿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孟子首先到梁（今开封）谒见梁惠王，向梁惠王游说，在此并见到梁惠王的儿子，也就是梁襄王。孟子与梁襄王的应对中，孟子先以天上雨水比喻君泽，后以地上流水比喻民心，相互关联，又各赋其义，既自然又新颖，既为人熟知又让人深感贴切，这不仅鲜明地表明了孟子的观点，还表现出他高超的谈话艺术。